李紅旗，一個愛收藏古玩的農民，1997年他花2500塊錢，從一個地攤上淘來5張紙片。
因為此事，新婚不久的媳婦罵他傻，甚至覺得這些紙片有些晦氣。
直到父親發現了兒子高價買回來的這些紙片，在細細檢視後，突然冒出一句話：“這是烈士的東西，咱應該還給人家。”
起初，李紅旗並不同意把它們免費送回去，最後還是他了解到了那場戰爭的殘酷後，才決意要找到烈士的家屬。
而李紅旗這一找，就長達十多年之久。
事情的原委，還得從1997年說起，那年的李紅旗新婚不久，帶著妻子去保定度蜜月，無意間在一個地攤上發現了5張紙片。
在李紅旗細細翻看後，才發現這些紙片是“革命烈士家屬證明書”，這些證書看上去年代久遠，紙張也有些微微發黃，但儲存還算完整，上面還清楚地寫著烈士的姓名、家鄉地址和犧牲的時間地點。
乍一看，李紅旗也分不清這些烈士證明的真假，可是憑著他對“古玩”的愛好，心裡還是有種想把它買回家的衝動。
在詢問攤主價格後，一旁的妻子卻不樂意了，妻子埋怨地說：“什麼？一張破紙五百塊？”
李紅旗沒理妻子，而是一邊和攤主討價還價，一邊檢視貨架上的其它東西，突然間，一本油印的抗美援朝戰爭記錄，以及一份高級別官員簽署的唁電，吸引了李紅旗的注意。
在這本油印戰爭記錄本中，記載了幾次軍事會議，以及備戰的情況，看到這裡，李紅旗瞬間確定，這下子撿到寶貝了。
為了搞清楚這些寶貝的來歷，李紅旗與攤主閒聊，試圖套出一些有用的線索。
攤主說：“這些東西是從收舊貨那裡淘來的。”
李紅旗又問：“收舊貨的從哪裡搞到的？”
攤主看了看四周，拉低聲音告訴李紅旗：“聽說是從一個部隊的舊貨倉庫裡收來的，部隊換防，扔掉了很多舊東西。”
李紅旗大喜，確定了這些寶貝的真實性後，也不顧妻子的反對，以每張500元的價格買下了5本烈屬證，以及那本油印的作戰記錄。
起初，李紅旗並沒有什麼送烈士回家的想法，他的本意是先低價買下，過段時間再高價賣出去，補貼一些家用。
回到家後，李家父親聽說兒子花了大價錢，淘回來5張紙片，心中又氣又好奇，便拿過來細細檢視。
對著光線看了許久後，李父突然嚴肅地說：“這是5張烈屬證明，是烈士的東西，咱們應該還給人家。”
李紅旗有些不樂意，還回去？這可是他花大價錢淘來的，在他看來，父親年紀大了胡說八道。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父親一直都在嘮叨李紅旗，勸他把烈士證送還給家屬，並說：“千年字兒會說話，把烈屬證送回去，不就等於送烈士回家？”
最初，聽著父親的嘮叨，李紅旗並不當一回事，只是在他偶然翻閱那本作戰記錄時，心裡卻有些不好受起來。
李紅旗淘回來的那本作戰記錄，全名叫做《全軍第二次作戰會議記錄》，而那5張烈屬證，是1951年簽發的，屬於抗美援朝戰爭中著名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8軍的戰士。
38軍——彭德懷筆下的“萬歲軍”，也是朝鮮戰場上打得最艱苦的一支部隊，在戰鬥中，很多戰士連雙鞋也沒有，光著腳在雪地上行軍打仗。
每每翻看那本作戰記錄時，李紅旗的心裡都不好受，拿烈屬證去掙錢的想法，也在李紅旗腦子裡消失了。
於是，李紅旗做出了一個決定，那就是把這5本烈屬證送回去，送到烈士家屬的手中去，讓他們能與親人團聚。
只是，這時的李紅旗想得太過簡單，他覺得只要照著烈屬證的地址找回去，就能找到家屬，可沒想到，他這找就是十年之久。
李紅旗送的第一張烈屬證，屬於一位叫做陳玉山的烈士，上面的地址是河北磄河縣二區鐵佛堂村，他把電話打到了河北省地名辦，對方卻說沒有磄河縣這個地方。
李紅旗好聲好氣地拜託對方，請他去查一查磄河縣二區，對方卻直接掛掉了電話，李紅旗再打過去時，直接說出要找烈士家屬的事。
這次，接電話的人急了，對方告訴李紅旗：“我們真的找過了，沒有磄河縣，建國前後那段時間，地名管理特別混亂，有的地方一個月改兩三個地名，真找不到。”
掛電話之前，對方建議李紅旗去河北省檔案館試一試，或許能找到一些線索。
可從114查到河北省檔案館之後，李紅旗給對方打去電話，只是查了好幾次，對方都沒有查到磄河縣的地址，這時的李紅旗才知道，這事並不好辦。
無奈之下，他只得重回當初買到烈屬證的古玩市場，試圖查詢一些舊地圖，最主要的是找建國前後的舊地圖。
那段時間，李紅旗跑遍了整個古玩市場，每次都是隻看不買，連攤主都要轟他走。
外出打工後，李紅旗四處打聽磄河縣，還拜託了很多做買賣和跑運輸的外地人，幫他一起找一找磄河縣。
時間一長，李紅旗的怪異舉動，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大家紛紛詢問他打聽磄河縣的原因，李紅旗說：“我要去送烈屬證。”
這句話，讓眾人哈哈大笑，因為大家都覺得他是吃飽了沒事幹，有些人見李紅旗找的辛苦，便委婉地勸他：“是不是烈屬證寫錯了，河北根本沒有這個縣。”
只是，無論外界如何評價李紅旗，他都沒有放棄尋找，好幾年過去了，李紅旗的尋找也終於迎來了一絲轉機。
那天，他在一張保定的地圖上，無意間發現了一條河叫做唐河，他立即去查這個地方，卻發現唐河歸唐縣管。
於是，李紅旗又給唐河縣的民政局打去電話，在電話中，李紅旗問道：“你們那裡1951年是叫磄河縣嗎？”
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回答：“那麼早的事情，我不知道。”
李紅旗又問：“我這裡有張烈屬證，寫的是磄河縣，想給人送回去，請你幫我想想辦法，找一找這個地方。”
聽了李紅旗這樣說，對方表示會替李紅旗找一找，半個小時後，李紅旗再次打去電話，這次，對方很明確地告訴李紅旗，唐縣歷史上從未叫過磄河縣。
對於這個結論，李紅旗並不相信，他覺得對方在搪塞自己，於是管對方要了個傳真號，把烈屬證的影印件發了過去。
這時的李紅旗想法很單純，他覺得對方或許把他當成了騙子，如果有張烈屬證，或許會好一點。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李紅旗給對方打了很多電話，可時間一長，對方只要一聽見李紅旗的聲音，就能立刻識別出他來，還多次強調沒有磄河縣這個地方。
希望再次破滅後，李紅旗有些沮喪，一次和父親喝酒聊天時，李紅旗嘆氣說：“這些烈屬證怕是再也找不到主人了。”
之後的日子裡，李紅旗把5張烈屬證看了又看，又多次翻閱那本作戰記錄，終於被他發現一個細節。
那就是烈屬證的左半邊不齊整，像是有人撕下來的，上面還蓋著紅色志願軍部隊的印章。
李紅旗心想，或許烈屬證的另一半，還留在部隊的存根上。
期間，一個在盧溝橋紀念館工作的親戚，在檢視李紅旗買回來的烈屬證後，覺得這些證件應該不是造假的，於是便建議李紅旗去北京軍事博物館問一問。
2003年，李紅旗帶著烈屬證去了北京，找到軍事博物館的一位專家，核實了這些烈屬證都是真的之後，還仔細查看了李紅旗手裡的唁電。
最終，專家告訴李紅旗，唁電裡那位犧牲的烈士，很有可能是一位級別較高的軍官，信上對烈士生平功績描述較多，信末還有多位志願軍高階官員聯合署名。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這些烈屬證和唁電是真的，為何沒送到烈屬家屬的手中呢？關於這一點，專家也搞不清楚原因。
2007年7月份，一個做生意的人來到了李紅旗的村子裡，李紅旗與對方閒聊時，想到了那些烈屬證，便問對方：“你知道鐵佛堂村嗎？”
這句話，李紅旗問了很多人，也問了很多年，可每次都得不到什麼線索。
然而，這一次，對方卻告訴李紅旗：“知道，在香河有個鐵佛堂村，我總在那邊做小買賣。”
李紅旗大喜，多年的尋找總算有了結果，他立即回家將此事告訴家人，之後，李紅旗立即打給114，查詢鐵佛堂村的資訊，最終查到了鐵佛堂村小學的電話。
李紅旗把電話打到小學，想問一下陳玉山烈士家屬的資訊，接電話的人有些不耐煩，很快就掛掉了電話。
李紅旗沒有氣餒，主動回撥了過去，依舊被對方結束通話，反覆幾次之後，李紅旗明白了，對方怕是以為遇上騙子了。
但這一次，李紅旗並沒有生氣，他知道，時隔幾十年，一個農民打電話自稱要送烈屬證，誰會信呢？
為了讓對方相信自己，李紅旗說要給他們發覆印件看一看，然而，對方的警惕性很高，直接把電話撂在一邊，這下李紅旗怎麼都打不進去了。
無奈，李紅旗只好另外想個辦法，既然小學的電話打不通，那麼村裡的其他人呢？一個村的電話號碼，前幾個號碼是一樣的，後幾位肯定有些差別，一個個試，總會打通。
於是，李紅旗花100塊買了張電話卡，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按照尾數123、124的順序打過去。
最終，當這電話卡的話費快要花完時，李紅旗終於撥通了一個號碼，是鐵佛堂村的一個工廠。
幸好，這個工廠的人很有耐性，在聽完李紅旗的訴說後，還給他出了一個主意，對方告訴李紅旗，村裡有個幹部在工廠檢查，或許可以問一問這個幹部。
聯絡上這名村幹部之後，李紅旗說自己正在尋找烈士陳玉山的家屬，並告訴幹部，在烈屬證上留的家屬名字，就叫做陳玉清。
這時的李紅旗也沒抱太大的希望，畢竟他找了這麼多年，早已經習慣一無所獲了。
4天之後，李紅旗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上來就說：“我就是你要找的陳玉清。”
李紅旗有些驚訝，因為他也沒想到這次的事這麼順利，對方告訴李紅旗，他就是烈士陳玉山同父異母的弟弟，比陳玉山小15歲，父母早已去世，自己也70多歲了。
名字、年紀、村裡的地址，都對上了，可對方所在的“香河”卻與烈屬證上的磄河縣不一致，李紅旗想了想，或許是時間過去太久，名字改了也說不定。
於是，他在電話中表明，要把陳玉山的烈屬證送過去，但對方卻回覆說：“不要，我不要你給我送烈屬證。”
李紅旗愣住了，不要烈屬證？他為什麼不要呢？是不是怕自己敲詐他？
第二次通話時，李紅旗直接挑明瞭說：“我不要你的錢，我要是想掙錢，就不費那麼大的力氣找你10年了。”
聽到李紅旗這話，對方嘆了一口氣說：“不，你不能來，要是你來，我欠你一個大大的人情債，我這輩子都還不清，你別給我送來。”
李紅旗與陳玉清老人
後來，李紅旗才知道，陳玉清拿著烈屬證影印件去過北京，找過解放軍總政治部，也找過北京軍區，最後找到了陳玉山烈士服役的38軍。
原來，在陳玉清看來，這樣才是“規矩”的做法。
只是，被拒絕的陳玉清，還是決定親自去陳家看一看，而這一看，他的內心卻被觸動了。
到了陳家的那一天，陳玉清一見李紅旗就哭了出來，在陳玉清的訴說中，李紅旗也知道了烈士陳玉山的故事。
原來，當年陳玉山與父親吵架後，賭氣離開了家中，後來又參了軍，犧牲在了戰場上。
而家中的父親，卻對這一切渾然不知，直到1978年去世時，父親都在掛念這個兒子，甚至還埋怨自己快死了，兒子都不回來看他。
當李紅旗送來陳玉清的烈屬證時，老人特地去父親的墳前上了一炷香，說明了哥哥沒有回來的真正原因。
而在陳玉山的烈屬證上，寫著這樣一段話：陳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防線”的戰鬥中犧牲，34歲。
這時的李紅旗也在感嘆，如果陳玉山當初填的是父母的名字，自己可能怎麼都找不到烈士的家屬了，幸好，陳玉清比哥哥小15歲，還健在。
很快，李紅旗給陳家送來烈屬證的事，也傳到了民政局，領導趕來陳家探望烈士家屬，還表明按照當年的政策，可以給家屬分2000斤小米。
把一個烈士送回了家，李紅旗心中寬慰不少，他用了10年時間尋找，總算沒有白費。
當地的媒體報道了這件事後，李紅旗彷彿看見了希望，是啊，現在是新社會了，媒體的力量這麼發達，自己幹嘛不借助媒體的力量呢？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李紅旗分別找到了兩家報社，將天津籍的烈士李金樹和北京籍的烈士呂奎才的資訊，登上了報紙。
只是在刊登資訊時，報社出現了失誤，錯把李紅旗的年紀寫大了幾十歲，但李紅旗並不在乎，因為媒體的原因，他很快就找到了呂奎才的家屬。
最先看到呂奎才訊息的，還是與呂家相識的一位熟人，熟人見烈屬證上刊登的家屬名字是呂奎才的父親，便把這訊息傳達給了呂奎才的嫂子鄧淑清。
其實，鄧淑清與小叔子呂奎才並不熟，她嫁進呂家時，小叔子早已被國民黨抓了壯丁。
而且在她的記憶中，小叔子並不叫呂奎才這個名字，可烈屬證上的家屬名字，又確實是自家公公的姓名。
為了核實這件事，鄧淑琴給李紅旗打去了電話仔細詢問，又去問上了年紀的老鄰居，然而，一段時間後，事情卻越來越複雜了。
那天，鄧淑琴家中的老家做修整時，無意間發現了牆壁縫隙中有個包裹，包裡裝著兩張軍屬證，從磨損得邊角來看，年代十分久遠。
第一張軍屬證是軍部在1950年8月12日簽發的，名字是“呂金財”，第二張軍屬證則是上級單位在1950年8月29日簽發的，名字是“呂敬財”。
這下鄧淑琴可犯了難，加上李紅旗手中的烈屬證，一共三份，到底哪一份才是真的？
據李紅旗推斷，烈屬證上的名字應該是呂金財，填寫名字的人，應該誤將金寫成了奎，又將財寫成了才。
幸好，除了名字之外，烈屬證和軍屬證上的家屬名字和地址以及年齡，都是一模一樣的。
而在鄰居的訴說中，鄧淑琴才拼湊起了一些資訊。
據鄰居說，小叔子呂金財是在北平解放的三天前被國民黨抓了壯丁，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家人收到軍屬證後才知道他參加瞭解放軍部隊，後來又跟著部隊去了東北。
因為多年以來，家裡一直沒有呂金財的訊息，哥哥和父親便四處打聽。
直到毛主席接見革命烈士家屬時，專門接見了呂金財的父親，家人才停止尋找他的訊息，後來，呂家父親去世，呂金財也被人遺忘了。
李紅旗把烈屬證送到呂家時，大家才知道呂金財是個烈士，鄧淑琴也哭著說：“他終於認祖歸宗了。”
而中央電視臺的一位編導，在看過關於李紅旗的報道後，也決定替他尋找天津籍烈士李金樹的家屬。
有了記者和媒體的介入，這次的尋找十分容易，民政局的工作人員極其配合，很快就展開查詢。
在烈士李金樹的烈屬證上，家庭地址為：河北省天津市滿樓區張窩管村，家屬名字為：李同玉。
而當年河北轄下的天津也早成為直轄市，只是烈屬證上的滿樓區卻遍尋無果。
查詢地址失敗後，李紅旗又從家屬名字下手，經過公安局的查詢，雖然找到一個叫做李同玉的人，但對方並沒有兄弟，家裡也沒人當兵。
無奈之下，李紅旗只好求助當地的報社，請求媒體的介入，幾天後，有位讀者看到這則報道，突然想起隔壁村有個老人叫做李金樹，他的父親就叫做李同玉。
得知這個訊息，李紅旗立即前往李金樹所在的潘樓村，巧合地是，這裡離他們在公安局查到的那個李同玉的住址非常近。
據李金樹老人回憶，他確實有個哥哥當兵去了，幾十年來音信全無，而烈屬證上的地址寫錯了，並不是“滿樓區張窩管村”，而是“張窩鄉管轄的潘樓村”。
李紅旗找過去時，心裡也奇怪李金樹老人怎麼和烈士李金樹同名，據老人回憶，當年家中幾個兄弟都沒有大名，父親便稱呼幾個孩子為大柱、二柱、三柱。
而健在的李金樹老人，就是家裡的二柱，上了夜校後，老師便給他取名為李金樹，據老人估計，哥哥大柱很可能是在部隊裡改名為李金樹。
連老人自己都沒有想到，事情會有這麼巧，兄弟倆居然起了同一個名字，或許這就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吧。
之後，在鄰居的介紹中，李紅旗也知道了李家的悲慘遭遇。
在那個年代，李家窮得叮噹響，為了養活一家人，弟弟三柱被以兩袋棒子麵的價格賣掉，從此下落不明，母親外出要飯時也死在了外頭。
只是，即便失去了母親和弟弟，也沒能改變家裡貧窮的命運。
看著家裡人實在是活不下去了，身為大哥的烈士李金樹，便頂替鄰村的一名男子，加入了國民黨的部隊，換來1000斤棒子麵，這才養活了全家人。
後來，烈士李金樹加入瞭解放軍的隊伍，犧牲在了朝鮮戰場上，也就有了後來李紅旗送烈士回家的事。
三位烈士被送回家後，李紅旗開始著手尋找第四位烈士的家屬。
第四位烈士叫做周明星，犧牲時只有25歲，烈屬證上的地址為：四川省中賢縣五燕區獅子村，烈屬名字為：周明發。
尋找這位烈士家屬時，成都有家媒體，答應給李紅旗補貼路費，因此，李紅旗出發時，身上只帶了兩千塊。
可到了成都，住進了記者指定的賓館後，對方卻遲遲不出現，第二天下午，李紅旗打電話詢問，對方才說贊助沒戲了，讓李紅旗回河北老家去。
李紅旗有些詫異，也有些生氣，但他並沒有回河北，而是住在了賓館了，打算走一步看一步。
夜裡，李紅旗在看電視時，記下了三個本地電視臺的電話，一一打過去說明了自己的情況，想請求對方的幫助。
只是，這幾家媒體雖然在第二天，報道了李紅旗尋找烈士家屬的事，卻不肯替他解決路費的問題。
就在李紅旗為難的時候，《平安成都》欄目的記者來了，答應給李紅旗支付路費以及住宿費，並要求獨家報道。
之後，其他媒體的記者再次打來電話，並要求獨家報道後，通通被李紅旗拒絕。
在《平安成都》記者的幫助下，李紅旗去了檔案局和公安局查烈士家屬，最終查到有三個人的名字叫做周明發，只是他們都在重慶生活。
去了重慶之後，第一個周明發顯然不是李紅旗要找的的人，第二個則是名軍人，在李紅旗的介紹下，他也說出了自己故事。
原來，這位名叫周明發的軍人，並不是周明星的家屬，但他與周明星一樣，都曾在38軍部隊服役，而且他的經歷也同樣悲慘。
當年參軍時，因為不能確定參軍者的年齡，便以體重來為標準，只有過了80斤，才會被允許入伍。
由於周明發年紀小，體重不夠80斤，在稱體重時，還悄悄在鞋子塞了很多石頭，參加上甘嶺戰鬥時，他所在部隊打了7天，整個山頭的海拔被削下去7公尺，戰鬥十分慘烈。
當時，我軍還面臨著缺水的問題，周明發的副班長，就是因為去取水時犧牲，那次取水，本來是周明發去的，可副班長不放心，便自己去了，誰知被敵人一槍擊穿了腦袋。
後來的周明發雖然活了下來，餘生卻在痛苦中度過，他每時每刻都在思念那些死去的戰友，一刻也不得安寧。
聽完了這位老兵的故事，李紅旗沉默了好久，卻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發出一陣嘆息。
之後，李紅旗又去找了第三位周明發，並確定了他就是烈士周明星的哥哥。
第三位周明發老人，住在萬州甘寧鎮二屯村，李紅旗找過去時，他已經是81歲的老人了，聽力也不好使。
李紅旗扯著嗓子說了好久，老人才喃喃地說：“周明星是我弟弟，解放前出去當兵，一直沒訊息。”
見李紅旗將烈屬證送過來時，周明發老人淚流滿面，他在感謝李紅旗的同時，也在為犧牲在戰場上的弟弟流淚。
找到四位烈士家屬後，李紅旗的手裡，還剩下最後一張烈屬證，這位烈士叫做陳武昌，犧牲時23歲，烈屬證上的地址為：廣東省陽會縣人，家屬名為：陳王氏。
比起前四位，對於這位烈士，李紅旗有些難過，他嘆了口氣說：“陳王氏這個名字太模糊了，等於只有一個姓，而且烈士死的時候那麼年輕，應該沒有娶妻，估計是他母親的名字，或許，他的母親也過世了，看來這張烈屬證很難送回去了。”
其實，在尋找的這些年裡，李紅旗本人也遇到很多阻礙，光是找第一個烈士，他就花了大概十年之久，後面三位烈士，都是媒體介入才找到的。
第一個烈士家屬被找到後，李紅旗也“出名”了，還有人找上門來，表示願意以2000元一張的價格，把李紅旗手裡剩餘的4張烈屬證買走。
可這時的李紅旗，已經不想靠著烈屬證掙錢了，在他的心裡，這些烈屬證是無價的，烈士也是崇高的。
在這期間，還有位中年男人，給李紅旗打來電話，大意是他很感謝李紅旗對這些烈士的付出，因為他的父親同這些烈士一樣，都是339團的戰士。
那場戰鬥後，339團的戰士，只活下來了幾個人，其中一人便是這位中年男子的父親。
聽說這事後，李紅旗很想去拜訪一下這位老戰士，卻被對方拒絕了，或許，對於當年戰鬥的慘烈，他已經不願意再回憶了。
替烈士尋親，李紅旗出了名，卻沒有得過利，有媒體曾報道他在送烈士回家時，花了大概兩萬多，但李紅旗私下卻告訴記者，他花了三萬多。
之所以對外稱花了兩萬多，是怕妻子責怪他，畢竟，家裡也不富裕，當記者再次提起最後一張烈屬證時，還特地問了李紅旗，如果找不到烈士陳武昌的家屬怎麼辦？
李紅旗告訴記者，他準備在秋收後廣州去找一找，如果實在是找不到，就把這張烈屬證捐給博物館。
讓博物館儲存和展出，也能讓更多的人看到烈士不怕犧牲的精神，而且，博物館的保護，或許會比他儲存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