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我黨籌建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成立。辦公地點設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對外公開是以粵華公司的名義。其中由廖承志主持工作，連貫為日常事務負責人，潘漢年參與領導，另有工作人員19名。
抗戰爆發後，我黨在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目的是在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資金和物資，以支援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活動。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資金和物資，並順利地送到抗日前線，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決定成立一個相對獨立的合法公司，由這間公司開辦銀行賬戶，辦理倉儲和運輸業務。這項艱鉅而光榮的任務交給了辦事處工作人員楊琳來辦理。
楊琳原名叫秦邦禮，江蘇無錫人，是博古（原名秦邦憲）的弟弟。博古是我黨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楊琳這個名字是秦邦禮曾經的一個電報用名。
經過一番的調查和準備，楊琳在1938年夏秋之時開辦了名為“聯和行”的公司。公司設在香港幹諾道中，註冊資金兩萬美元。“聯和行”這個公司名字既是取自於楊琳的名字，也是經過上級黨組織批准的。
楊琳
楊琳剛到香港時用的名字叫楊廉安，在無錫方言裡“聯和”和“廉安”發音相近，公司的名字與他個人的名字相關聯，看上去讓人覺得這家公司更像是一間私人公司。而且這個名字是經過中央有關部門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長江局”批准的。而聯和行實際上是我黨在香港設立的一個海外經濟聯絡點，是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下屬的一個秘密機構，二者辦公地點相距幾百米，既便於聯絡，也便於隱蔽。
抗戰那幾年，在我黨的領導下，由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組織安排，在香港進行了長達幾年的抗日募捐活動，範圍波及到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募捐活動由廖承志運用當時在香港的何香凝和宋慶齡兩位在國民黨內具有特殊身份的二人展開，活動主要是由宋慶齡公開出面進行。
華僑捐款的大部分是由香港大英銀行代收，然後存入聯和行的賬戶。募集到的物資由聯和行安排，送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然後分批運往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前線。
與募捐活動的公開化相比，募集到的物資和資金的保管和運送是需要絕對保密的。原因是：一、香港聚集了來自各國的特務分子；二、從香港到延安，沿途軍閥混亂，地痞流氓橫行；三、國民黨右翼勢力破壞國共合作。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
聯和行作為一個秘密機構，承擔保管和運送這些募捐物資和資金的重要使命。楊琳經歷過上海地下鬥爭，有經驗，行動十分謹慎，而這種謹慎絕對不是多餘的。
對於這段經歷楊琳在自己的自傳裡寫道：
1938年夏，我奉命到香港工作，當時的主要任務是配合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進行募捐工作及接收和轉運海外華僑的捐款捐物；在華僑中做統一戰線的工作；為八路軍、新四軍採購西藥、無線電器材和通訊器材等；還經常回重慶、西安、武漢，把各辦事處得到的外幣捐款隨身帶回香港，兌換成國幣匯回內地。
正如楊琳自傳裡寫的，在那段時間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楊琳及其聯和行出色地完成了兌匯、接收、轉運物資和採購西藥、無線電器材、交通器材等任務。
世界各地匯到香港的捐款由聯和行兌換成國幣，再由楊琳親自送往延安。同時，西安、武漢、重慶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也將各自收到的捐款外幣交給楊琳，由他隨身帶回香港，兌換成國幣，再送回內地。在那段時間裡，他經常往返於香港、武漢、重慶之間，有時以闊商身份出現，乘坐飛機；有時也裝扮成小商小販，擠火車、汽車。
保衛中國同盟部分委員合影
由於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保衛中國同盟和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都屬於合法的辦事機構，所以由他們出面募捐所得到的物資也是合法的。但是如何把這些合法的物資運出香港並安全送到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前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剛開始運輸工作還好做一些，辦事處及楊琳等帶人在香港裝卡車，經廣東北上，國民黨軍隊沿途檢查，看到是宋慶齡“保盟”的物資，一般都放行。1938年5月到8月，北上運送物資都是經過廣州。比如：
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捐款購買的2輛救護車，從香港九龍出發，經廣州於8月11日抵達武漢。葉劍英、錢之光等代表我黨接受禮物。車是1938年最新的“雪佛蘭”，車內有供重傷員用的床位3個，座位6個，還有電扇。車上寫著：獻給第八路軍忠勇守土將士。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軍佔領廣州（還沒有進入香港），國民黨軍隊隨即撤退。此後八路軍辦事處運送物資的車隊就不能走廣州這一帶了。
為了開闢新的交通運輸線，周恩來派李克農到桂林建立八路軍辦事處，1938年11月建成。不久，貴陽交通站也建成了。這樣就開闢了香港-桂林-貴陽-重慶新的交通線。楊琳及辦事處的同志們多次透過這條線路運送物資。
八路軍桂林辦事處
1938年12月，楊琳他們把130箱藥品和醫療器械用小船運往桂林。1939年1月抵達，28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舉辦淞滬抗戰7週年紀念大會，同時歡迎運送物資的香港代表。
1939年初，戰爭形勢進一步惡化。為了確保運輸工作萬無一失，還要開闢新的交通線。廖承志在香港致電桂林的李克農詢問可否經越南轉運？並派香港辦事處的羅理實、張淑芳夫婦從香港去越南的海防市建立交通站。
越南印度支那共產黨領導人胡志明去蘇聯開完共產國際的會議，回國途中路過桂林，就住在桂林辦事處。李克農和胡志明商量，請他幫忙。胡志明聽後，當即表示願意幫忙。
1939年5月，李克農把去越南轉運物資的任務交給了邱南章等7人。邱南章他們帶著十幾名司機開車從桂林出發，一直開到了越南北部的同登。再派人去河內，與胡志明同志取得了聯絡。在胡志明的幫助下，他們與香港來的羅理實夫婦會合，並在海防港安頓好了駐地。此後他們就開闢了滇越交通線，滇越線具體是：河內（海防）-鎮南關（友誼關）-南寧（桂林）-貴陽。
道奇卡車
這是運送物資的第三條運輸線路。楊琳從香港乘船到達海防，與羅理實、邱南章等人接上了頭，商量好運輸計劃後，楊琳返回香港開始準備物資，並裝船。物資很多，其中包括：
運輸車10輛（大道奇牌3輛，小道奇牌3輛，福特牌3輛，雪佛蘭牌1輛）；
醫療器材、藥品，如X光機、顯微鏡等；
無線電零件、電子管、電線、燈泡、廣播器材、發電機等；
衣物、被服等20多個大木箱。
除此之外，還有準備回國參加抗戰的港澳同胞和愛國華僑近20人，他們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香港，其中有4位女士學過一些傷員護理，男士大部分是技術人員和汽車司機。
從香港到越南，再到中國內地，這一路上要經過海運、陸運、河運，翻山越嶺，貨物會反覆裝卸。為了裝卸方便，楊琳要求大家把包裝箱打得儘量結實些，還要大小適中，便於搬運。為了避免國民黨哨卡在檢查時找麻煩，他們把電訊器材等戰略物資的外包裝拆開，然後把器材裝進衣物、被子、軍毯、鞋襪等救濟物資的木箱裡。
曾經的滇緬公路
楊琳安排大家把物資裝上船，從香港向越南駛去。到越南的海防後，卸船再裝車，然後陸運。他們運回的物資加上邱南章買的路上用的汽油機油等，共裝了50多輛卡車。
從1939年5月到9月，經過3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楊琳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將全部物資安全運抵桂林辦事處。再經河池到貴陽，再到重慶，最後送到了延安。
在滇越交通線上，楊琳和戰友們曾數次運送物資。1939年10月，他們又運回一批物資，包括：卡車20輛，小車2輛，藥品若干，華僑青年22人。
然而從1939年9月開始，日軍就已經開始轟炸越南的河內和海防港，最終致使滇越交通中斷。
為了確保安全，廖承志和楊琳等不得不重新策劃，改變運送方式，他們加入到了滇緬運輸線的行列中，具體是從香港將貨物用船運到大鵬灣，繞道緬甸，經雲南，再到貴州，送往重慶。滇緬運輸線在當時國際友軍的幫助下，在南洋1000萬華僑的支援下，成為一條鋼鐵運輸線。
楊琳及其聯和行透過我黨領導的地下交通站，透過沿線各八路軍辦事處，很好地完成了運送物資的任務。據統計，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向延安輸送愛國華僑和港澳同胞總計超過1000人，其中包括很多司機和醫護人員。
滇緬公路地圖
香港同胞所捐藥品大多為日常民用藥物，所以楊琳還要根據前方需要採購治療槍傷的手術器械和藥品。為了採購藥品，楊琳與香港新亞藥廠許經理和杜先生成為了朋友，楊琳曾建議他們向英國的B.D.H藥廠訂貨，賺了一些錢。許經理發現楊琳很會做生意，便邀請楊琳擔任新亞藥廠董事。
楊琳以藥廠董事的身份採購藥品，即使數量很大也不會引起港英政府的懷疑。他所採購的藥品大多用於治療槍傷，許經理並不過問，他比較愛國，在暗中也幫助楊琳。從1938年直到解放以後，他們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此外，楊琳與上海幫的紗廠老闆吳先生也成為了朋友，透過吳老闆購買了許多的藥棉和紗布。
隨著抗日戰爭的不斷深入發展，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也在一天天不斷擴大，對無線電通訊器材的需求量也不斷增加，楊琳及其聯和行經常要採購無線電器材。為了完成任務，他與香港燦華公司建立起了合作關係，還經常把燦華公司的寫字間作為自己的辦公地點。
從1939年到1941年12月，在近三年的合作中，楊琳與燦華公司做了很多生意。1940年初，在燦華公司，楊琳結識了公司會計黃美嫻，透過黃美嫻又與怡和洋行董事許先生交上朋友。
《突圍》中的謝英子與朱昌平
透過燦華公司與怡和洋行採購通訊器材，既安全，質量又可靠。這些器材補充了部隊的作戰急需，提高了我軍的通訊指揮能力。
美國友人愛潑斯坦高度評價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的工作，他寫道：“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衝破日本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進行對外貿易的創始活動之一。”
楊琳在香港開公司做生意，手上有一些流動資金，當時我黨的一些臨時性開支也都由楊琳支付。
比如1941年1月29日，中央領導人張聞天致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廖承志：
望即購英文康勃萊其近代史或其他資產階級學者關於歐美歷史的書，分批寄來，需款均要楊琳付。
從這份電報中不難看出楊琳在財經方面所擔負的責任。
楊琳經手的款項很多，但是他開銷節儉，賬目清楚。當時黨內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財會制度。據當時的港澳辦事處處長劉少文回憶，1940年下半年，他到香港查過楊琳的賬目。結果看到的是楊琳的賬目很清楚，家人開銷也非常節儉。他們租的房子很小，三代人擠在一個單元裡，沙發是兩用的，每天晚上拉開沙發就是床。
《突圍》中的李喬治與朱昌平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同一天日軍飛機轟炸香港。香港淪陷後，辦事處在香港的募捐工作告一段落。
周恩來在重慶致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廖承志、潘漢年等人，命令他們幫助宋慶齡、何香凝以及在香港的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迅速轉移：
將困留在香港的愛國人士接至澳門轉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
派人幫助孫、廖兩位夫人（即宋慶齡、何香凝）和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離港。
存款全部取出，一切疏散和幫助朋友的費用均由你們開支。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方方和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人的指揮下，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和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開始了抗戰以來第一場空前的營救行動。
日軍進入香港後，楊琳囑咐家人到香港半山的一所學校裡躲避，他自己則投入到營救文化名人和公司善後處理等工作之中。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的經費以及募集到的資金相當一部分集中在聯和行，他要把那些錢取出來，不能有一點閃失。另外，營救800多人，車船費、食宿費都需要錢，周恩來指示，所有費用都由八路軍辦事處承擔。
周恩來
在楊琳忙於營救愛國民主人士時，他的妻子王靜雅承擔起保護家人的重擔。楊琳的母親當時正患眼疾，幾乎雙目失明。剛剛出生的小兒子不滿一歲。王靜雅柔弱卻很剛毅，她在家裡一直準備著兩隻籮筐，緊急時刻就把東西裝進籮筐，挑起籮筐就算搬家了。在上海，在香港，為了安全，他們經常搬家，她已經習慣了自己搬家，也知道楊琳在忙於革命事業，危險的時刻，楊琳能脫險就是她最大的願望。
這次在香港同樣如此。王靜雅把幼小的兒子放在籮筐裡，一頭挑著孩子，一頭挑上生活必需品，攙著小腳的婆婆，領著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一個侄子，七口人離開了家。王靜雅挑著擔子，老少三代沿著香港陡峭的山路走向半山的一所小學校，那裡離海較遠，在日軍炮火轟炸時相對安全些。他們在那裡等著楊琳來接他們。香港人都在逃難，學校已經停課，商店全部關門，他們帶的食品不多，處境也十分危險。
一天夜裡，有人敲門，是楊琳派來的一名地下黨員，王靜雅一家人跟著他在夜色的掩護下離開了那所空蕩蕩的學校。王靜雅依然挑著那副擔子，兩個籮筐，一頭是兒子，一頭是生活用品，他們老少三代，走下山坡，走到海邊的碼頭上了船。
船上擠滿了逃難的人，王靜雅一家人擠在其中，開始了逃難歷程。他們一家人隨船南下湛江，湛江當時是法國租借地，相對安全。此後，王靜雅帶著一家人就在湛江留了下來，直到抗戰勝利。在那幾年裡，他們與楊琳不曾見過一面。
《突圍》中的謝英子母子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和東江縱隊相互配合，在很短的時間裡將8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轉移到了內地和海外。雖然日軍拿著名單也在搜捕這些愛國人士，但是他們一個也沒搜到。
1942年春，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撤到廣州。蔣介石此時破壞國共合作已經公開化了。由於叛徒出賣，廣東地區地下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數十人先後被捕。5月30日，廖承志等7人被捕。而此時楊琳和他的聯和行並沒有暴露。廖承志被捕後，楊琳攜帶者一筆款項秘密離開廣州，他要去重慶，要把這筆經費交給黨組織，並彙報南方地下黨所遭受的損失。
楊琳穿著特製的馬甲，馬甲上縫著許多小口袋，他把錢捲成小卷，塞進一個個小口袋。馬甲貼身穿在裡面，外面再穿上襯衣和外套，這樣藏錢不易被發現。日軍到處燒殺搶掠，難民無數，交通中斷，從廣東經廣西桂林等地到重慶，他走了近半年的時間，沿途經歷了難以形容的危險。
由於交通癱瘓，楊琳經常是徒步行走。在路上他遇到一群和尚，為了安全起見，他也裝扮成和尚，一路化緣。儘管他的身上帶著很多錢，可那都是公款、是黨的經費，不可隨意用來做個人的生活費。從春季走到深秋，他一直沒動那筆錢，一分都沒花。
《突圍》中的朱昌平
經過一路周折，直到1942年10月，楊琳才到達重慶。在重慶，他見到了周恩來，把隨身攜帶的款項如數交給周恩來的特別會計袁超俊，這筆款項之後由錢之光轉送到延安。楊琳向周恩來及負責南洋組織工作的負責人詳細彙報了香港的情況。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政府要求我黨撤銷除重慶、西安兩地以外所有的八路軍辦事處。為了保住白區的黨組織，中共中央制定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各辦事處身份比較公開的幹部撤回延安，身份未暴露的幹部轉入地下鬥爭。
楊琳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工作了幾個月，由於他的身份沒有暴露，1943年春，周恩來找他談話，讓他回到華南一帶繼續經商，周恩來指示楊琳：“利用合法（方式），爭取社會地位，積蓄力量”。
楊琳回到廣東後，他的公開名字從楊廉安改為楊琳。楊琳這個名字成為他後半生的正式名稱，解放後一直沿用，直到去世。他的小兒子也因此姓楊，不姓秦。
抗日戰爭這時候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抗日前線需要大量的物資，輪胎、藥品尤為短缺。楊琳決定做輪胎生意，他悄悄回到廣東、香港，打理聯和行，重新僱傭工人，讓公司的經營活動開展起來。然後，他在曲江（今韶關）開辦慶生行，又在桂林開辦蘇新建築材料工廠和協成百貨公司，透過香港-曲江-桂林之間的貿易、加工和零售獲取利潤。
何香凝
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已被破壞，地下黨的活動異常艱難，楊琳透過開辦公司，逐漸聚集了一些黨員，也團結了一些愛國人士。他聘請當地僱員，透過公開合法的商業活動，為我黨提供經費。
1943年春，楊琳回到桂林時，不久就拜見了在桂林避難的何香凝老人。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們分別已經一年半了，廖承志此時還在獄中。楊琳的到來使老人家感到欣慰，他們一起回憶在香港募捐的日子，老人高興之餘，欣然作畫並題字：
皎潔無塵石作家，
枝清葉淨棄繁華。
前生根種株籬下，
卻被人稱富貴花。
三十二年春為廉安先生畫
何香凝印
這首詩看似是在讚美花，其實何嘗不是對楊琳的讚譽呢！
楊琳回到廣西后不久，與香港燦華公司會計黃美嫻取得了聯絡。黃美嫻在廣西，閒賦在家，教叔父的女兒彈鋼琴。黃美嫻的叔父是國民黨廣西省政府的民政廳長，對黃美嫻多有關照。楊琳請黃美嫻到桂林，在公司當會計。
《突圍》中的謝英子
黃美嫻的加盟無疑給楊琳增加了一個保護傘，由於她叔父的關係，一來可以擴大經營，二來又能避免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戰爭年代，貨物奇缺，有錢也買不到貨，楊琳熟悉香港，他的進貨渠道比別人寬得多。不但百貨公司生意紅火，出口桐油、進口輪胎的生意也掙到不少錢。楊琳將營業所得透過地下黨的渠道上交給了黨組織。
1944年9月，日軍進攻桂林，桂林淪陷。楊琳的三家公司都被日軍查封，百貨商店被搶，商品被沒收。楊琳緊急致電中央，彙報情況，他說：公司“損失甚大”，幸好人員沒有傷亡。日軍在桂林燒殺搶掠，楊琳率黃美嫻等部分員工離開桂林，開始了再次逃難的歷程。他們輾轉到了平樂、昭平、八步，在八步住了一段時間。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們開了一家小型百貨店。
在逃難過程中，楊琳多次密電中央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報告自己的避難地點，但是由於居無定所，無法得到回電。戰爭就在身邊，死亡隨時就會降臨，在這種情況下友情彌足珍貴。楊琳與黃美嫻在逃難的相互關照中產生了愛情，他們在一起了。
後來楊琳他們轉到了梧州，暫時安頓下來。楊琳在梧州、廣州和香港之間經營桐油出口和百貨進口，並繼續經營輪胎生意。老百姓要生存，戰爭也需要商業的支援，他的聯和行等幾家公司發展很快。楊琳善於經營，黃美嫻善於理財，加上其他可靠的戰友，生意越做越大。楊琳時常回香港辦理公司事務，此時聯和行的主要任務是辦理出口和進口手續，出售桐油，聯絡進口貨物，並負責兌換國幣和外匯，結算帳目。戰爭年代主要是缺貨，手上有貨就能賺錢。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無條件投降。訊息傳來，楊琳萬分激動，兩年半的隱姓埋名，終於等到了勝利的這一天。
此後楊琳不斷致電中央，彙報公司的經營情況。在檔案館中有一封1946年3月2日楊琳發給中央的電文：
渝周（恩來）、王（若飛）、劉（少文）：
我頃抵港，前在八步，梧州寄上函電收到否？桂林淪陷時，損失甚大，和平後於梧粵仍經營業務，尚能得利。目前梧粵所存貨物約值一千萬元，現在業務仍在繼續進行中，擬再建立一據點。今後工作方針，請速指示。
楊琳
“渝”代指重慶。從電文中可以看出，當時楊琳有1000萬元的貨物，這不是一個小數目，那時鈔票還沒有貶值。另外，楊琳計劃再建立一個“據點”，他用的是“據點”一詞，說明他的公司和商場，既是商業機構，又是我黨的聯絡站。
《突圍》中的朱昌平
楊琳在回到香港後，在德輔道中香港電話公司大廈（太子行）租了一個寫字間，把聯和行搬到了那裡，並將其改名為“聯和進出口公司”，簡稱“聯和公司”。
1947年底，在朱德總司令的批准下，聯和進出口公司改名為“華潤公司”，也就是現在的華潤集團。
電視劇《突圍》原名《人民的財產》，裡面中福集團的企業原型就是華潤集團。劇中描述了中福集團的企業歷史發展，中福集團的前身上海福記中西貿易公司的原型就是聯和行，創始人朱昌平的歷史原型就是楊琳了。
在那個年代，像楊琳這樣的共產黨人為了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犧牲，他們這些實業救國的企業家為了國家和人民，無私奉獻，值得我們現在每一個人敬佩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