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回族人由河州至海西等地開闢的所謂“回商大道”只不過是絲綢之路與唐蕃古道其中的一小部分。在這樣的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之下，馬千齡淘得的第一桶金根本算不上什麼，而我們也只是想要透過這段文字，喚起人們對於歷史的記憶。
馬千齡，1824－1909年，河州人。馬福祿和馬福祥的父親，馬鴻賓和馬鴻逵的爺爺。河州就是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古稱。
馬福祿和馬福祥以及馬鴻賓和馬鴻逵大致有著這樣的經歷：
馬福祿於1880年中武進士，點衛守備，以終養告歸。1895年花寺門宦的主要負責人馬永琳等發動“河湟事變”後，馬福祿奉陝甘總督楊昌浚之命，募兵成立安寧營，為督帶，隨蘭州道黃雲從北路援河州，又受提督董福祥之命，處理河漢善後，血洗米拉溝，升為記名總兵。後隨董福祥進京，編所部回隊為簡練軍馬步七營，為統領，駐防山海關、永平府。八國聯軍入侵時，其長子馬福祿與敵戰於廊坊，後戰於正陽門，中彈身亡，馬福祥繼統其軍。
馬福祥系武舉，善文，曾任寧夏護軍使、綏遠都統以及青島市長、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傳至於馬鴻逵、侄馬鴻賓、孫馬敦靜、侄孫馬惇靖等時，軍政活動曾達到過甘肅、青海、河南。山東、綏遠等省，並長期控制著寧夏軍政大權。至1949年，馬鴻逵逃臺灣，馬鴻賓率部起義，馬家軍在中國歷史上握有武裝勢力達54年（1895－1949年）之久。
雖然，馬福祥在《馬氏族譜》裡將家族發跡歸於馬福祿的戰死，但對馬千齡來說，卻是在海西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處青藏高原北部、青海省西部，州府駐德令哈市，是青海的8個地級行政區之一。明崇禎十年（1637年），居住在今新疆衛拉特蒙古（即西蒙古）和碩特部，在其首領顧實汗的率領下進入青海，統轄轄境地區。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編定青海蒙古左右兩翼盟29旗，轄境州境劃定9個蒙古旗，統歸“欽差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管轄。在這個時候，海西就是一個蒙古人生活的區域了。
老照片中的河州1
馬千齡17歲結婚後，在當地務農經商，日子過得一般，並沒有發家的跡象，甚至讓以前寬裕的家道變得多少有些拮据了，原因是，當時當地的回民都去青海的藏族經商，但他對那裡卻不十分熟悉。然而，不熟悉也得幹，為什麼呢？我們想透過現在還在青藏高原流行的一句話來說明問題，即：“藏民挖草，回民販草”。草就是蟲草，意思是藏民挖到了蟲草，但販賣蟲草的人卻是回民。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藏民不善於經商，但元末明初形成的回回民族，其中有一部分人的先民是元代來到中國的，他們本身就是手工業者與商人，經過一代代地延續與流傳，積累了大量的經商經驗，所以，常以商人的形象和身份出現，也便有了元代“回回遍天下”的說法。“遍天下”其實就是把生意做了全國各地，在全國各地定居了下來。
河州歷史上人多地少，按理說是個貧困的地方，但這個地方卻非常富裕，據《河州志》記載，明代河州城南就有“客店一十八座，四方商賈居焉。”為什麼呢？這是一個古絲綢之路上的商貿集散地，絲綢之路、唐蕃古道、甘川古道在這裡交匯縱橫，是黃土高原農區與青藏高原牧區“茶馬互市”的中心，是西北畜產品、農副產品和民族特需用品的重要集散地。所以，被稱為“中國西部旱碼頭”，素有“河湟雄鎮”之稱，名列“隴上八州”之首。因為處在這樣一個“碼頭”的位置上，又因為生活在這裡的回民有著先天的經商優勢和經驗，而藏區群眾的主要生產生活用品都依賴從這裡的輸入，這就為回民由這裡去藏區做生意提供了一條賺錢的路，也讓回民把這段古老的絲綢之路變成了一條“回商大道”。
過去做生意不像我們現在，在路上都需要一些防身的裝置與本領，馬千齡雖然對藏區不太熟悉，但他卻會武術，而且功夫練得比較紮實。就是因為這身武功，讓他在去藏區做生意的路上交了好運。傳說的故事是這樣的：有一次，馬千齡與幾個人結伴去海西，在一個偏僻的地方，看到一夥土匪正在搶劫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所謂技高人膽大，馬千齡大喊一聲，上前出手相救，雖說被土匪從背上捅了一刀，鮮血直流，但沒有退縮的意思，反倒是救人的勇氣嚇退了搶劫的土匪。
被救下的兩個年輕人在土匪退去還嚇得瑟瑟發抖，但他們的身份卻很不一般，男的是海西蒙古族頭人，叫優務，女的是優務頭人的新娘，河州人。兩人才結婚不久，優務帶著自己的新娘來河州回門，返回海西，沒想到遇到了這種事。雖然被土匪嚇了個魂飛魄散，但優務是個知恩圖報的人，當場就答應把自己一半的家產分給馬千齡，還與馬千齡稱兄道弟。
臨夏
今天，人們不知道優務到底分給了馬千齡多少家產，他和馬家人都不提這件事，但人們能知道的是，以後馬千齡再去海西做生意，都會受到優務的格外關照，甚至，優務一聽說馬千齡要來，就組織起草原上的蒙古族、藏族前來購買，有了摩擦，也由優務來出面調節。而草原上的蒙古族、藏族也因為聽說了馬千齡勇救優務夫婦的事，對馬千齡非常尊敬，也很認可馬千齡的人品和商品。如此，馬千齡便將生意做大了，在草原上有了一定的威望，乃至於後來為馬佔鰲出謀劃策，是河州回民起義領導人之一。
一個人的命運就這樣被一條路改變了，而我們在這裡敘述這段故事，並不是想宣傳這個人，而是想讓人們更好地去了解這條路。上世紀1980年代，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數次前往臨夏考察，對此，他在《臨夏行》中寫道：“藏族牧民歷史上很少有商品意識，漢人又大多不習慣上高原去活動。而兩者之間的商品流通，便由生長在隴西走廊裡的（臨夏）回族來完成。”又說：“他們（回族）中的許多人常年活躍在青藏高原，把各種工業品送到牧民手中，又從一座座帳篷中收購農牧產品運往臨夏市場，形成了收購、運輸、銷售一條龍的流通體系，正在西部少數民族中開闢著一條新的‘絲綢之路’”。
海西，大柴旦翡翠湖
其實，費孝通先生說的“開闢”是不存在的，早在唐朝甚至以前，由唐都長安通往青藏高原的絲綢之路（唐蕃古道）就已經存在了，歷史上的文成公主與王玄策當時走的就是這條路。文成公主時，古道從長安（西安）沿渭水北岸越過陝甘兩界——隴山到達秦州（天水），沿渭水繼續西上越過鳥鼠上到臨州（臨洮）。從臨洮西北行，經河州（臨夏）渡黃河進入青海境內，再經龍支城（青海民和柴溝北古城）西北行到善州（青海樂都）。從樂都到西寧後，沿我們今天的青藏線至西藏拉薩，古代的線路大致是這樣的：
經鄯城（西寧）、臨蕃城（湟中哆巴）至綏戎城（湟源縣南），沿羌水（湟水南源藥水河）經石堡城山、赤嶺（日月山）、蔚遲川（倒淌河）至莫離驛（共和東巴），經大非川（共和切吉草原）、那路驛（興海大河壩）、暖泉（溫泉）、烈謨海（喀拉海）、過海（瑪多黃河沿），越紫山（巴顏喀拉山）、渡犛牛河（通天河）、經玉樹地區、過當拉山（唐古拉山查吾拉山口）到藏北那曲（閣川驛）繼續沿今青藏公路經羊八井（農歌驛）到邏些（拉薩）。
到王玄策的時候，這條線路的終點就不僅僅是拉薩了。眾所周知的是，王玄策三次（另一說四次）出使印度 ，借兵大勝中印度，有著“一人滅一國”的英雄故事。“於是天竺響震，城邑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這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對作為唐代使臣的他的描寫。1990年6月，西藏自治區文物普查隊在吉隆縣阿瓦呷英山嘴魯瑪滿久小溪摩崖上，發現了一塊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的大唐天竺使出銘，證實了王玄策通往天竺的事實。可見，當時唐蕃古道的終點已經到了印度。
“大唐天竺使出銘”
宋代，因為西夏的割據，人們與西域的聯絡是從這一帶直接進入青海高原。到民國的時候，這條路也曾經被作為西北一些穆斯林群眾的朝覲之路，即當時的人們由蘭州、西寧至拉薩，再到日喀則，由日喀則過喜馬拉雅山至孟加拉灣，再走水路至阿拉伯海，到達最終目的地。所以說，前文中所說的回族人由河州至海西等地開闢的所謂“回商大道”只不過是絲綢之路與唐蕃古道其中的一小部分。在這樣的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之下，馬千齡淘得的第一桶金根本算不上什麼，而我們也只是想要透過這段文字，喚起人們對於歷史的記憶。
除了絲綢之路、唐蕃古道之外，青藏高原上的商貿、文化之路就是一個密集的存在，羌中道，漢代因地屬羌人，故名。羌中道以鮮水海（今青海湖）為中心，東至隴西（治今甘肅臨洮南），稱河湟道；西至鄯善（治今新疆若羌），稱婼羌道，它可能要比絲綢之路還要早，而吐谷渾時期，吐谷渾人更是以今德令哈、都蘭為中心，讓高原上的路四通八達。歷史的路更需要我們今人的更好開拓，在路上或者不在路上的人們，都渴望著更加輝煌的盛世繁榮。當年，費孝通先生在對臨夏做過深入調研後，稱讚說：“東有溫州、西有河州。”這是一種期望，也可以是河州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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