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因為博古等人的“左傾”主義,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因為博古等人“左傾”思想嚴重,導致紅一方面軍被國民黨的打出了中央根據地,政治局決定對這次反圍剿戰爭作出總結,並重新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
長征舊照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在這場會議上,博古、李德等人對自己的錯誤做出了報告。
但是中央紅軍下一步該如何走,卻成了一個沉重的話題,此時有人推舉了那時候的毛主席,但當時的毛主席在中央蘇區處於被排擠和打擊的地位,一些“左傾”主義持反對意見,不贊同讓毛主席恢復指揮權,就在這時,一個人站了出來。
他堅定地投了毛主席一票,成功讓紅軍指揮權回到了毛主席手中,被稱為遵義會議上力挽狂瀾的一票,這個人究竟是誰,他為何選擇幫助毛主席?
1931年,王明等“左傾”主義透過中國六屆四中全會佔據了中央的統治會議,還在同年11月撤銷了毛主席的領導權和軍事指揮權,一步步將毛主席架空,後來因為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毛主席眼睜睜看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他心急如焚,無奈卻絲毫沒有話語權。
就在紅軍被迫長征的初期,毛主席也是沒有任何話語權的,只能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揮。
當革命早期時,蔡和森第一次提出了共產主義的時候,共產國際已經形成,當時的中國與之前的俄國十分相似,在中國早期的各種革命背後,有很多共產國際的身影,所以無可避免的就會十分依賴共產國際。
不可否認,當初的蘇聯確實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但是一味的模仿並不代表著可以複製成功,所以在共產國際把控著整個革命的時候,共產黨根本沒有什麼發言權,以至於在蔣介石發動政變之後讓共產黨十分的被動。
回過頭來看,前三次反圍剿在毛主席的帶領下進行得十分順利,第四次也沿用前三次的計劃,也成功了。
但就在這第五次,李德、博古等人非說一直打游擊戰、運動戰,根本不能從困境脫身,反圍剿雖然成功了,但是沒有將蔣介石擊退。
他們決定在第五次反圍剿使用“正規”戰爭,面對面的和蔣介石打一次,絲毫沒有考慮紅軍的具體情況,生搬硬抄的將自己在蘇聯學習到的戰鬥經驗用在反圍剿上。
他們這個舉動,可讓紅軍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紅軍被迫離開根據地,又在湘江之戰中死傷數萬,8萬多紅軍過了湘江只剩下3萬多,就算這樣,左傾主義依舊我行我素。
他們排斥毛主席所說的遊擊和運動戰,認為毛主席沒有接受過共產國際的教育,就是個眼界窄狹的經驗主義者,蘇聯的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豐碑,憑什麼要聽你一個大宅門出來的讀書人指揮?
在當時,作為和博古同樣從蘇聯回到國內的王稼祥,他並沒有和博古等人一樣,堅持共產國際路線,反而在紅軍長征途中和毛主席人等討論了許多關於中國共產道路的想法。
在從蘇聯回來之後,他就曾經拜訪過毛主席,兩個領導蹲在屋子裡說起共產黨主義以後的美好暢想,毛主席說王稼祥是吃過洋麵包的,以後還得靠他們來協助共產黨。
王稼祥卻很謙虛的道:“我剛從白區來,許多情況不瞭解,對打仗更是外行,還得專門向你請教。”
王稼祥從莫斯科回來的時候就知道,中國和蘇聯的革命有些不同,在和毛主席等人交流後更是深有體會。
尤其是在發現博古、李德等人一口一個共產國際時,就知道他們靠不住,根本不去了解中國國情就開始瞎指揮以至於帶著紅軍走上了絕路。
中國有句老話:“牽一髮而動全身”。
中國和蘇聯的情況差的何止是一個細微的差別,比起蘇聯成功的案例,王稼祥更相信實踐的結果。
可現在的根本問題是,真正能指揮紅軍取得勝利的人沒有指揮權,反而一群不懂中國的人自吹自擂自己的見識,他們將中國看做什麼?紅軍的未來又會如何?
召開遵義會議,重新選定紅軍指揮
在遵義會議前,王稼祥就曾找過自己的好友,建議改換毛主席指揮紅軍的想法,也可以說,他是最早一批支援毛主席的人。
這並不是毛主席被第一次忽略,他參加革命的時間不是很早,在共產黨之中屬於後起之秀,所以去蘇聯進修過的國產國際代表們有些看不上這位年輕的指揮。甚至於最開始長征的人選中,都沒有毛主席的名字。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遭受到的巨大損失,導致很多幹部將領對王明、博古等人在軍事指揮犯下的錯誤產生諸多懷疑和不滿,經過王稼祥的秘密聯絡,他們紛紛要求撤掉幾人的指揮權,推舉毛主席上位。
大家也都不是傻的,明眼看著他們全權掌控指揮權之後,戰事頻頻失利,照這樣下去,力量本就薄弱的紅軍,恐怕就要被他們帶進了深淵之中。
在1934年12月12日,毛主席等人就紅軍到底去哪裡發出了激烈討論,這一次,毛主席堅決不能讓紅軍再走錯路。
於是毛主席和王稼祥等人就去找那些支援王明、博古等人軍事路線的幹部,給他們的詳細地分析了左傾思想的危害,這些人很快就醒悟了過來,紛紛支援毛主席。
這一次的勸阻成功避免了紅軍鑽入國民黨圈套,反其行貴州之後,他們向遵義進發,王稼祥更是直言道:“到了遵義一定要開會,把他們給轟下來”
1935年1月紅軍打下了遵義,因為毛主席指導的正確路線,紅軍能得以和國民黨拉開了一段距離,索性就在這裡休整一番,並藉此召開了遵義會議。
1月15日,遵義會議正式召開,出現在會議上的大多是後來的重要領導,那時候,周總理、鄧公、彭司令、楊尚昆、劉少奇、王稼祥等都在其中。
在會議上,秦邦憲為主持,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隨後博古等人就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做出了總結報告,在報告中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將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國民黨的武裝力量強,人數多、裝備好,卻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更是對自己指揮失誤這件事隻字不提。
但即使不說,大家也心知肚明!
從勞苦大眾中走出的紅軍,根基薄弱資金睏乏,這是早就存在的情況,難道就因為這個紅軍就不會勝利了嗎?
前四次的勝利大家都看在眼中,明顯是因為第五次突然改變了作戰方針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他一味的照搬蘇聯共產經驗,卻未想過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走的路線一樣嗎?
根本不一樣,除了渴望解放的思想是一致,兩國的情況卻千差萬別。
就算是跟國民黨豁出命去拼了,那也不一定能一換一,拿什麼去跟他們正面對抗?
但是這話說出來太難聽,很多人有些難言於口,但有人卻忍不了,在他們的發言完畢之後。
張聞天等人接連起身,首先是做了自我批評,其次就是系統的指出了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揮失誤,在沒有深入瞭解中國國情的情況下做出了錯誤指揮,導致了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戰役的巨大損失。
會議上,在決定撤銷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揮權之後,就要開始選舉新的指揮了,大家都將目光看向了毛主席,他之前的表現十分出色,帶領著紅軍和共產黨一次次從險境走出來。
這話一出,以李德、博古為首的左傾主義者們的臉色十分難看,他們有人站起身反駁。
但此時毛主席也站起身來發表意見,併為了之後的軍事戰略方針做了報告,但是博古等人根本不聽。
但左傾主義們不認可毛主席,或者說,他們一直在針對他,他們堅決不同意讓毛主席來指揮紅軍。
左傾主義在失敗的情況下還是頑固地認為,革命本身就會有犧牲,勝負也乃兵家常事,怎麼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博古等人不同意恢復毛主席的指揮權,說這事兒必須要通知共產國際。
可惜的是,他們的通訊儀器在撤離的路上被炸彈炸壞了,根本聯絡不上共產國際。
這正是天意所為,此時不將博古 、李德這幾個激進分子拉下馬,紅軍還能讓他們霍霍幾天?
王稼祥投出決定性一票,私下曾與毛主席詳談
會議似乎進入了瓶頸,眾人爭吵不休,氣氛十分凝重,此時王稼祥站了出來:
“我贊成毛同志接替李德、博古同志指揮紅軍,之前毛同志就多次建議過紅軍的戰略計劃,但有人聽過嗎,也就是這次毛同志爭取紅軍來了遵義,我們才得空喘口氣,他的指揮能力大家有目共睹,難道不應該由他來指揮紅軍嗎?”
王稼祥的話直接刺破這層朦朧的紙窗戶,一擊要害,將左傾主義者們不願意承認的事情說了出來,但是博古等人怎麼會甘心承認自己這個在蘇聯進修過的高材生,不如毛主席這個連國門都沒出過的文人。
但是對於其他人,王稼祥的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成功當選政治局常委,恢復了紅軍的指揮權。
而就在遵義會議前夕,王稼祥偷偷去找了毛主席,他們到底說了些什麼?
王稼祥是第一個提出維護毛主席主張的人,在毛主席的權力被架空之後,毛主席害怕王稼祥和自己走得太近也會被判為右傾。
所以規勸他:“你我是少數,不服從也不行,我只好到後方去了。你就別爭了吧,不然你也會同我一樣成了‘右傾主要危險’人物了。”
但是王稼祥做不到遠離毛主席,他明白紅軍能有今天,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有十分大的關係。
想當初他接待李德等人,為了這位金貴的蘇聯顧問蓋了三間新屋子,一群人整天在屋子裡不露頭,王稼祥還以為在討論什麼大事,生怕這位蘇聯顧問累著,特地去慰問,結果一看,人家在裡面打撲克呢,玩的不亦樂乎。
現在紅軍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哪怕毛主席不說什麼,王稼祥也決不能眼看著紅軍跟隨李德等人的指揮。
他私下去找毛主席聊天,問道:“毛同志,這時候能說一下你的看法嗎?”
毛主席有這些年說得太多了,可是很少有人聽,但面王稼祥,毛主席反倒開口反問他:“你覺得我們該怎麼做?”
王稼祥毫不猶豫地開口:“我覺得應該撤銷李德、博古的指揮權,你來當紅軍的指揮!”
這一句話給了毛主席莫大的震撼,在遵義會議上,他直言談論博古等人的失敗,尤其是湘江戰役的時候,紅軍的戰略轉移直接變成了“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動”。
而後王稼祥又在會議進入爭執期的時候,為他投下重要一票。
多年之後,毛主席談起王稼祥還說:“沒有他投出的重要一票,遵義會議就不會那麼順利”
在革命的這條道路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要做到實事求是,擺正每個人的態度,王稼祥也是因為實事求是的看待紅軍過去的發展,才支援毛主席的,因為他見過紅軍在毛主席帶領下是如何取得勝利的。
所以之前李德等人對毛主席持有偏見,說毛主席是經驗主義者,沒有眼界,這就是沒有擺正自己的態度,但實踐出真理,毛主席就是根據總結中國戰場的經驗,才將革命帶向了勝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