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七八十,我國服役的殲擊機序列裡,獨獨缺了一個九。九爺就是殲-9,這個編號其實一直都有,雖然最後沒有研製成功,但在殲-9上所做的大量工作為當今多個型號打下了基礎。
殲-9起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殲-7之後的新一代殲擊機研製計劃,作戰目標是主要對手已經服役的圖-22、B-58,以及正在研製中的圖-160、B-1等超音速轟炸機,要求作戰範圍能夠覆蓋遠海島嶼。1964年底初步決定在殲-7的基礎上進行改進,當時有多種方案進行對比,最後根據宋文驄等人的建議,明確了渦噴雙發和渦扇單發兩種方案,由於渦扇發動機以及飛發匹配等方面研製經驗少、風險相對較高,為了保險起見,決定先研製渦噴雙發方案,後來發展為老殲-8,一直到今天兩側進氣的新殲-8。
渦扇單發方案隨後立項,按順序就是殲-9。殲-9在功能定位上也有兩種方案,一種是突出空戰效能、兼顧截擊作戰,這種狀態下要求大馬赫數2.3、升限20000米左右;第二種是突出截擊效能,要求最大馬赫數2.4-2.5、升限22000米左右。隨後設計單位選出了4種機翼平面形狀,分別是後掠50度和55度的後掠翼、57度的三角翼,和帶有兩種前緣後掠角的雙三角翼,均為常規佈局,並據此製作了風洞模型,最終確定採用55度後掠角的三角翼,稱為Ⅳ方案。
選定Ⅳ方案主要是因為這個方案除了機頭進氣改為兩側進氣外,其他總體佈局和機身結構與殲-7、殲-8差不多,研製風險相對較小、成功的把握比較大。但後來的風洞試驗發現這種佈局下機動性不夠理想,於是又提出了無尾三角翼佈局的V方案,前緣後掠角60度,這一方案改善了機動性,但這時已經進入 1967年,研製工作受到干擾,加上有些技術難題也一時難以解決,1968年初殲-9暫停研製。
1969年底,受當時世界上一些區域性戰爭的影響,殲-9又恢復了研製,但因為原單位同時還要負擔殲-8等其他機型的研製,就把殲-9的設計和試製放到了成飛,並從原設計單位抽調了300多人過去支援,這也是現在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的起源。之後殲-9的主要效能指標又被提高到為雙25,就是升限25000米、速度2.5馬赫,到70年底又進一步加大到雙26。為了滿足這些要求,最後設計團隊把目光放到了鴨式佈局、兩側或腹部進氣這一方案上,稱為殲-9Ⅵ。
鴨式佈局的研究工作,我國其實在殲-9之前已經有過相當的積累,論證了包括 “抬式”佈局、固定鴨翼、全動鴨翼等多種方案,有的甚至還進行了縮比模型的試飛,應該說有相當的技術積累。殲-9最早確定採用鴨式佈局方案,時間是在70年代初,到1976年最後一次確定的總體佈局方案,也仍然是無尾三角翼鴨式佈局,同樣也進行了大量試驗,取得了諸多第一手資料,也積累了非常寶貴的經驗,自然也為後來的殲-10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相比之下以色列“獅”的研製計劃開始於1980年至1982年,殲-9的鴨式佈局方案比“獅”要早5年以上、最遠可以上溯近10年。殲-10氣動佈局是源自於我們自己的殲-9、還是“抄襲”自靠格魯門幫忙才弄出來的以色列“獅”,答案其實是顯而易見的。
殲-9從開始提出設想到最後下馬,歷時16年,是當時研發時間最長、投資最高而後下馬的型號,當然所做的工作也是最多最充分的,與殲-9相關的很多配套也一併下馬,包括髮動機、空空導彈、雷達等等。下馬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效能指標過高、超過當時的技術實力可能是最常被提及的一個。從事實上看的確也是這樣。但回過頭來從作戰任務的角度看,在面對圖-22、B-58甚至XB-70這類目標的時候,指標低了又有什麼用呢?或許可以研製成功,但空防能力卻得不到實質性的提高,還是於事無補。所以高指標的背後推手其是現實任務的需要。而高了搞不出來、低了搞出來沒用,就是當年現實存在的困境。
另一個方面是指標的反覆變更,導致了對氣動佈局的多次調整和修改,嚴重影響了研製進度。這個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每一次的變更無疑會重新對氣動佈局進行又一輪計算、試驗和驗證,這個過程費時費力、對於專案本身是極為不利的。但如果換個角度去想,這個過程中所積累下來的設計經驗,以及各種氣動佈局的資料和資料,於後來其他機型的研製,未必沒有借鑑作用,這何嘗不是一種財富呢?
總而言之,正是在這樣的困境裡,我們的前輩們不斷摸索和積累,才有了今天的成功,至今在殲-10、梟龍,或許包括殲-20的身上仍然能找到當年的影子。九爺,其實一直沒有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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