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印自衛反擊戰：當時處境有多難？內憂外患，毛主席為何還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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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蘇聯組織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

1962年秋，中蘇之間、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共產黨之間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戰再次激烈起來。事實上，這年上半年中蘇之爭的間歇只是表面的。兩黨之間的爭論透過相互之間的信函仍在繼續著。只是在公開場合各自保持了某種剋制。然而，正是這一時期，中蘇兩黨，或者說毛主席與赫魯曉夫之間相互激怒的事件頻繁發生。

其中突出者有四件大事：

一、中國新疆邊民外逃事件；二、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進一步接近；三、蘇聯在中印邊境衝突中明顯偏向印度的立場；四、古巴導彈危機及中國對蘇聯的批評。

在這些事件的分歧中，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總是糾纏在一起。究竟是由於國家利益的矛盾加深了意識形態衝突?還是意識形態分歧惡化了國家利益的矛盾?一時很難搞清楚。

關於中國新疆邊民外逃事件，前面文章已經詳述，此處不在贅餘。

伊塔事件：1962年，6萬新疆邊民拖家帶口跑去蘇聯，真相究竟如何

1962年5月16日，赫魯曉夫訪問保加利亞時，在瓦爾納發表講話稱，蘇聯必須全力以赴地與南斯拉夫合作，並以此幫助南斯拉夫加強其社會主義地位。此後，批評南斯拉夫的聲音在蘇聯新聞界銷聲匿跡了。9月24日至10月4日，勃列日涅夫以蘇聯國家元首的身份正式訪問了南斯拉夫。他強調：

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建立在赫魯曉夫中蘇邊界驟然緊張起來。與此同時，一些歐洲國家的共產黨開始致信中共中央，尖銳地批評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這更加引起毛主席的強烈反感。

引起中國共產黨強烈不滿的另一件事，是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蘇共及歐洲國家共產黨幾乎都對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正當防衛立場表示不理解甚至批評。這就不只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牽扯到國家主權了。

2、對印自衛反擊戰，打還是不打？

如果說60年代初期有些事端難以避免，那麼中印邊境之戰就是一例。客觀說，中印關係惡化，中印邊境衝突的出現，不是中方造成的，也是中國領導人不願意看到的。無論從毛主席強調反帝統一戰線還是周恩來為安定四鄰、睦鄰友好外圍而進行的大量工作來說中國都不希望中印關係陷入僵局。

自從1959年第一次中印邊境衝突以來，周恩來為說服印度尼赫魯坐下來和平協商解決邊界紛爭，付出了許多努力。1960年4月周恩來親赴印度，與尼赫魯進行了七次會談。為了挫敗西方的挑撥和化解周邊國家的疑懼，中國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簽訂了中緬邊界條約，隨後又同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簽訂了邊界條約。以此昭示中國致力於周邊友好的誠意。但唯獨中印邊界的僵局無法打破。

1960年10月，周恩來與斯諾談話中分析了印度的動機。他說：

印度並不想解決邊界問題，他們心裡的真正意願是想把中國的西藏地區變成一個緩衝地帶。他們不希望西藏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西藏。

1961年，印度軍隊趁中國忙於解決國內三年自然災害困難，先後派兵進入中國軍隊後撤地區，建立了43個據點。直到1962年上半年，中方才發現印軍入侵的情況。中國政府多次交涉，印軍拒不退出。中方由此不得不恢復巡邏，邊境局勢日趨緊張。7月以後，中方三次建議中印雙方舉行邊界談判，又遭印方拒絕。10月12日，尼赫魯反而進行全國總動員，下令“清除”中國軍隊。10月20日，印軍從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發動了進攻。

在國際關係中，由於錯誤判斷形勢而魯莽行事的事例不勝列舉，尼赫魯也犯了這樣一種錯誤。

1963年3月15日，陳毅外長在回答瑞典記者有關中印邊界衝突時說：

“這首先是由於中國一再忍讓，印度政府得到一個錯覺，以為中國不會進行反擊，同時，印度政府錯誤地認為中國國內的經濟情況很困難，在國際上很孤立，因此妄圖用武力來迫使中國屈服。”

3、毛主席主要精力放在防止美蔣“反攻大陸”

毛主席對解決中印邊界矛盾的決心下得很晚。直到1962年10月之前，他並不把印度的騷擾看得多麼嚴重。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東南沿海，主要目標是對付美蔣。這時，蔣介石正蠢蠢欲動，要“反攻大陸”。

5月29日和31日，毛主席在上海和杭州兩次召見總參謀長羅瑞卿。

他說：

“要準備蔣介石集團四十萬人秋後登陸，不要為西面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過去，我們的戰略方向還是東面，這是我們的要害。”

按照毛主席的部署，中央軍委一方面從各地向福建集結部隊，先是秘密開進，後來公開活動，目的是讓蔣介石知道大陸已有準備，遲滯他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展開政治攻勢，並在外交上確定以美製臺的方針。周恩來曾電召中美華沙會談的中方代表王炳南，指示他儘快回華沙，以瞭解美方的態度。

6月23日，王炳南約見美方代表卡伯特，強調指出：中國認為美國在蔣介石背後起作用，蔣介石的冒險行動要由美國來負完全責任。卡伯特當場表明：美國不會支援蔣介石進攻大陸，他甚至透露美國願與中國聯合起來制止蔣介石。

美國的臺海政策一直非常慎重，臺灣海峽局勢再度緊張不能不引起美國關注。此時，美國政府認為，大陸雖有困難，遠未達到蔣介石說“一觸即發”的地步。美國也不相信蔣介石可以一舉“統一中國”。這樣，如果美國捲入其中，勢必陷入與中國的長期戰爭。

更何況，肯尼迪政府正在悄悄地研討美國對華政策的某種改變。因此，美國也正急於向中國表明：美既不支援蔣介石反攻大陸，也不會放棄臺灣。6月27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表示，美在臺海地區的政策是“和平和防禦性的”，在未獲得美國同意之前，國民黨將不採取“反攻大陸”的行動。

經過中、美、蔣三方的幕後活動，各自都摸到了對方的底牌。美國不支援，大陸有準備，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冒險行動胎死腹中。

4、毛主席決定打的原因：美蘇聯手對付中國

然而，尼赫魯卻仍然抱著強硬的態度。他有些有恃無恐，非要對進攻中國西藏政策訴諸行動。10月12日，當尼赫魯實行全國總動員，揚言要把中國軍隊清除掉時，毛主席最後下決心要打一仗。10月20日，中國軍隊進行了大規模自衛反擊作戰。印軍根本沒有料到中國會大規模反擊。一交手，印軍就毫無鬥志，潰不成軍。兩次反擊，第一次俘虜九百多名印軍，第二次俘更多。而印軍宣佈，他們連一箇中國俘也沒有抓到。中國很快收復了印軍越過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以北的中國地區，並且推進到“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

正當國際社會為中印邊界衝突鬧得沸沸揚揚，周邊國家憂心忡忡之時，11月21日周恩來突然單方面宣佈全線停火，並分階段從1959年“實際控制線”後撤二十公里。這一宣佈引起世界輿論巨大轟動。它表明中國並不想與印度大打，只是為了維持國家主權恢復邊境平靜。中國政府處理中印邊界衝突是有理有節的。

然而，中印邊境衝突對於毛主席的形勢判斷，對於中蘇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卻起了不小的作用。毛主席和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不僅隨時準備與中國決裂，而且有與美、印聯手對付中國的戰略意圖，所謂“三尼一鐵公司”聯合反華的說法在黨內流行起來。所謂“三尼一鐵”即指美國的肯尼迪、印度的尼赫魯、蘇聯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南斯拉夫的鐵托。所以中印自衛反擊戰被賦予反對美帝、蘇修的雙重意義。

認為美、蘇兩國都有利用中印邊境衝突的意圖，不是沒有根據的。正當中印交戰之時，美國國務院情報與研究中心代理主任托馬斯·休斯敦給總統肯尼迪的報告，道出了美國的戰略意圖：.

....邊界的持續衝突實際上對美國有利，它將使我們在解決印度——巴基斯坦問題時發揮影響，使中國的進攻處於一種最不利的環境，使我們贏得印度的支援，使國際政治歷史發展方向得到重新確立，並使蘇聯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之中。

而蘇聯不僅繼續奉行所謂“中立”立場，事實上早就有意識地利用這一事態，加緊了對印度的拉攏，逐步與印度建立了軍事關係。1961年4月，蘇聯賣給印度八架軍用運輸機，接著又提供了能爬高一萬七千米的直升機。1962年夏，蘇聯又與印度簽署協定，向印度提供米格戰鬥機和特許在印度建立一座製造這種飛機的工廠。同時，蘇聯增加了對印度的經濟援助。蘇聯人辯解說，蘇聯供給印度飛機對中印邊境事件不會產生影響，但尼赫魯所以有恃無恐，很大程度上就是摸到了美、蘇的態度，並且有了這批蘇聯的飛機。

中國邊防軍很快發現印度在使用這批飛機。10月8日，周恩來召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通報了中印邊境形勢，指出印軍可能發動一場大規模進攻，中國將“堅決自衛”。在這次談話中，周同時提到：“

他們(印度)利用了蘇制米式直升機在西段和東段進行空投，運送軍需，有時還用蘇制運輸機，印度使用蘇制飛機進行挑釁，對我們前方戰士有影響。”

這裡，周恩來只是通報了情況，並未表現出如1960年蘇聯撤退專家時的那種憤慨。而且說：“我們只是通知，對蘇方沒有任何要求。”

這正好反映中蘇分歧已經太深，中國對蘇聯已不抱幻想，因而也無所謂“要求”。然而，這件事肯定強化了中國領導人對蘇聯領導人的惡感。

10月21日，周恩來訪問朝鮮，在平壤同金日成談話時又提到這件事說：我們的“戰士們看到蘇聯造的飛機非常生氣”。

5、對印自衛反擊戰與古巴導彈危機的深層聯絡

古巴導彈危機成了中蘇重開論戰的導火線。在中印邊界衝突之時，蘇美之間也正陷入一場空前危險的核對峙之中。1962年7月至9月，蘇聯向古巴派去了一百艘艦船，秘密地將中程導彈和可載核彈的“伊爾-28”轟炸機運進了古巴。

然而紙裡包不住火，蘇聯的秘密行動很快被美國的U2偵察機發現，美國肯尼迪政府立即作出強烈反應封鎖古巴海域迫蘇撤退。由此，引發了戰後以來美蘇之間最嚴重的核軍事對峙，世界差點被拖進一場真正的核戰爭。兩個核大國“眼珠對眼珠地瞪了一下”。但在最後時刻，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在巨大的核恐懼面前妥協了。蘇聯同意從古巴撤走導彈核武器，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並相應從希臘和土耳其撤走核武器。對於古巴抵禦美國入侵的鬥爭，中國在道義上給予了堅決支援。

但對赫魯曉夫導演的這場危險的鬧劇，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中國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以冒險主義開始，以投降主義結束。以犧牲古巴主權利益為代價謀求與美國的妥協。中國批評赫魯曉夫以冒險主義開始，不是沒有道理的。在美國的鼻子底下部署導彈、核武器，其後果是應該估計到的。赫魯曉夫當時和後來始終說是為了保衛古巴。信話並不可信。

赫魯曉夫的一位高階顧問費奧多爾·布林拉茨基透露：

“古巴領導人從未提出過在島上部署帶核彈頭的火箭問題。他們深知，部署這種火箭對古巴人民來說具有極大的冒險性。”“他們堅信，他們同意部署火箭，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鞏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防。

赫魯曉夫設想把導彈部署到古巴去，是他在對保加利亞的訪問中提出的。當赫魯曉夫同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在黑海邊交談時，馬告訴赫說：

“黑海對岸的土耳其有美國一個火箭核基地。從這個基地發射出來的火箭，可以在六至七分鐘之內摧毀位於我國南部的烏蘭和俄羅斯的一些大中城市。”

赫魯曉夫當時反應強烈地說：

為什麼蘇聯無權做美國做的事情呢?為什麼不能，比方說，把我們的火箭部署到古巴去?”

一個冒險計劃從此萌生。不過，赫魯曉夫從來沒有想過要與美國打一場核戰爭。他的這一行動只是要展示一下蘇聯的威力，希望美國承認蘇聯的核大國對等地位，改變蘇美之間力量的戰略平衡。

自1959年以來，赫魯曉夫一直在尋求與美國的平等地位，謀求大國協商主宰世界事務的格局。具體的戰略目標是希望蘇美法英達成協議，永久確定戰後雅爾塔體制劃定的歐洲邊界，承認兩個德國的合法性。然而，使赫魯曉夫十分惱火的是，美國似乎無視蘇聯的對等實力地位，拒不承認歐洲邊界和德國“一分為二”。

對此，赫魯曉夫早就想顯示一下蘇聯的威力。1961年赫魯曉夫以建立柏林牆相威脅，沒有成功，隨後，蘇聯宣佈恢復核試驗，並且連續生產出當量上億噸甚至幾億噸的巨型原子彈，引發了美蘇之間新一輪核競賽。古巴導彈危機不過是這場核競賽的一個惡果。

事實上，古巴導彈危機成了美蘇之間走向某種緩和的契機，經過這場驚心動魄的意志力的較量，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看到，在原子時代，玩弄核遊戲等於自取滅亡。這種相同的恐懼感使他們很快從過去的死敵變成夥伴。

1963年1月5日，赫魯曉夫放棄單獨同東德締結和約的打算，使德國和柏林危機宣告結束。

同年6月，白宮和克里姆林宮之間建立了總統“熱線”，使兩國領導人可以在必要時絕對保密地直接進行磋商。7月2日，美、英、蘇在莫斯科簽定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條約。赫魯曉夫希望得到的美蘇對等地位和共管核武器的目的，在一定意上達到了。

6、對印自衛反擊戰的後果

可是，對印自衛反擊戰、美蘇古巴導彈危機以及之後形成的美蘇緩和，卻成了蘇聯及其影響下的各國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重開論戰的導火線。

正當美蘇對峙並尋求妥協之時，中國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10月25日，中國政府發表支援古巴反對美國戰爭挑釁的宣告。10月27日，美蘇就古巴導彈問題達成妥協。10月28日，北京舉行了有一萬多人參加的支援古巴反對美帝國主義戰爭挑釁大會，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和國元帥和將軍們都參加大會。

大會發出致卡斯特羅的電文。電文說：

偉大的古巴革命是壓不下去的，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團結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可靠的力量，它是任何武器都摧毀不了的。電文還說：“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永遠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實的戰友，永遠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難。”

11月1日，陳毅外長照會古巴駐華大使佩德羅蘇，支援卡斯特羅的五項宣告，指出:

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是虛偽的，麻痺古巴人民鬥志的“兩手策略”，並且指出“古巴的命運掌握在古巴人民手中，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國家手中”，“古巴的獨立和主權決不能談判，古巴的自由和權利決不能拿來交易。”

中國的這些輿論，既是反美的，也是針對蘇聯的“投降主義”的。從當時的情況看，中國批評“投降主義”，並不是想阻撓蘇聯從古巴撤退導彈。

中國認為蘇聯以犧牲古巴革命和主權利益為代價，與美國討價還價，出賣世界革命，謀求美蘇共管。在當時中共領導人的理念中，雖並不否定核戰爭的破壞性後果，但並不相信核戰爭真的會打起來，反對渲染核恐怖而懼怕革命。中國的批評再次激怒赫魯曉夫。

費奧多爾·布林拉茨基回憶當時赫魯曉夫被激怒的情形說：

“可以看得出，他們(中國)的批評深深觸動了他的心。他惱火、委屈、氣憤。他覺得，對所發生的事情作出這樣的反應，是試圖利用幾乎導致發生的核災難的事件來積累政治資本。他覺得，毛澤東再次表現出想把美推向決死一斗，而自己卻站在一旁，正像中國諺語所說的坐山觀虎鬥，這是非常危險的。”

中國的強硬反映和批評，也引發了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一致指責。

當時，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國家，美蘇核競賽和核對峙的恐怖陰雲構成了人們嚴重的心理擔憂和恐懼。

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雖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顛覆行為，但都不願看到真正具有威脅的核對抗。因此，人們對美蘇妥協和緩和抱有特別的期望。他們慶幸世界免於一場核災難。

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他們對中國的反應極不理解，幾乎都持批評態度，似乎挑起這場危機的不是赫魯曉夫和肯尼迪而是毛主席。對於這一點，當時中國黨和廣大人民群眾似乎並不真正理解的恰在此時，歐洲五國共產黨先後召開了黨代表大會。無一例外地，五黨都在會上攻擊了中國共產黨，從而形成了所謂“反華大合唱”，引發了中蘇之間正式的公開論戰。

12月12日，赫魯曉夫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對外政策的講話，為他的古巴危機期間的政策進行辯護。講話依然是明批阿爾巴尼亞，暗指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