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0日 北京 國家博物館
北京出差，忙裡偷閒去逛了一次心心念唸的國家博物館。酒店在王府井，從東四沿著東交民巷以前的使館區慢慢得走，想象著1900年義和團在這裡忙活了兩個多月，10萬多人居然就沒有打下來。慈禧“老佛爺”就住在近在咫尺的紫禁城內，估計天天都能聽到槍炮聲，不知道她這兩個月是怎麼過來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她這兩個月過得不會踏實。
進入天安門廣場要安檢了，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看天安門，心中會自然湧起一股豪情，這就是發自內心的愛國之情吧。
這幾年在全國各地出差，只要有時間，都會去逛一下當地的博物館，特別是省級的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的藏品基本上在各地博物館內就是“鎮館之寶”級別的文物了。那天在朋友圈發了九張照片，都是代表中國歷史程序的文物了。
第一張是新石器時代人面魚紋彩陶盆。這是1955年出土於陝西省西安市半坡，為新石器時代前期陶器，多作為兒童甕棺的棺蓋來使用，是一種特製的葬具，它是仰韶彩陶工藝的代表作之一。新石器時代人面魚紋彩陶盆，高16.5釐米，口徑39.8釐米，由細泥紅陶製成，敞口卷唇，口沿處繪間斷黑綵帶，內壁以黑彩繪出兩組對稱人面魚紋。
第二張是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龍，這是是新石器時代的玉器（祭器禮器），於1971年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遺址。玉龍墨綠色，高26釐米，完整無缺，體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彎曲，嘴緊閉，有對稱的雙鼻孔，雙眼突起呈稜形，有鬣。龍背有對稱的單孔。龍身大部光素無紋，只在額及顎底刻以細密的方格網狀紋，網格突起作規整的小菱形。玉龍由墨綠色的岫巖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潔，頭部長吻修目，鬣鬃飛揚，軀體捲曲若鉤。造型生動，雕琢精美，被譽為“三星塔拉紅山文化玉龍”，也稱為“中華第一龍”。
第三張是象首耳卷體夔紋青銅罍，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銅器，1980年在四川彭縣竹莊出土。它是一件容器，有蓋，直口，方唇，雙耳，圈足。盔形蓋，飾四鳥形突稜，突稜恰成夔鼻。盔形蓋中飾夔龍，肩部飾立體長鼻象雙耳，雙耳間各鑄一立體卷鼻象首。肩上中間為一蟠龍，兩邊間以夔紋。腹部為卷耳大眼之夔龍，通體以雲雷紋為地。器身的卷龍紋、牛紋等是周人的代表性裝飾紋樣。它出土於四川，表明中原文化與蜀文化在西周初年就有很好的交融和交流。
第四張是四羊方尊，它是商代晚期青銅禮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於湖南寧鄉縣黃材鎮月山鋪轉耳侖的山腰上，現屬炭河裡遺址。四羊方尊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邊邊長為52.4 釐米，高58.3釐米，重量34.5公斤，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於器外，羊身與羊腿附著於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時，方尊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據考古學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將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後將其分別配置在外範內，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範法澆鑄，一氣呵成，巧奪天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 ，被史學界稱為“臻於極致的青銅典範”，位列十大傳世國寶之一。
第五張是戰國時期的青銅缶，它於1978年出土於湖北省隨縣擂鼓墩1號墓，是戰國時期曾國的物品，高124.5釐米、口徑48.4釐米。缶蓋上有4個環鈕，蓋用環鏈釦在肩上的龍形拱鈕上。腹部有4個環鈕，大概是供移動時捆綁繩索所用。缶的頸和下腹部飾有蟠虺紋組成的蕉葉紋，其上為3匝蟠虺紋，頸部有“曾侯乙乍持，用冬（終）”的銘文，表明它是曾侯乙王室所用的大型儲酒器。這是目前 中國 發現的最大銅缶，也是戰國時期最大的銅器。這件青銅缶採用分段鑄造再拼合的工藝，器身分兩次鑄接，即先鑄上半截，再鑄下半截，從內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處有凸起的箍帶。器表有四條縱向接範的痕跡，由於範塊結合不整齊，所以上下的範痕線不在一條直線上。器耳和鈕是單獨鑄造然後拼接上的。多範合鑄技術代表了青銅時代範鑄法技術的高峰，這種工藝的熟練應用為大型精美的青銅禮器鑄造提供了前提。曾國是一個姬姓小國，戰國時期為楚國的附庸國，與楚國的關係極為密切。曾侯“乙”在位時間是公元前453年-前433年，被稱為曾國的“中興之君”。
第六張是秦兵馬俑。國博的秦兵馬俑展廳是兩人一馬，後面則是秦兵馬俑的實地照片。秦朝留存至今最著名的文物，當然是西安的兵馬俑和銅車馬。秦兵馬俑的雕塑技藝和雕塑手法極其精緻，每一件都精雕細刻。大到身體結構，小到鬚髮眉毛，都雕刻的一絲不苟。秦代工匠在雕刻技法上，把圓雕、浮雕、線刻有機地結合，對細部做了精細的刻畫。如武士俑的鎧甲，甲片的疊壓關係和編綴方法被表現地清晰明瞭。在面部細節方面，製作者沒有拘泥於刻畫毛根出肉的真實，而是借用誇張手法，把一些細節塑造得有角有稜， 比如說俑的眉毛和鬍鬚，有的豎起、有的翻卷起來。這種誇張使人並不感到意外和失真，反而有助於人物精神、氣質的表現，使其個性十分鮮明，誠摯地、逼真地再現了秦軍的形象。2019年我才去了陝西曆史博物館和秦兵馬俑博物館，真正領略了當年秦漢的波瀾壯闊。
第七張是東漢擊鼓說唱陶俑，它於1957年出土於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東漢崖墓，為東漢明器。東漢擊鼓說唱陶俑高56釐米，以泥質灰陶製成，頭上戴幘，兩肩高聳，著褲赤足，左臂環抱一扁鼓，右手舉槌欲擊，張口嘻笑，神態詼諧，動作誇張，活現一俳優正在說唱的形象。東漢擊鼓說唱陶俑被稱為“漢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濃厚民間氣息和地方風貌的優秀雕塑作品，屬國家一級文物。
第八張是東漢的石天祿，出土於河南洛陽西郊，頸背陰刻“緱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緱氏（今河南偃師 ）蒿聚村工匠成奴作所作。天祿辟邪是東漢時期立於墓前的神獸，常與辟邪配對。
第九張是西周的大盂鼎，於清道光年間（公元1849年）出土於陝西郿縣禮村（今寶雞眉縣常興鎮楊家村一組，即李家村）。它是西周早期青銅禮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時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與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大盂鼎器厚立耳，折沿，斂口，腹部橫向寬大，壁斜外張、下垂，近足外底處曲率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雲雷紋為地，頸部飾帶狀饕餮紋，足上部飾浮雕式饕餮紋，下部飾兩週凸弦紋,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樣，雄偉凝重。器內壁鑄銘文19行291字，記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之事。
這個鼎的收藏故事有點曲折，它出土後，被販賣至文物市場，清朝道光時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鑑把銅鼎買下，因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矚目，鼎很快被岐山縣令周庚盛佔有，他把鼎轉賣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鑑在考中翰林後出價3000兩白銀又購得了寶鼎，在他去世後，後代以700兩白銀賣給陝甘總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恆，袁深知左宗棠酷愛文玩，得寶鼎後不敢專美，旋即將大盂鼎獻給上司以表孝心。
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遭朝廷議罪。幸得時任侍讀學士的潘祖蔭援手，上奏咸豐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點，上下疏通，左才獲脫免。潘乃當時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後遂以相贈，以謝當年搭救之恩。此後，大盂鼎一直為潘氏所珍藏。雖然也時而有人覬覦此鼎，但畢竟潘氏位高權重，足可保全大鼎無虞。至潘祖蔭故，其弟潘祖年將大盂鼎連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從北京運回蘇州老家。大鼎作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彌顯珍貴，堪為傳家之寶，不輕易示人。
民國初年，曾有美籍人士專程來華找潘氏商談求讓大鼎，出價達數百兩黃金之巨。但終為潘家所回絕。三十年代中葉，國民黨當局在蘇州新建一幢大樓。黨國大員忽發奇想，要在大樓落成後以紀念為名辦一展覽會，邀潘家以大鼎參展。以圖無限期佔有大鼎。然此拙劣伎倆為潘氏識破，婉言拒絕了參展。
1937年日軍侵華時，蘇州很快淪陷。國將不國，人命難保。此時，潘祖年已作古。潘家無當戶之人，皆婦孺。英雄出少年，當此危難之時，潘祖蔭的侄孫潘承厚、潘景鄭等商定將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經反覆遴選，決定將寶物藏於二進院落的堂屋。這是一間久無人居的閒房，積塵很厚，不會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幹兩天兩夜才將全部寶物入藏地下。又將室內恢復成原樣。整個過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兩個傭工和一個看門人參與其中，均被反覆叮囑要嚴守秘密。此後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亂。潘宅一時竟成了日軍搜查的重點。經過反覆的搜查並挖地三尺均無所見，日軍也只得作罷。日軍佔領期間，潘家的看門人曾幾次盜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賣給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過於沉重，無法搬動，得以倖免。
光陰荏苒，在歷經十餘年戰亂之後，中國解放了。潘家後人見人民政府極為重視對文物的保護，認為只有這樣的政府才可託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議後，由潘祖蔭的孫媳潘達於執筆，於1951年7月6日寫信給華東文化部，希望將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獻給國家。同時也希望將兩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館展出。7月26日，文管會派專員在潘家後人的陪同下赴蘇州，大鼎得以重見天日。為表彰潘達於的獻寶壯舉，華東文化部於10月9日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儀式。1952年上海博物館落成，大盂鼎藏入此館。1959年，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開館，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館藏珍品支援，從此大盂鼎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走走停停，整整逛了六個小時，才算走馬觀花般逛完了整個國家博物館。據說有文物愛好者用了整整三個月，天天來這裡，認真觀賞每件文物，做了紮實的筆記，才算對國博的文物小有了解。我在2020年計劃用半個月時間走一下北京的大街小巷，主要看看名人故居和博物館。沒想到疫情居然肆虐全球已經兩年了，還是未見好轉，只能悻悻作罷。待到明年春暖花開的時候，但願疫情能暫告一段落，想著能在衚衕走走，再逛一次國博，再次感受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風采。
PS： 文中關於文物的詳細描述，大多數來自於國家博物館關於該文物的詳細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