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博覽》
反“圍剿”戰火紛飛
鄧子恢、林伯渠兩家妻離子散
1934年10月起，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轉移。中共中央緊急決定，臨時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機關隨紅軍主力轉移，少數隨軍幹部家屬可以參加長征，其餘人員或就地堅持鬥爭，或疏散突圍。
時任中央財政部部長的林伯渠奉命隨紅軍主力行動，妻子範樂春因剛分娩不久，無法與林伯渠同行，受命留守蘇區開展鬥爭。
中央財政部副部長鄧子恢和項英、陳毅、瞿秋白等人奉命留在當地，帶領少數部隊迷惑敵人，掩護紅軍主力轉移、撤退。然後在敵後堅持游擊戰爭，牽制敵人。
此時，鄧子恢的妻子黃秀香在中央財政部擔任會計。當時她剛剛分娩三天，雖然身體極度虛弱，但因急需將庫存的資金和物資分發給紅軍部隊帶走、轉移，任務緊急，刻不容緩。她毫不猶豫地把出生不久的兒子交給戰友範樂春代為照管。隨即匆匆趕往會昌縣白鵝鄉山區倉庫，執行發放財物的任務。
範樂春，福建永定縣人，曾經擔任過福建省蘇維埃政府土地部部長，當時是紅軍家屬局局長。她義不容辭地接受戰友的重託，拖著孱弱的身體，用花布包袱把自己和黃秀香的孩子包裹結實，一個掛在胸前，一個背在身後。然後，揮淚告別即將遠行的丈夫。她騎馬連夜從瑞金趕往百里外的會昌縣。那裡毗鄰福建，位置偏遠，有她戰鬥的足跡和熟悉的親友。
那天在會昌縣農村，範樂春眼含淚水，把兩個用布包裹的男嬰，託付給堂兄範美宏、郭發仔夫婦。範樂春告訴他們：“這裡一個孩子姓林，剛出生14天，是我自己的兒子；另一個孩子姓鄧，剛出生3天，也是紅軍的兒子。”當時，國民黨軍很快就要開進蘇區，情況十分緊急。範樂春將兩個孩子交給範美宏夫婦，懇請他們在兵荒馬亂中救孩子一命，想辦法將他們撫養成人。然後又匆匆騎上戰馬，追趕紅軍部隊去了。
鄧子恢的妻子黃秀香，福建龍巖人。1928年，鄧子恢在龍巖領導農民武裝暴動時，18歲的黃秀香積極參加婦女活動，不久成為女紅軍。1932年，黃秀香跟隨鄧子恢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財政部工作，兩人結為夫妻。1934年秋喜得一子，卻趕上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發動大規模進攻，而且來勢洶洶。
那次，黃秀香完成財物發放任務後，隨即緊跟紅軍小分隊向贛南轉移突圍。行進途中，突然遭到敵人伏擊。她的腿腳被子彈打斷，戰友將她救起，用籮筐抬著她繼續前進，欲衝出包圍圈。然而，敵人的火力太猛，紅軍小分隊寡不敵眾。戰士們在槍林彈雨中紛紛倒下。傷殘的黃秀香落入敵手，被抬到于都縣城敵軍指揮部拷問、審訊。黃秀香受盡折磨，但頑強堅定，始終沒有透露紅軍的去向和其他情況，最終被敵人殺害，時年24歲。
林伯渠的妻子範樂春在會昌安排好兩個嬰兒後，順利趕回部隊，隨紅軍小分隊衝出敵人包圍圈。後來，她帶領紅軍部隊不斷轉戰於閩粵贛三省邊界，擔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堅持開展敵後游擊戰。
範樂春身體健壯，作戰英勇。但敵後游擊戰畢竟艱苦，範樂春長期帶領紅軍戰士翻山越嶺，風餐露宿，身體日益衰弱。患了肺病後，範樂春經常吐血，多次昏倒在地。閩粵贛邊省委書記方方十分關心她，曾設法將她秘密安排住進廣東梅縣一家醫院治療，病情有所好轉。但不久就被敵人發現，只好連夜安排她逃出醫院，緊急轉移到福建永定縣農村游擊區的草棚裡繼續休養。1941年5月，範樂春不幸病逝。
範樂春
生活所迫
範美宏夫婦將其一子送人撫養
兩位紅軍母親相繼去世後，她們留在中央蘇區的兒子，命運同樣坎坷。
紅軍主力剛一撤離，國民黨軍便殺氣騰騰闖入中央蘇區。敵人瘋狂開展大規模“清剿”活動，實行拉網戰術，四處搜查紅軍傷病員，連紅軍的孩子也不放過，揚言要對紅軍斬草除根。
在國民黨軍咄咄逼人的軍事政治攻勢下，會昌縣範樂春的堂兄範美宏連夜用籮筐挑著孩子，帶著家人趁著夜色避開敵人的搜查，逃出村莊，躲進深山老林裡藏起來。待搜查高潮退去後，他們才戰戰兢兢返回村莊。
範美宏家原有一個女兒，經濟狀況本來就拮据，如今一下多出兩個男嬰，無疑雪上加霜，生活更為困窘。孩子沒有奶吃，整天哭聲不斷，夫婦二人心急如焚。
恰好，鄰居王二嫂家來了一位洛口鎮的農家婦女。她為人樸實，心地善良。眼看兩個孩子餓得可憐，主動表示願意幫助餵養一個。
為了讓孩子活命，範美宏夫婦迫於無奈，只得將哭得厲害的孩子，忍痛送給對方撫養。
誰知這位農婦也是苦命人，後來她的丈夫患了不治之症撒手人寰，這位農婦的生活從此失去依靠。無奈之中，她不得不改嫁，同時將孩子轉送給漳埠的另一農婦。後來，據說漳埠那個農婦也遭遇不幸，又將孩子轉給靖石農村的人家。如此轉來轉去，嬰兒最終流落到洛口賴兆枝夫婦家。
賴兆枝家同樣貧苦，但夫婦倆膝下無子，盼子心切。他們高高興興將孩子抱回家撫養，取名賴亞平。儘管家境貧窮，但夫婦倆節衣縮食，省吃儉用，全力撫養兒子。
這個賴亞平，實際上就是林伯渠、範樂春夫婦的兒子。
在賴兆枝夫婦撫養下，賴亞平不斷健康成長，小小年紀就懂得幫家人幹活。5歲那年，他居然爬上山去，幫助家人放牛。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有一次，賴亞平在山上放牛，不慎摔了一跤，腿部嚴重受傷。
那時，賴兆枝家十分貧窮，當然無錢給賴亞平看病吃藥。從此，賴亞平落下殘疾，成了跛腳。眼看兒子幹不了農活，賴兆枝夫婦極為傷心。將來怎麼辦？這成了夫婦倆一塊揮之不去的心病。賴亞平11歲那年，他們將孩子送到裁縫店學習手藝。賴亞平聰明好學，很快學會裁縫手藝，成了走村串戶的小裁縫，而且還讀完了小學全部課程。
範美宏、郭發仔夫婦為留在身邊的嬰兒起名範宜德（實際上是鄧子恢的兒子）。
範宜德9歲時，範美宏因勞累過度，臥床不起，最終痛苦離世。隨後，範美宏的女兒又染病，不幸夭折。
此後，家中只剩下孤兒寡母，經濟狀況更加困難。但郭發仔依然想方設法掙錢，支援兒子繼續上學讀書。範宜德很懂事，刻苦學習，考試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放學後，他丟下書包就幫阿媽幹農活、做家務。為了養家餬口，待範宜德稍大一些後，阿媽就託關係將他送進傘廠當學徒，後來又轉到菸廠當學徒。
這期間，賴亞平的生父林伯渠，隨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重重包圍後，開始了漫漫長征。勝利抵達陝北後，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財政部部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
範宜德的生父鄧子恢，在完成掩護紅軍主力突圍的任務後，奉命和瞿秋白、何叔衡等帶領一支小分隊向福建方向轉移。一次，在閩西山區遭到敵人包圍，他們試圖突圍。何叔衡中途受傷，他不顧年高體弱，與敵人英勇搏鬥，不幸壯烈犧牲。瞿秋白長期患有肺病，體力不支，被敵人逮捕後英勇就義。唯有鄧子恢憑著身強力壯，奮力衝出敵人包圍，越過山林溪水，死裡逃生，到達閩西革命根據地，同張鼎丞等戰友會合，開展游擊戰爭。
在閩西革命根據地，鄧子恢獲悉妻子黃秀香犧牲、兒子流落蘇區農村的訊息後，極為悲痛。
在游擊戰爭中，鄧子恢和女紅軍陳蘭相識、相知，後結為夫妻。儘管戰鬥頻繁，但他們仍時時牽掛著流落在江西蘇區的兩個孩子，不知他們命運如何。
抗日戰爭勝利後，作為新四軍領導人的鄧子恢曾委託地下黨打聽孩子的下落。但江西畢竟是國民黨統治區，地下黨的活動受到限制。何況蘇區群眾對國民黨軍的殘酷“圍剿”印象深刻，一直心有餘悸。儘管鄧子恢夫婦費盡周折，孩子的下落依然杳無音信，他們只有將思念之情深深埋在心間，期待以後有機會再託人尋找。
鄧子恢
全國解放
鄧子恢託人蘇區尋找孩子
1949年，革命勝利，鄧子恢來到武漢，擔任華中軍政委員會主席、華中局書記兼第四野戰軍第二政委。此時，鄧子恢夫婦又開始惦念長期流落江西蘇區的兩個孩子。
恰好，解放軍駐守贛州的某軍政委陳仁麒，是鄧子恢當年在福建龍巖鬧革命的老部下。於是，在1949年夏天，鄧子恢給陳仁麒寫了一封信，託他幫自己和林伯渠尋找紅軍長征前流落在江西老鄉家的孩子，並介紹了一些有關情況和線索，寄去一張本人的照片作參考。
陳仁麒根據鄧子恢提供的線索，迅速在贛州找到福建商人曹老闆當嚮導，並派參謀左楓一起前往會昌縣執行尋查使命。
左楓帶著曹老闆匆匆趕到會昌。在當地黨組織、政府和福建會館的積極配合下，他們不到一週時間，順利找到了範樂春的堂嫂和在菸廠學徒的範宜德。
範宜德的養母郭發仔，沒有想到10多年後當年的紅軍又回來了，很是高興。她對調查人員回憶說：當年範樂春將兩個孩子留下時，曾經說過一個姓鄧，一個姓林。後來，因為兩個孩子沒有奶吃，自己不得已將其中一個孩子送人餵養，現在身邊的孩子是範樂春的。
問到孩子被送到何處時，郭發仔用手指著南邊說：在下頭的洛口，意思是在貢江下游。但10多年一直沒有來往……
左楓等人將郭發仔的話一一記下，作為原始調查憑證。
第一個孩子順利找到了，左楓等人興奮不已，他們以為第二個孩子也會很快找到。其實不然，艱難的情況還在後面。
洛口雖然距離縣城僅30公里，但那裡山連山，道路崎嶇。有時還得乘坐小木船，行程艱苦緩慢。
當時，正是盛夏時節，那裡交通又不發達。左楓在曹老闆的引導下，費盡周折，好不容易才到達洛口。
沒有想到洛口的那位農婦早已改嫁，遠走他鄉。幾經打聽，有人說孩子已轉給了另一農村。
左楓等人白跑一趟，接著又匆匆趕往另一農村。那個農村同樣是在山區，山高、路遠、林密，農民居住分散。左楓和曹老闆繼續翻山越嶺，四處查詢。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也沒有見到人影。據老鄉說，孩子後來又轉給了靖石農村的人家。
此時，左楓焦急萬分。他心掛兩頭：既要繼續尋找第二個孩子，又不放心已經找到的第一個孩子，唯恐出意外。情急之下，他們返回縣城，動員郭發仔將範宜德安排到福建會館住下，那裡安全可靠，讓人放心。然後，才放心前往靖石農村，繼續查詢第二個孩子。
左楓如同大海撈針一樣，耐心細緻地查問、尋找。費了近兩個月時間，最後才在洛口賴兆枝家找到了。
洛口在深山裡，位置偏僻。那天，山野鄉村的賴家突然來了帶槍的軍人，一家人不禁驚慌失措。左楓和顏悅色地說明：自己是解放軍，也就是過去的紅軍。這次是來尋找當年紅軍丟失的孩子。
賴家原本就不知道孩子的父母姓什麼，當年是從別人手裡轉抱來的。撫養了10多年，如今突然有人說是紅軍的兒子，他們感到十分驚訝。但前來調查的人是解放軍和當地政府的同志，說話十分和氣，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左楓，不但代表政府感謝賴家在危難時期救了紅軍兒子一命，辛辛苦苦將其撫養成人，為革命立了功，而且還說，這次是將孩子送到親生父親那裡去讀書，畢業後仍然會回到你們身邊來，對孩子和你們都有好處。
雖然捨不得，但賴兆枝夫婦想來想去，還是同意派家人陪孩子一起去會昌縣城弄個清楚。
當年紅軍留在蘇區的兩個同齡兒，終於都找到了。15年後，他們首次在會昌縣城會面。那天，兩少年和兩家人互不相識，都感到陌生、好奇。好在左楓做群眾工作有經驗，立即把兩家人拉到一起作介紹，又把當年紅軍反“圍剿”的情況作了說明。
左楓兩個多月的辛苦沒有白費，他滿懷喜悅之情，帶領兩個孩子來到贛州某軍軍部，向陳仁麒作了彙報。左楓指著範宜德說是林伯渠的兒子，指著賴亞平說是鄧子恢的兒子。
陳仁麒拍著左楓的肩膀，誇獎他任務完成出色。接著，陳仁麒拉著兩個孩子，仔細對照鄧子恢寄來的照片驗證。他左看看，右瞧瞧，想弄清哪個是鄧子恢的兒子。但看來看去，心裡總感覺有點不對勁兒，範宜德的模樣怎麼有點像鄧子恢。
於是，陳仁麒悄悄把左楓拉到一旁，低聲詢問是怎麼一回事？左楓拿出調查記錄和地方證明材料彙報說：範宜德的養母反覆說他是範樂春生的。陪同來的範美宏的侄兒，也在一旁幫腔說範宜德是範樂春所生。陳仁麒這才沒有繼續追究，讓左楓護送他們去南昌。
鄧子恢的老戰友陳正人當時正在江西擔任省委書記。他特意會見了左楓和兩個孩子，安排他們在南昌小住幾天，陪同吃飯。還給兩個孩子做了一套新衣服，囑咐左楓護送孩子從九江乘船去武漢。
船到武漢後，左楓帶著兩個孩子隨鄧子恢的秘書坐上汽車疾駛而去。
鄧子恢夫婦在住處聽到汽車響聲，立馬從室內出來，熱情地把大家迎進客廳。鄧子恢摸著兩個孩子的頭，看來看去，笑問：“你們兩個，哪個姓鄧？哪個姓林？”
兩個孩子起初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左楓指著孩子逐一介紹：“首長，這個叫賴亞平，是你的兒子；那個叫範宜德，是林伯渠的兒子。”陪同來的範美宏的侄兒，也在一旁點頭稱是。
賴亞平很機靈，馬上對著鄧子恢夫婦大喊爸爸媽媽，聲音親切感人。鄧子恢夫婦含著熱淚連連說：“好，好，好！”
鄧子恢夫人陳蘭拉著兩個孩子的手說：“孩子，這15年讓你們受苦了！”
鄧子恢也說：“當初，把你們兩個留在會昌，我和林伯渠、範樂春、黃秀香都捨不得。可那是革命戰爭的需要，由不得自己啊！15年來，範美宏、賴兆枝兩家人，在極為困難的環境中把你們帶大，為革命立了大功，我和陳蘭對他們表示感謝！”
為了紀念蘇區，鄧子恢為賴亞平改名鄧蘇生。接著電告林伯渠：“範樂春留在會昌縣的兒子已經找到了，正在武漢我家中。”林伯渠一家人高興極了，盼望鄧子恢早日將兒子送到北京。
鄧子恢夫人陳蘭是個細心人，她仔細觀察一番後，總感到鄧蘇生不大像鄧子恢，而範宜德的模樣則和鄧子恢相似。她建議化驗血型，弄清真相再送。鄧子恢覺得自己有好幾個兒子，而林伯渠身邊只有一個男孩，他不願將腿腳有毛病的賴亞平送給林伯渠。
所以，鄧子恢對陳蘭說：“我看別化驗血型了，還是按照左楓同志調查和範美宏侄兒說的，把精幹的範宜德送給林老吧！”鄧子恢還說：“我們共產黨人的孩子不是私有財產，他們都是革命的後代。”
孩子越來越大，父貌日顯
朱德、彭德懷等禁不住心生疑惑
兩個月後，範宜德被送進了北京中南海，林伯渠家中陡然增添了無限歡樂。從湖南來的姐姐十分疼愛流落江西蘇區10多年的弟弟，關心備至，甚至為他打水洗腳。小弟林用三拉著他在中南海里轉悠，一起玩耍，熟悉中南海的情況。林伯渠特意為他改名林秉蘇，要他秉承蘇區的優良傳統，然後送他進育才小學和101中學讀書。
林秉蘇雖然身在中南海，但仍心繫蘇區的父老鄉親，十分思念遠在江西的養母，想念一起走出大山並在武漢共同生活了兩個多月的“江西小老表”——鄧蘇生，不知能不能和他再次見面。
事情十分湊巧，1952年底，中央決定撤銷各大區，大區領導人高崗、鄧小平、鄧子恢、薄一波、饒漱石等五員“大將”先後調北京工作。
鄧子恢抵京後，毛澤東在中南海找他談話，讓他擔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後來，他還兼任政務院副總理，主持全國農林口的領導工作。於是，鄧子恢全家住進中南海，他們和林伯渠的住宅相距不太遠，兩家人成了鄰居。林秉蘇沒有想到在中南海里又見到了鄧蘇生，兩個患難兄弟在中南海里常常一起學習、玩耍，回憶會昌的山山水水和父老鄉親。
那時，全國實行供給制，中南海的領導人除毛澤東外，家中一般都沒有廚房、廚師。大家統統吃食堂，只不過按級別分大灶、中灶、小灶。有些領導人喜歡讓衛士將飯打回家吃，朱德、彭德懷等則喜歡到食堂吃飯。
中南海的孩子們喜歡熱鬧，當然都願意到食堂吃飯，邊吃飯，邊聊天，邊玩耍。那時，食堂飯桌上放有象棋，供大夥玩兒，誰先到誰先下。朱德、彭德懷也常利用飯前飯後的空閒時間，圍著棋盤對弈。林秉蘇喜歡下棋，有時他和謝覺哉的兒子謝飄相約，早早趕到食堂，搶先佔據棋盤對弈。朱德、彭德懷來到後，就分別站在他倆身後出謀劃策。鄧蘇生時不時也到那裡觀戰，看看熱鬧。
因為孩子們經常在食堂吃飯，或是一起到懷仁堂看電影、看文藝演出，同中央領導人見面機會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胡喬木等領導人都認識林秉蘇和鄧蘇生，也知道他倆是林伯渠、鄧子恢從江西蘇區找回來的兒子。
孩子越來越大，父貌日顯，朱德、彭德懷等禁不住心生疑惑，樂呵呵地詢問：“秉蘇，你到底是誰家的崽啊？我們看你長得很像鄧老。”“蘇生，你長得怎麼像範樂春？”有一次，他們竟然拉著兩個孩子當著鄧子恢的面說：“你們兩家準是搞錯了！你看秉蘇越長越像你，好像一個模子印出來的；蘇生倒越長越像範樂春嘛！”
面對眾多疑惑，鄧子恢總是反覆解釋：“不會錯，不會錯。當初調查時，範樂春堂嫂的親戚，都肯定秉蘇是林伯渠、範樂春的兒子，應該以他們的意見為準嘛！”他一直認為範樂春的堂嫂在反“圍剿”的危難時期，救了兩個小生命，是孩子們的救命恩人，因此始終相信她說的話。
對於長輩們的疑惑和議論，兩個孩子也並非無動於衷，尤其是林秉蘇想得更多。會昌縣解放前夕，國民黨軍匆忙撤退，解放軍即將來臨。有幾次，林秉蘇在捲菸廠幹活時，曾聽到有些小夥子背後指著他小聲議論：“他的爸爸姓鄧，是共產黨的大腦殼（大官）。”
這些議論，在林秉蘇的大腦中雖然留有印象，但也都是一晃而過，過去並沒有太在意。解放後，左楓叔叔來調查時，阿媽一直肯定說自己是範樂春、林伯渠的兒子。後來，在江西贛州解放軍某軍司令部對照照片查驗身份時，陳仁麒也曾經提出疑問；到了武漢，陳蘭媽媽同樣提出質疑……當時，他一度也迷惑不解：“自己到底是誰的兒子？”但林秉蘇覺得自己畢竟是孩子，年齡小，在大人面前也不便多插嘴。
如今，五年過去了，中南海的革命前輩又風趣地提出這個問題，當然，也都只是懷疑，並無證據。何況，林伯渠一家人對自己關心無微不至。所以，那幾年，他在中南海里一心埋頭學習和生活，並不關心弄清這個“謎底”。
1950年，鄧子恢與子女在漢口住所，後排左一站立者為鄧蘇生（林蘇生）
林伯渠、鄧子恢換回兒子
孩子們難捨親情
鄧子恢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1953年秋天，鄧子恢到南方進行考察。一路風塵僕僕，日程安排相當緊張。但在江西瑞金考察時，鄧子恢仍念念不忘當年範樂春的堂嫂及其家人撫養紅軍孩子的恩情。他在招待所裡抽空寫了一封信，還買了一段布料，託瑞金縣委書記設法轉給會昌縣範樂春的堂嫂郭發仔，向她轉達問候，再次感謝她當年救護孩子生命的恩情，他還囑咐當地縣委和政府一定要照顧好她的生活。
鄧子恢的這一封信、一段布料、一句問候、一個感謝，給範樂春堂嫂郭發仔精神上帶去了莫大溫暖。她萬萬沒有想到五年後，身為共產黨“大官”的鄧子恢，還一直掛念著她這個蘇區鄉村的平民百姓。頓時，她的內心受到強烈震動，一種內疚感暗暗湧動，精神上久久得不到安寧。
郭發仔後悔當初左楓來尋找兩個孩子時，自己沒有實話實說。那年範樂春留下的兩個孩子缺奶喂，飢餓難忍，大哭不止，一家人焦急萬分。這才將哭叫厲害的孩子送給了別人，而且去向長期不明。此後，他們就把留在身邊的孩子當成范家的血脈撫養，以求給范家留一個“根苗”，在良心上求得安慰。
解放初期，為了能對得起範樂春離別時的叮囑，郭發仔及其親戚面對左楓、陳仁麒、鄧子恢等人的種種詢問，始終隱瞞真相，咬定範宜德是範樂春的兒子。
此時此刻，郭發仔感到良心不忍，過意不去。她不願繼續隱瞞，覺得應當說明真相，讓孩子恢復父姓，回到親生父親身邊。
郭發仔請人代筆給北京的鄧子恢、林伯渠和兩個孩子，分別寫了四封內容相同的信，說明範宜德應該姓鄧，另一個是範樂春、林伯渠的兒子。
真相大白了，事實證明兩個孩子確實是搞錯了，從而為鄧子恢、林伯渠下決心互換兒子找到了可靠的依據。
1954年春節來臨，中南海里張燈結綵，家家戶戶歡度傳統佳節，處處洋溢著歡樂氣氛。鄧子恢和林伯渠相約一聚，舉行了一個特殊的春節歡慶儀式。
儀式設在中南海頤園鄧子恢家的客廳裡，在場的只有4人，兩位老人和兩個在蘇區長大的孩子，其他人都不參加。
互祝節日問候後，鄧子恢、林伯渠兩位老人鄭重宣佈：“經過調查，林秉蘇為黃秀香所生，鄧蘇生為範樂春所生……”
隨後，兩位老人開始緩緩回憶1934年的情景……
林伯渠和鄧子恢傾訴心曲的沉重話語，使客廳裡充滿了既嚴肅又親切的氣氛。兩個剛滿19歲的孩子深受教育，禁不住暗暗流下眼淚。
兩位老人建議孩子改換姓名，主張鄧蘇生改為林蘇生，以紀念在蘇區誕生，懷念蘇區人民。鄧子恢主張林秉蘇改為鄧秀生，以緬懷母親黃秀香的生育之恩。
但老人作風民主，不搞家長制，尊重孩子們的選擇。他們強調：“改不改姓名？怎麼改，完全由你們自主決定。”兩位老人還深情地說：“姓什麼，叫什麼，並不重要。名字只不過是個符號，大家都要起個名字，目的是為了相互區別。我們共產黨人的孩子，不是私有財產。你們是革命的後代，長大了要幹革命。我們並不指望依靠你們養老送終，重要的是你們千萬不要忘了當年撫養你們的鄉親。他們養育你們10多年不容易，你們要永遠牢記他們的養育之恩！”
改換姓名說來簡單，其實相當困難，主要是孩子們情感上難以接受。兩家人對孩子一直都很好，大家朝夕相處，親密無間，難捨難分。
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兩人的姓名都沒有改，他們一直使用原來的姓名。不過，兩人常常互換床位，輪流到生父家中團聚、住宿，叫一聲爸媽，喊一聲弟妹，同大家一起生活。
鄧子恢受到不公正對待時，兩個懂事的孩子都姓鄧。
1957年，林秉蘇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後，向鄧子恢、陳蘭提出想利用暑假到江西會昌縣探望養母。老人當然熱情支援。考慮到林秉蘇第一次單獨離家遠赴江西，鄧子恢不放心，特意準備了一封介紹信，讓他有困難時找有關單位求助。陳蘭媽媽給他拿出盤纏。兩位老人再三囑咐他到會昌縣向養母問候、致謝。
林秉蘇高高興興登上返鄉探親之路。一路顛簸，困難不斷。但林秉蘇始終沒有使用父親準備的介紹信，而是憑著年輕人的一股韌勁，下火車，找旅館，問道路，乘汽車……幾經輾轉，終於回到了當年撫養他成人的會昌縣阿媽郭發仔身邊。
林秉蘇向阿媽轉達北京老人的問候和致謝，報告自己高中畢業、考上大學的喜訊。阿媽看到孩子長大了，而且如此懂事、出息，高興得合不攏嘴。
不久，林秉蘇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學習，併入了黨，畢業後被留在北京師範大學從事教育工作。
林秉蘇正式改換姓名是1962年的事情。那幾年，我國自然災害十分嚴重，農業連續大幅減產，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挫傷，城鄉人民生活很是困難。身為副總理的鄧子恢，透過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多次向毛澤東力薦“責任田”，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迅速改變我國糧食嚴重短缺的緊張局面。但這卻被錯誤批判為“刮單幹風”、“走資本主義道路”，並被撤銷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和副總理職務。
鄧子恢想不通，曾向毛澤東要求辭去黨內外職務，回福建老家。
毛澤東沒有表態，而是安排他和陳毅、賀龍、聶榮臻等到廣東休養。老人受到沉重打擊，精神極度苦悶。
林秉蘇眼看父親蒙受冤屈，內心十分痛苦，決意改換姓名，了卻老人多年前的心願。從那時起，林秉蘇改名鄧瑞生，意為在江西瑞金出生，並徹底回到鄧子恢身邊，給身處逆境的父親以精神安慰。
當時，林秉蘇未使用父親建議的名字。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個男子漢，“秀生”二字含有女性味道，用它做名字容易被人笑話。“瑞生”同樣可以紀念母親在瑞金的生育之恩，鄧子恢理解他的心情和想法，支援他使用“瑞生”。
至於長期在鄧老家生活的鄧蘇生同樣富有感情，而且十分懂事。他看到鄧子恢蒙冤遭難，當時迷惑不解。他既熱愛、敬重生父林伯渠，也熱愛、敬重養父鄧子恢。他十分同情鄧子恢，表示在鄧子恢身處逆境時，決不改換姓名。他堅持使用鄧蘇生這個名字，而且表示終身不變，林伯渠老人也支援鄧蘇生的意願。
1958年，鄧蘇生在北京高中畢業後，曾向林伯渠夫婦提出要到江西會昌縣阿媽身邊生活和工作。林伯渠夫婦同他談話後，表示尊重孩子的選擇，同意他回到會昌。鄧蘇生在會昌縣生活、工作了一段時間，併入了黨。1959年夏天，全國大學統一招考，鄧蘇生在當地參加統考，被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錄取，於是他又回到北京繼續學習。
大學畢業那年，鄧蘇生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從事法律工作。可是，鄧蘇生報效蘇區父老養育之恩的願望和決心十分強烈，並且得到了鄧子恢、林伯渠兩位老人的理解和支援。
鄧蘇生回到贛南後，將學到的法律知識，奉獻給蘇區的父老鄉親，勤勤懇懇為養育自己成長的鄉親們提供法律服務。時光流逝，歲月悠悠。鄧蘇生在贛南法院從事法律工作，一干就是30年，直到退休才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鄧蘇生、鄧瑞生，在紅土地上先後出生，在敵人“圍剿”中一起度過艱苦辛酸的童年。解放後，他們雙雙回到了父親身邊，在中南海里接受革命傳統教育，幸福地生活和成長。“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同樣作為“走資派”的兒女被批鬥，經受坎坷磨難。
數十年來，他們歷經人間滄桑，始終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父輩的教育使他們理想堅定，作風淳樸，為人厚道。有時，他們也抽空到蘇區去看望那裡的鄉親，想方設法為蘇區的經濟建設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盡一點綿薄之力。
鄧瑞生和林蘇生
【瑞金市紅色文化傳承協會 轉自《黨史博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