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整個蘇維埃為敵：日本為何要出兵西伯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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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30日，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因尿毒症去世，對日本歷史影響巨大的明治時代隨之終結。

皇太子嘉仁繼位，改元大正。在日本，大正時代被譽為人文思潮盛行、民主風氣濃厚的時代。然而對於剛經歷辛亥革命、走出帝制的中國而言，大正時代的日本，對華蠶食侵略的基本國策不僅沒有本質上的改變，而且從理論構架到具體實施，較明治時代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世界大戰的巨大沖擊

為何日本進入大正時代後，在對華政策方面，尤其是對東北地區領土野心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變本加厲了？

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明治時代的遺留問題，日俄戰爭後，日俄重新劃分東北勢力，中國成為這場戰爭的最大受害國。其二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戰爭導致世界格局鉅變，也對日本產生極大影響。

1914年10月，日德青島之戰期間，日本士兵站在一門部分偽裝的野戰炮旁邊。這是在一戰期間，日本首次與德國正面交鋒，日本在此役中獲勝，佔領青島

隨著歐洲戰爭白熱化，日本軍部對戰事關注程度也與日俱增。1915年9月11日，日本陸軍根據“陸乙第12號”軍令，成立了以臨時軍事調查為目的的調查委員會，委員長由長州藩出身的菅野尚一擔任。同年12月27日，陸軍省內開設調查委員事務所，次日釋出“陸訓第31號”，明確規定委員之設定目的主要在於對歐洲戰事的調查研究，“以資國軍之改善”。與此同時，日本海軍也設立海軍軍事調查會，目的也是對歐洲戰事進行研究。當然，對後來時局影響較大的還是陸軍的臨時軍事調查委員。

陸軍臨時軍事調查委員人選則是在各官署、學校中選擇。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專任委員（共68人）除了為首的3名少將外，主要由大尉（25人）和少佐（21人）這兩個級別為中心的軍官組成，而當時正處於該級別的軍官，又以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學生為主。無論是被稱為昭和軍閥鼻祖的“三羽烏”岡村寧次、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還是後來九一八事變主謀者——二戰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等，都是陸士16期生。

在日本迅速軍國主義化、走向法西斯道路的過程中，陸士16期生充當了重要推手。

從1917年下半年開始，日本陸軍的演講開始越來越頻繁地提到一個詞——國家總動員。以陸士16期生為主的青年軍官意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展遠遠超過了他們的預想，從最初著重於軍事對抗的陣地戰演變為集武力戰、思想戰、政略戰、經濟戰為一體的國家總體戰。他們透過總結歐洲戰爭的種種教訓得出結論，未來戰爭形態一定會向總體戰之方向發展，而日本必須適應這種新時代戰爭的變化。

“信義”畫皮下的野心

為了達成總體戰構想的必要條件，以掠奪中國東北資源為主的“大陸政策”在日本再度抬頭。當時對“大陸政策”最為熱衷者，非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莫屬。一戰期間，擔任陸軍參謀次長的田中義一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1913年10月4日，田中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成員的身份受命赴歐洲考察，11月22日由東京出發，至中國大連時染病，只得在當地休養。在此期間，田中寫下題為“滯滿有感”的意見書，其中包括了促使滿蒙五線和“滿鐵”一體化等擴大日本在滿洲權益的政策意見。此後田中一直積極倡導以奉天（瀋陽）為中心的“大陸政策”，希望在“滿鐵”主導下同意經營朝鮮鐵路和中國地區鐵路。他在《滿洲善後私案》中明確指出“須謹記大陸發展乃我民族生存之第一要義”，對於朝鮮、中國資源掠奪之野心躍然紙上。一戰期間，日本透過逼迫袁世凱政府簽署“二十一條”，擴大其在滿蒙地區權益後，又於1917年7月28日，根據第九十號敕令，將朝鮮鐵路的經營在形式上轉讓給“滿鐵”，使得田中提出的朝鮮、滿蒙鐵路一體化之構想得以實現。

擔任陸軍大臣時期的田中義一。一戰期間，田中義一擔任陸軍參謀次長，1918年9月入閣任陸軍大臣。他是以掠奪中國東北資源為主的“大陸政策”的支持者，同時也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計劃的積極推動者

田中的鐵路政策是其“大陸政策”重要一環，因為鐵路在這一地區經濟、軍事方面都有著槓桿之作用，所以控制鐵路權也是日本實現以奉天為中心將“滿蒙地區”殖民地化的第一步。不過鑑於當時列強互相爭奪在華利益的影響，日本縱有野心，也不敢過於激進。這一階段，日本主要透過與中國軍閥勾結，締結不平等條約，步步為營地擴大其在東北地區權益。對外方面，包括田中在內的日本陸軍都傾向於透過《日俄協定》以及強化與英、法、俄等協約國的關係來確保其在華利益。在一戰期間發生的另一個鼎革之變卻對日本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讓其野心迅速膨脹，露出猙獰爪牙。這個大事件就是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的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爆發，布林什維克黨人一舉奪取政權，隨後退出協約國陣營。隨著沙俄帝國的瓦解，遠東地區各勢力的平衡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

不過，一戰仍在繼續。在這場眾所周知的非正義戰爭中，日本利用了一個與英、美、法等列強利益繫結的“正當理由”來實現其侵略中國東北的野心。田中義一為出兵西伯利亞找到的最合理的理由是“防止德國、奧匈帝國勢力東擴”，作為協約國成員之一的日本應該“承擔起協約諸國的信義”。其實，出兵西伯利亞最真實的目的，田中義一本人在《田中參謀次長關於西伯利亞的意見案》（大正七年，即1918）中寫得明明白白，即“藉此機會提出建立一個關係到我國存亡、包含中國在內的自治國”。

當然，在弱國無外交的時代，歐洲列強出於自身利害關係，也必然不會在乎中國主權是否會遭到侵犯。1917年12月26日，英國政府就正式向日本提出了共同出兵西伯利亞的建議。日本也樂於藉助歐戰中列強的矛盾，將其擴大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這一陰謀正當化。日本陸軍的出兵計劃制定得十分迅速，理由也看似名正言順，但有一個重要因素卻讓日本軍政高層不得不對出兵慎重考慮——在一戰中崛起的美國是否會贊同日本的出兵方案？

國際博弈中實現出兵

針對出兵西伯利亞問題，日本陸軍制定了多個方案，最理想的是由日本單獨出兵的同時，勸誘諸國認可日本獨立進行的軍事行動，如此一來日本就可以掌握武裝干涉的主導權。

出兵西伯利亞的方案從出臺到實施，除了外部因素影響，在國內也幾經波折，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無論軍政哪一方勢力，對出兵與否、出兵多少的意見，都是基於對歐美列強幹涉的顧忌。但侵略中國東北地區，以此作為日本資源地的出發點，各方勢力卻驚人的一致。例如明治元老、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的山縣有朋，他在1918年3月15日發表的《時局意見》中明確表態：“如敵國（指蘇維埃政權）入侵中國邊境，特別是滿蒙之地，就有可能威脅到我帝國的安寧與利益，為了我國之存亡，又為了保障東亞之治安，我國不應有片刻沉默，應立即奮起掃蕩，此時並非顧忌協約諸國意圖之時。”山縣有朋甚至認為，一旦出兵，就不得不抱與整個蘇維埃政權為敵的覺悟。

對華方面，參謀次長田中義一於1918年初與北洋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商談中日軍事行動問題，目的在於逼迫中國與其締結同盟，建立以日本佔絕對優勢的所謂“聯合”。當年5月16日和19日，中日兩國政府代表先後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協定內容滿足了日本在出兵西伯利亞以及作戰時，能夠獲得來自中國北洋政府的軍事援助。此外，協定還明確規定“從滿洲北部、蒙古東部及遠東俄領方面到西伯利亞東部”，日軍保持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正是透過這個協定，日本政府獲得了中國東三省北部地區的派兵權和駐軍權，也為其軍事入侵內蒙古東部及西伯利亞東部做好鋪墊。北洋政府簽訂的這個協議，也讓日本在國際上獲得了出兵西伯利亞的藉口。

一切準備就緒之時，日本最擔心的美國干涉出兵方案的情況終於還是發生了。1918年7月8日，美國政府正式提出了“限定出兵”的提案。美國這個提案的內容是，各國出兵西伯利亞，其目的在於支援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出兵地區限定為海參崴，美國、日本兵力均為7000人，出兵目的達成後，各國應立刻退兵。

1918年8月，日本軍隊在俄國海參崴（符拉迪沃斯託克）登陸後，與美國軍隊一起對該地進行共同佔領

這個訊息對於日本而言不好也不壞，至少美國沒有直接導致出兵計劃夭折，而且在“限定出兵”條件下，美國與日本是完全對等之關係。日本軍部普遍認為，只要先達成出兵目的，就有操作擴大出兵的空間，進而將“限定出兵”變為“非限定出兵”。但兩國發表的達成目的後即退兵之宣言，無疑也給日本戴上了一個緊箍。在此之後，日本就出兵西伯利亞問題進入下一階段的議題，即如何打破美國的“限定出兵”。這時，就連一向謹慎的寺內內閣態度也發生轉變，7月12日，寺內內閣在承認出兵提議的同時，認為單向海參崴地區出兵遠遠不夠，有必要將出兵範圍延長至西伯利亞地區。至於日本陸軍方面則更為激進，他們始終堅持不僅要打破“限定出兵”，而且要實現一直以來構想的“自主出兵”，掌握武裝干涉絕對的主導權。

7月25日，美國國務卿羅伯特·蘭辛與日本駐美大使石井菊次郎進行會談，再次強調日本應徹底遵守“限定出兵”。此前日本搞的一系列小動作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國政府也對日本“非限定出兵”表達了強烈不滿。在美方壓力下，日方提出將兵力提升至1萬人至1.2萬人，如果有必要出兵西伯利亞時，需與美國再次協議的折中方案。在這個基礎上，兩國政府互相妥協。隨後，日本政府於8月2日釋出出兵宣言，8月12日，日本陸軍率先在海參崴登陸，美軍隨後也於8月19日抵達目的地。

1918年，日本出兵海參崴期間，日軍浦鹽派遣軍與美國佔領軍將領合影。圖中合影者有美軍少將格雷夫斯（前排左三），日軍浦鹽派遣軍司令大谷喜久藏（前排左四）、參謀長比由光衛（前排左五）、稻垣三郎（前排左一）等人

雖然日本成功實現出兵，但對於參謀本部計劃通過出兵達到控制中國東北、實現“大陸政策”的構想而言，這種“限定出兵”遠遠不夠。日本軍方的另一步謀略，就是以之前與北洋政府簽訂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為藉口，初步計劃出兵中國東北北部以及西伯利亞東部地區。參謀本部於8月9日下令，駐紮於南滿鐵路沿線的第7師團出動響應，於8月13日正式宣佈出兵滿洲里。

殖民陰謀受挫

日本陸軍欲圖佔領西伯利亞東部之目的，在參謀本部留下的記錄中寫得很明白，首先是要促使列國承認日本在遠東俄領土上的優先權。其次，日本欲圖在西伯利亞東部以及與之接壤的中國東北領土上“切實扶植帝國勢力”。第三，控制這些地區後，“擁立能夠執行帝國意志的堅實的統治機關，使其成為有力的緩衝地帶”。

對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難發現，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在一戰後期這一系列計劃的套路非常熟練，與後來發動九一八事變後炮製偽滿政權，後又意圖扶持偽蒙德王政權的思路如出一轍。可以預見，如果這次日本“非限定出兵”之意圖順利達成，這些傀儡政權極可能會提前十多年出現。不巧的是，當時無論是日本國內政局，還是國際形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導致日本試圖通過出兵將中國東北地區完全納入自己支配下的陰謀再度挫敗。

事實上，美國出兵海參崴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制衡日本在該地區繼續擴張。而日本陸軍在東北以及西伯利亞東部展開的軍事行動很快引發了美國的懷疑，美方態度的變化又直接影響到日本國內主張對美讓步的政友會勢力對寺內內閣發起攻擊，加上受“米騷動”的影響，寺內內閣被迫於9月29日集體辭職，由原敬主導的政友會內閣上臺。不過這次組閣對於“大陸政策”以及出兵西伯利亞的積極策動者、陸軍參謀次長田中義一而言，卻是身份的飛躍。在山縣有朋的推薦下，田中義一成功入閣擔任陸軍大臣。

但就在田中入閣僅一個月後，世界局勢也變了。1918年11月，持續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戰爭結束對日本的出兵計劃是十分不利的。首先，德國及奧匈帝國的戰敗，讓日本原先丟擲的所謂履行對協約國信義，防止德、奧勢力東進等堂而皇之的理由全部失效。西伯利亞局勢的變化以及原敬內閣對美妥協的政治路線，也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陸軍參謀本部更為激進的出兵計劃。進入1919年後，田中義一開始感到焦頭爛額，他一邊著手於計劃出兵西伯利亞的軍事行動，一邊也吸取教訓，開始進行軍隊近代化的改革工作。

1920年1月19日，美國忽然決定從西伯利亞撤軍，這無疑也給主張大規模出兵的日本參謀本部沉重一擊。一戰期間，日本與美國共同出兵時皆發表宣言，出兵目的是為援助捷克軍團，達到目的後應退兵。此時美國履行諾言退兵，無疑是將不想退兵反而一度想增兵的日本架在火爐上烤，國際上對日本的批判也越來越激烈，這些因素都導致本就主張對美讓步的原敬內閣之政策也開始朝著撤軍方向推進。

十月革命後，紅軍與白俄軍之間爆發激烈內戰，日本出兵西伯利亞進行武裝干涉，企圖乘機擴大其在東亞利益。圖為在西伯利亞地區的日軍向紅軍的陣地發起進攻

除了美國撤軍的影響，新生的蘇俄逐漸站穩腳跟，紅軍多次擊退干涉軍之侵略，粉碎了高爾察克白衛軍的進攻，在內戰中逐漸控制局面。隨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列強態度也紛紛變化，這無疑讓出兵最多、陰謀最多的日本陷入困境。1920年3月後，遠東地區的列強幹涉軍先後撤出，只有最頑固的日本拒絕撤軍。與此同時，日軍還對當地的游擊隊採取血腥鎮壓，想將佔領區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而日軍佔領期間，軍紀極差，對當地民眾姦淫擄掠無惡不作，也引發極大反彈。1920年4月到5月間，日蘇兩軍就先後在海參崴爆發了兩次軍事衝突。俄羅斯尼克拉耶夫斯克港日本領事館遭襲擊，被殺的日本人多達700餘名。此事在日本國內掀起輿論狂潮，在野黨也藉此攻擊田中等人的出兵政策，並認為陸軍對此次事件負有主要責任。

1918年，時任日本陸軍參謀次長的田中義一（左）與陸軍大臣大島健一（中）、參謀總長上原勇作（右）合影。田中就任陸軍大臣後，上原自成派系，與田中激烈對抗

國際形勢的變化與國內輿論的雙重壓力下，讓積極準備向西伯利亞增兵的日本陸軍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軍部也內卷嚴重，田中義一和參謀總長上原勇作矛盾不斷升級，原敬內閣的大藏大臣高橋是清甚至向原敬首相提出建議，索性將不斷搞事的參謀本部廢止。這一建議自然不會被採納，但鑑於形勢對日本陸軍越來越不利，陸軍元老山縣有朋也發聲了，他認為目前日本出兵姿態已經遭到各國反感，呼籲日本當從長遠考慮，應完全撤兵。在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原敬內閣於6月1日正式決定從哈巴羅夫斯克撤兵；6月28日從貝加爾撤兵；9月10日從哈府撤兵。儘管撤軍行動持續了幾年，但日本企圖依靠出兵西伯利亞，掌握武裝干涉的主導權，進而完全控制中國東北地區的計劃在此時已宣告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