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偉人與一代報人：毛澤東與李抱一民國往事
文/ 劉浩鋒
在中國近現代革命歷史上，湘軍燦若星河，人物疊出。毛澤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英雄與革命領袖。他在追求真理與建立新中國的革命征途中結識了民國一代報人《大公報》重要創始人之一兼總編輯李抱一先生。作為民國湖南“最有影響,聲譽最好”的地方性民營大報，亂世之時彼此有著很深交往，不為後人所知。
《大公報》是民國時期湖南具有代表性的進步報刊。它不僅最早連續載文介紹盧梭、達爾文、馬克思、杜威等人的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評論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教育哲學等各種不同的學說流派，還積極刊登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鼓勵思想解放的文章，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馬克思主義宣傳直接為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這在湖南思想史上是一次質的飛躍。而這一切，離不開思想開明的總編輯李抱一。
據史料記載，湖南《大公報》自1915年9月1日創刊，到1947年12月31日停刊，堅持30多年，其間多災多難，“遭停刊處分9次之多，成員遭逮捕、繫獄、審訊和逃亡次數更多，財產、書物、房屋被搶劫焚燬尤難估計”。而作為總編輯的李抱一則首當其衝。
李抱一（1887——1936）原名纓，字嗣循，筆名抱一，族名景僑，今新邵縣坪上鎮長塘村人。辛亥革命後投身新聞事業，與友人劉人熙、貝允昕、張秋塵、龍兼公、張平子等人創辦長沙《大公報》，擔任總編輯，同時還兼任過上海《時事新報》、漢口《江聲日報》通訊員，兼編過《國民日報》副刊。
毛澤東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其間，曾參加了蔡元培創立的中國第一個新聞學會——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在赴上海送別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等人後，毛澤東於1919年4月回到湖南，在修業小學做歷史教員。同年，他先後主編《湘江評論》、《新湖南》週刊、《新聞學學會會員通訊集》，創辦“平民通訊社”。
不久，青年毛澤東透過湘潭老鄉、《大公報》“調查”、“研究”兩專欄主筆龍兼公介紹認識了李抱一。此後，毛澤東常向《大公報》投稿。一個是未來共和國核心締造者，一個是民國傑出報人，彼此開始了三年多相交。1919年11月8～10日《大公報》第2版連續三天刊登“本報特別啟事”:“本報添約毛潤芝先生為館外撰述員，此布。”從此，毛澤東不僅經常為該報撰稿，還協助主辦“專欄”。
圖為李抱一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鐵肩道義的李抱一
湖南《大公報》誕生始就高舉擁護共和、反對帝制大旗。1915年9月《大公報》創刊時，正值袁世凱偽造民意，伺機稱帝。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因常著文抨擊時政，屢屢觸犯當局，不得不離職《湖南公報》的李抱一，與劉人熙、貝允昕、龍兼公、張平子等一起正開創湖南《大公報》，擔任總編輯。在創刊號上，由李抱一撰文《本報對於國體問題之主張》，道出大公報人與湖南以及全國廣大民眾心聲：“夫以三兩人之私意，便欲變更全國國民所習而安之之國體，非狂則妄……吾輩曷不因勢利導以醒其狂妄，茲值本報出版之始特標此旨。”《大公報》 “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永矢勿諼，無敢或貳”的錚錚氣節，極大鼓舞了共和士氣；同是寶慶籍的雲南都督蔡鍔則於1916年1月1日，悍然舉旗倒戈取得了反袁勝利，為袁倒行逆施的帝制敲響了喪鐘。《大公報》開局就以時政刊物發出了鏗鏘有地的聲音，展現媒體人的擔當，一下引起了社會關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不久，《大公報》即予以報道，使湖南人民耳目一新。1919年5月9日，《大公報》首次報道了北京學生“五四”遊行的訊息。隨著五四運動爆發，湖南省督軍張敬堯勒令各報不得刊登有關山東問題的一切訊息和評論。李抱一在《大公報》刊文質問張敬堯：“山東問題發生，連日兩報所有關於此項重要評論與新聞稿件，多被扣留刪除，同人等大惑不解……山東是否中國領土？山東問題不準登，要登什麼新聞？長沙報紙不許登，能否禁止全國全省報紙不準登？”
從5月9日起，《大公報》即以大量篇幅報道學生愛國運動，揭露北洋軍閥賣國，鎮壓學生惡行。當學生搗毀販賣仇貨的“華太長”時，《大公報》撰文說：“學生是赤心有國，奸是咎由自取。”在五四運動推動下，李抱一對《大公報》實行“大改良”，設立調查、研究兩個專欄。兩個專欄堅持1年左右，發表調查文章100多篇，進行過多次大討論，為湖南留下寶貴歷史資料。李抱一還曾脫長衫，著短裝，穿草鞋，提礦燈，下到水口山礦井作調查撰文，抨擊貧富不均，對礦井工人深表同情。在調查欄目中，共和國開國元勳謝覺哉寫的《寧鄉的金融情況》一文，反映鄉鎮的商店濫發市票，坑害百姓，使許多中農“朝為小康，夕為乞丐。”不久，張敬堯因貪婪殘暴，遭到湖南人民強烈反對被迫辭職。
李抱一與徐特立、謝覺哉等過往甚密。他曾與徐特立、朱劍臣、陳夙荒(潤霖)、李青崖等人組織研究新思潮的學術團體“健學會”(見《徐特立文集》)。健學會會員的思想雖然複雜，主張民治主義、杜威教育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以及防止過激主義者，一應俱全，但從他們講演的內容來看，反對封建主義的文化，則是一致的。社會上對健學會的評論不一，有的甚至求全責備。
1919年6月15日，省教育會會長陳潤霖（1879——1946）邀省城各界知名人士徐特立、朱劍帆、李抱一（景僑）等20人在長沙楚怡小學成立“健學會”，其中有很多是新民學會會員。學會“以輸入世界新思想，共同研究，擇要傳播為宗旨”，提倡“採用正確健全之學說而為研究之研究”，李抱一作了《墨子學說今釋》的講演。受健學會影響，楚怡學校從這時起成立了學生自治會，開始用白話文教材進行教學，提倡寫白話文，開放女禁，主張男女同校、號召婦女剪髮等，都是健學會活動的主要內容。李抱一作為健學會的重要成員，積極參與並在報紙上大力宣傳了這一活動，使青年學生廣受教益。
7月21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增刊1號上發表《健學會的成立及進步》，對此贊之為：“東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們正應拍掌歡迎”。
由於和徐特立、謝覺哉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交往叢密，《大公報》思想開明，鐵肩道義，一度被當局視為眼中釘。謝覺哉每次著文，必寄李抱一(見《謝覺哉日記》)。出於對共產黨同情和支援，李抱一還營救過地下黨員張蘊良、李敘成、謝驥良等人。1927年3月《大公報》因宣傳“左社”言論，被湖南省黨部下令封閉，1929年5月才復刊。
圖為1920年的毛澤東
毛澤東給《大公報》建議新辦法：傍著活事件來討論
《大公報》，在提倡個性解放、批判封建禮教、開展平民教育、湖南自治等諸多方面，始終保持報紙的客觀公正立場，鄙棄依附於政黨、受人恩惠、仰承鼻息而失去“報格”的行為。
《大公報》的研究專欄，自毛澤東提出“傍著活事件來討論”這樣一個辦報的新辦法以後，李抱一欣然採納，使得報紙更加充滿生氣，增添了新活力。根據《毛澤東早期文稿》一書介紹，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發表了《“社會萬惡”與趙女士》、《為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等30多篇文章。
報社按照毛澤東“傍著活事件說理”的思想，抓住新娘趙五貞因反對包辦婚姻在花轎裡自殺的事件，《大公報》一連發文，毛澤東抓住此事半月內為此事發表9篇文章，指出包辦婚姻的弊端，對封建禮教進行了有力控訴和批判；針對舊社會，也針對獨夫民賊張敬堯，擲出了尖銳的匕首。李抱一作為總編輯是首肯和積極策劃推動者。
1919年11月15日，《大公報》刊登了社會新聞:長沙女子趙五貞，被迫嫁給比她大20歲的古董商，在花轎中用剃刀自殺身亡的報道。16日，該報就刊登出毛澤東的文章《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文章分析了趙女士自殺的原因和社會環境，是“三面鐵網(社會、母親、夫家)堅重圍著”，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並提出建議:“希望有討論熱心的人，對於這一個殉自由戀愛的女青年，從各種論點出發，替她呼一聲‘冤枉’”。總編輯李抱一支援毛澤東的意見。一方面，在半個月內，安排版面對趙五貞的自殺事件作了連續四次跟蹤報道。另一方面，從11月16日起，闢出專欄，對這一自殺事件進行討論。對此，毛澤東積極響應，在《大公報》上連續撰寫時評雜感，尖銳抨擊封建禮教和社會的罪惡，引起了讀者的廣泛參與討論，形成對舊社會封建婚姻制度的強烈輿論制裁。
毛澤東指出，趙女士自殺是對萬惡社會的反抗，對強權的反抗，但同時強調“與其自殺而死，寧奮鬥而亡”．這場討論步步深入，生動活潑，對封建的包辦婚姻制度，黑暗的社會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控訴和批判，造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輿論力量，其影響波及全國。
至12月1日，李抱一在《大公報》上安排版面共發表討論文章36篇，其中有9篇為毛澤東所寫。如毛澤東發表的《“社會萬惡”與趙女士》、《非自殺》等文章，把讀者注意力引導到對“社會萬惡”制度的控訴。此外，毛澤東還撰寫了《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等文章，批判了封建禮教，呼籲婦女解放和主張戀愛婚姻自由，引起了社會強烈反響。當時的《北京晨報》曾稱讚湖南的《大公報》討論水平超過了天津《大公報》、《時事新報》和《晨報》。
可以說，當時《大公報》無論人力還是物質條件都不好，若不是李抱一總編輯慧眼識珠採納毛澤東意見開展討論活動以及毛澤東本人積極參與，是怎麼也辦不到的。這次轟動長沙城的新娘趙五貞反對包辦婚姻花轎裡自殺事件的討論成功，為以後毛澤東的“傍著活事件討論理論問題、社會問題”的主張打下了基礎。
圖為湖南大公報
吹響新文化運動號角：與毛澤東等一起投股創辦進步書社
1919年，李抱一率領《大公報》同仁旗幟鮮明地支援“五四”愛國運動，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先後發表了一批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介紹俄國十月革命情況的文章。1919年7月，李抱一組稿連載署名南陔的《社會主義兩大派之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無政府主義學說，認定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立論方法之社會主義”。同月，蘇俄發表了《對華友好宣言》，宣佈廢除帝俄在華的一切不平等權利。1920年3月29日，李抱一以《俄政府對我之善意》為題報道了這一訊息。
1920年8月，李抱一作為投股人之一，與毛澤東、易禮容、彭璜等創辦湖南長沙文化書社，主要銷售馬克思主義書刊。7月31日的《大公報》二版刊發了毛澤東《發起文化書社》的訊息。8月24日《大公報》上再發了《文化書社緣起》一文，稱文化書社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9月9日，文化書社正式營業。1920年7月23日，李抱一在《大公報》開闢了《讀者論壇》，圍繞現代思潮廣泛發動讀者參與。
毛澤東同志還對“男女社交公開問題”、“上海厚生紗廠來湖南招收女工，條件極為苛刻的問題”等發表文章進行了討論，步步深入，生動活潑，啟迪人們的智慧，引導大家樹立了正確的是非觀念。
1920年9月，由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人發起成立俄羅斯研究會。毛澤東為書記幹事，決定在船山學社開設俄文班，聘請在滬俄人來湘教授，選擇《共產黨》月刊上的部分關於俄國的文章介紹給李抱一在《大公報》登載等。1920年底，該會介紹任弼時、蕭勁光、羅亦農、劉少奇等19人到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在“俄羅斯研究會”成立後，《大公報》在李抱一主導下，連續發表了一批研究馬列主義文章，其中影響最大的有簽發彭璜的《對於俄羅斯研究會的感言》。經毛澤東的推薦，李抱一在《大公報》還連續轉載了上海《共產黨》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還轉載李大釗的文章，刊登留俄學生寄回的《旅俄通訊》。列寧逝世後又連載鄧中夏編寫的《列寧年譜》。
1920年11月，黃愛、龐人銓發動工人進行鬥爭組織“湖南勞工會”，在第一紗廠要求把紗廠收歸公有，改善待遇。李抱一在《大公報》發表參觀記、調查記，揭發該廠虐待工人的種種慘無人道行為。指出“無異犁泥地獄，而資本家則每日可從中榨取三千銀洋的利潤。”
1922年1月，趙恆惕受賄5萬元，於19日將黃愛、龐人銓屠殺。9月爆發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長（沙）武（昌）大罷工；10月，長沙泥木工人大罷工；11月，長沙鉛印工人大罷工，紛紛取得了勝利。11月初成立的“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毛澤東和郭亮被推選為正副總幹事，《大公報》在李抱一的統籌下對這些都作了詳細報道，全文刊登罷工宣言，並在9月23日社論中，讚揚鐵路工人，指出其團結力量，殊有出人意料之外。毛澤東在《大公報》發表20多篇重要文章，這是研究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的重要史料。
1922年9月10日，李抱一首肯，又在《大公報》發表了彭粹夫的《我們為什麼主張馬克思主義》一文，在精闢分析中國和俄國大體相同的情況後，義正言辭地宣告：“我們的主張，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由於李抱一的開明與前瞻，《大公報》積極宣傳馬列主義思想，在社會青年和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圖為徐特立
大公報專欄“湖南建設問題”與湖南自治運動
民國初年，隨著袁世凱的倒臺，北洋軍閥陷入內亂。各種亂象讓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不得不有了新思考。既然北洋軍閥政府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不如透過地方自治謀求民主憲政和最終統一。這就是省憲運動的開始。省憲運動首先發生在湖南。自民國開始，北洋政府先後三次派將領入主湖南，為禍重重。湖南歷來是南北軍閥兵家必爭之地，戰爭的創傷嚴重，人民內心期待改變現狀。部分湘籍知識分子、士紳官僚、兵丁將佐渴望改變湖南人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局面。
1919年11月23日，《大公報》第一次發出驅張呼聲：歐戰告終，潮流頓變，權在國民……任彼僉王，植黨營私……草菅人命，蹂躪民權，長此以往，後患何堪！”
政治不良，武人專斷，國民權利被踐踏，這些問題如何解決？驅逐壞的統治者固然是必需的，但重要的還是建立一種能夠保障國民權利的制度。湖南改造促成會曾經發表主張說：“湘事糟透，皆由於人民之多數不能自覺，不能奮起主張。有話不說，有意不伸。南北武 人，乃得乘隙凌侮，據湖南為地盤，括民財為己中囊。往事我們不說，今後要義，消極方面，莫如廢督裁兵，積極方面，莫如建設民治。”鑑於民國以來“建層樓於 沙渚，不等建成而樓已倒”的教訓，他們認為共和需要良好的基礎，湖南應乘大亂初勘，“人人要發言，各出獨到之主張，共負改造之責任”，最後歸結到一點，不但要“湘人治湘”，而且要建立真正代表湖南民眾利益的湖南省政權。
譚延闓為避免三湘戰火不斷、政權得得失失的“怪圈”，想在南北對峙的夾縫中求生存，穩定自己的統治，於是順應人民要求和時代風潮，1920年7月22日，驅逐張敬堯之後新上任的譚延闓以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督軍名義發表“禡電”，宣佈湘人自決，廢除地方督軍制，實行地方自治，準備制定“湖南憲法”。此時的南方護法軍政府漸趨解體，無法獲得有效支援，北方徐世昌把湖南自治解釋成是個別人的問題，不屬於南北之爭，這都給湖南自治提供了穩定的外部環境。
此後，他多次發表通電，宣佈“湖南自治”，提倡全國“聯省自治”，並邀請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會團體代表以及新聞記者，舉行聯席會議，共商“湖南自治”大計。
湖南自治運動得到了全國知識界眾多名流的支援。譚延凱的“禡電”發表之後，馬上得到了當過中華民國政府國務總理熊希齡的支援。熊是湖南人，此時閒居北京，是在京影響最大的湘人。他不僅通電支援譚延闓，而且約請另一個湖南自治運動的積極支持者梁啟超，為湖南草擬了一份《湖南自治根本法》草案，送往湖南供譚延闓參考。作為湖南人，熊希齡是讓湖南不再成為南征北伐戰場。
此時，《大公報》在李抱一主導下，發表了一份由龍兼公等人提出的省自治法草案，題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這個檔案發表時有三百多人簽名。當時湖南各界聞風而動，召開各種會議討論辯駁，講得滿頭大汗，爭得面紅耳赤，湖南自治的熱浪由此掀起。
早期驅張運動中，周震麟等國民黨人士就大力支援譚延闓，勸導其實行湖南自治。眾多五四青年也宣傳湖南保境自治，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內。
譚延闓是個極聰明的人。於是，他請了一批知名人士到長沙來出謀劃策，其中包括吳稚暉、章太炎、張繼等。與此同時，還請來了國際重量人物——美國學者杜威。杜威表示贊成中國仿效美國實行聯邦制，建議湖南應先行制訂省憲法作為全國的榜樣。
李抱一作為《大公報》總編輯與社會名流，洞灼時局，以為如此不僅可以讓湖南“獨立”於南北爭鬥之外，還可以實現民主政治，《大公報》也就準備在“自治”上大作文章。為此，李抱一“擬集合一批思想進步人士專任撰述，特聘請毛澤東、金緘三、馬文義等為特約記者，並將聘書刊於報端，以示隆重。”於是，1920年10月，毛澤東被聘《大公報》的“特約記者”。 9月至10月的《湖南建設問題》專欄，以毛澤東為主，針對譚延闓、趙恆惕的《湖南自治根本法》開展討論、批判、建議，是報刊履行“監督政府”功能最典範的例證。《大公報》主筆、湘潭老鄉張平子評價毛澤東，“他為本報寫了不少文稿，同人頗佩服他的卓見”。
9月15至16日《大公報》連續發表評論予以揭露，雙方鬥爭日趨激烈。10月5日，《大公報》發表毛澤東、朱劍凡、何叔衡等377人聯名的建議書，主張“人民憲法會議、中央、國民、中興等報聯合發表五點主張，強調在湖南先行撤代表應是直接、平等、普遍選舉產生”制定“湖南憲法”，建設新湖南。最後毛澤東又發文號召30萬市民首先行動，創造美好湖南。《大公報》在李抱一主導下，不斷鼓動，將這場討論發展到千人示威遊行。自治運動雖遭失敗，但如果沒有報刊的宣傳是難以發動起來的。
僅1920年9月至10月—個多月，《湖南建設問題》專欄共發表40多篇時評和來稿。9月3日至10月7日，毛澤東除進行動態性報道外，李抱一還在《大公報》上支援毛澤東發表關於“湖南自治”的政論文章10篇。如：《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釋疑》、《再說“促進的運動”》、《“全自治”與“半自治”》等。
討論中，有認為湖南當務之急是開發交通，有主張移民築路，有主張省長民選。針對人們模糊認識，《大公報》發表毛澤東《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一文，指出： 湘人治湘，是對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而言，仍是一種官治，不是民治。“湘人治湘”，這一句話，含不少的惡意，把少數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統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統治者做奴隸。他呼籲“湖南自治運動是應該由‘民’來發起的”，“湖南自治運動在此時一定要發起了。報界輿論壓力迫使譚延凱召集官紳會議，企圖早日透過“省憲”。李抱一安排《大公報》發表時評揭露道：“這只是官紳會議，算不得自治會議。”譚延閻只得“以私人名義”再度召集會議，決定由省政府和任期已滿的省議會指派“湖南自治法”起草人員。
毛澤東除了寫政論時評、搞動態報道外，他的另一個任務是“作記錄”。張平子回憶：“1920年10月有一批中外名人應邀來湘講學，其中有英國的羅素夫婦和美國的杜威夫婦，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張溥泉等人。他們分別在教育會、遵首會作了講演。本報以為這是新文化、新學術的一次盛舉，除編輯部人員多數參加外，並邀請特約記者毛澤東、金緘三、馬文義三人參加，並請他們擔任記錄。金、馬二人每次負擔一篇至二篇，毛澤東獨能一天完成三篇以上，每篇都約三四千字。講演結束後，政府將講演稿印成專冊，都是採用《大公報》的記錄稿。未幾，趙恆惕趕走譚延闓，取而代之……”
湖南自治前後年間，《大公報》在李抱一的主導下，對湖南制憲自治運動予以高密度跟蹤報道,尤其關注湖南女界聯合會的行動,使女界"五權宣言"成為社會輿論的聚焦點。
圖為1919年謝覺哉
相反蓋相成，此大公報之所以為大公報也
民國的先進文人士子，受歐風美雨影響，大多薰陶民權自由思想，有一種雅士之風：“我不贊成你的思想，但我堅決擁護你表達思想的權利。”李抱一主導的《大公報》為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還利用自己的職業便利營救過一些中共地下黨員。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貢獻與抹去的歷史。可也有一件事，毛澤東與李抱一在印刷工會罷工事件上，持有截然不同意見，引發了一場友好的論戰。
到了1922年12月，毛澤東卻與老鄉好友《大公報》主筆龍兼公打了一場“口水仗”。這不是個人恩怨，而是各為其“主”。2月前，毛澤東剛被聘為一師附小主事，後來還兼任一師國文教師。
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的實踐要求，與郭亮開始在長沙策劃發動工人罷工運動，要求增加工人的收入福利等。其中，長沙市印刷工會，作為《大公報》的印刷方，在鼓動下向資方提出兩項要求……“雙方開會談判，工方由毛澤東記錄，資方由老鄉好友、《大公報》龍兼公記錄，記錄者有發言和表決權。辯論結果，龍兼公理拙詞窮，終於盡依工方要求……”。
曾有人一葉障目，於此得出《大公報》總編輯李抱一“思想上反對共產主義”，這是因為不懂得毛澤東與李抱一在《大公報》三年時間的深入交匯。沒有李抱一的大力支援，《大公報》不可能發出那麼多的馬列主義文章，甚至被當局以“左社”言論而遭到打擊與取締。當時因為印刷工人罷工，事出緊急，已經影響到《大公報》自身的刊發與營生。進而，也會不利於報紙為民眾社會發聲，由此演化的系列問題。李抱一對此在《大公報》上以筆名刊發了自己的憂慮。
12月13日《大公報》發表了一篇時評，李抱一署名“盾”，題為《工人罷工後的幾句話》，指責工人“缺乏常識”、“不守秩序”、“不識衛生真諦”。“我勸印刷工人以後千萬要注意基本學問……為了不受人驅策，不為人作實驗主義的犧牲，更非注意學問不可。有了相當的學問，然後可以免掉這種弱點”。“忠告從事勞工運動者，不要滿足於罷工勝利和組織工作，結果只有助長工人囂張習氣，使社會增加不安寧。”
第二天，12月14日，李抱一亦在《大公報》刊出了毛澤東執筆寫的《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報記者盾書》。毛澤東指出這位記者是“穿著長衣告誡我們工人”，接著說：“現在社會上工人、農民和學生似乎是被人教訓者。”“而長衣社會的先生們則是拿出大知識主義，大讀書主義的教訓人者”。“工人並不接受別人的教訓，但是教訓人者必須做到下面三點：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站在我們的地位教訓我們，能夠不為我們的師長，而降格為我們的朋友。二、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將事實調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視人家的人格。三、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夠下得身段，真真實實地教訓我們。” 可見，毛澤東與李抱一在《大公報》雖有這場爭論，但也是李抱一刻意安排許可的，一場同仁之間友善的辯論。 這充分體現《大公報》在李抱一主導下的自由思想與民主風範。為何同一張報紙刊出意見完全相反的文章，同是毛澤東的老鄉好友、《大公報》編輯張平子（1885——1972）回答得好：“相反蓋相成，此大公報之所以為大公報也” ！
嗚呼，一個是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偉人毛澤東，一個是民國建立《大公報》的傑出報人李抱一，他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共同為批判封建禮教、開展平民教育、匡扶社會正義、弘揚先進文化、推動湖南自治等攜手作出了歷史的貢獻。
斯人遠去，長河落日；
湖湘精神，熱血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