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大學學生和性工作者,聽上去是兩個完全不沾邊的群體。
可以,英國杜倫大學的一門課程,就把這兩個群體聯絡在一起:“學生性工作者指導培訓”。
這門課程由學生會發起,旨在幫助那些從事性工作的學生學習如何在工作中保護自己。
開設這門課程的原因,是杜倫大學發現,英國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進入性工作行業來賺錢交學費。
杜倫大學在英國很出名。在一些大學榜單排名中,能排進英國前十;更為外界熟知的,它還是電影《哈利·波特》的取景地,被稱為“現實版的霍格沃茨”。
據課程宣傳資料介紹,這是一門“探討性工作者面對的挑戰”的互動課程。其中一個時間段的課程已經被訂滿,這意味著,至少有十個學生選了這門課。
大學生靠性工作勤工儉學,聽起來令人不可思議。英國去年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的英國學生從事性工作來掙上學所需的費用。十分之一的學生表示,他們會在“資金緊急情況”下這樣做。
根據學生資助網站Save The Student網站的資料,這個比例是2017年的兩倍。
也就是說,如果以全英大學生238萬人計算,有超過9.5萬名大學生從事或偶爾從事性工作。
事實上,開設此類課程,杜倫大學並非首創。去年,萊斯特大學也推出了一個專案,為從事性工作的學生提供指導,今年十月,該學校還告訴學生,在onlyfans等平臺上出售色情照片和為sugardaddy提供服務是合法的。
學校非但沒有阻止學生,反而給他們提供指導方案,這是否是縱容和鼓勵英國大學生從事性服務?
方案一出,頓時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
大學畢業,揹負數十萬債務
23歲的Jess正在攻讀博士。為了賺錢,她用onlyfans出售色情照片、在脫衣舞俱樂部打工。
她對自己的雙重身份並不避諱,但也不得不承認,參加性工作還是有巨大的恥辱感。“我的家人至今對我的工作一無所知。雖然我確信他們最終會理解並接受我,但還是忍不住擔心會失去親近的人。”
大學生透過性工作來支撐學業,直接原因還是學費太貴了。
中國國內大學生基本都習慣了由父母提供學費和生活費,而且大部分學校學費都在普通家庭承受範圍內。
但在西方國家,情況並非如此。
據學生資助網站Save the Student提供的資料,英國大學生每年學費和生活費,加起來接近1.9萬英鎊,約合人民幣15.9萬。
這個數字遠超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也使得英國成為全球高等教育花費最高的國家之一。
該機構一名工作人員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目前的學生貸款津貼“遠遠低於生活成本”,“學生們被迫依賴父母、兼職工作、儲蓄以及可能更絕望的方式來維持生計”。
根據最新資料估計,英國畢業生離開大學時,平均每人需揹負45000英鎊(約合人民幣37.8萬)的學生貸款債務。
想一想自己,如果揹負這麼多債務,該怎麼還?
在英國,性工作本身並不違法,根據2003年的《性犯罪法》,只有為了個人利益而導致或煽動“賣淫”或控制性工作者是違法行為。
因此,很多英國大學生就選擇透過色情行業來賺錢。
早在2016年,英國與性工作者有關的組織開展了一項調查,收集有關學生性工作者的生活和經歷資訊。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 (67%) 表示,他們進入性行業是為了支付食物和賬單等生活費用,其次是支付房屋租金以及服裝書籍等消費,還有大約四分之一 (26%) 的受訪者稱,這是為了避免在課程結束後還得還學貸。
這份調查還顯示,超過一半(55%) 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有著特定的精神障礙以及健康問題。很多人也承認,精神或身體上的疾病是他們決定留在色情行業的原因。
26 歲的勞倫也一邊從事性工作,一邊攻讀她的碩士學位。她認為,除非採取更多具體措施或制定有關規定來支援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否則學生性工作者只會越來越多。
對於杜倫大學的新課程,她們都非常贊同。“我擁有犯罪學和社會學學士學位,專注於性工作,還參加了幾次自衛課程以確保我的安全,任何關心性工作者安全的人——每個人都應該關心——都會支援提供培訓。”Jess說,對年輕人進行有關性工作的教育是“絕對必要的”,所有大學都應當開設這樣的課程。
誰贊成,誰反對?
對英國來說,大學生成為性工作者雖然是被迫,但也已經成為一個很微妙的問題。
畢竟,即便在英國,這依然還是一份不那麼光彩的工作。
可以想見,杜倫大學的課程一公佈,就引來鋪天蓋地的批評。
英國的大學國務大臣米歇爾·多蘭 (Michelle Donelan) 就提出了嚴厲批評,她指控這樣的課程“並不能保護學生”,反而會使“使危險行業合法化”,“嚴重違反學校保護學生的義務”。
“向受剝削的婦女提供重要支援是正確的,然而,這門課程旨在使性交易正常化,這在我們的大學中是不應當存在的。”多蘭說,性工作很容易把年輕女性和大學生困在這個角色裡,大學更應該讓學生提高對這種風險的警惕。
杜倫大學校內也有學生對此感到不滿。
“與我交談過的每個人都對學生會正在推廣性工作者培訓課程感到厭惡”。一名學生接受《泰晤士報》採訪時說,最重要問題在於,這可能會導致性工作成為大學文化的一部分,並使性工作成為一種常態化活動。
對此,杜倫大學做出了很堅決的回應:這不是鼓勵性工作,而是為學生提供支援。“我們為學生和教職員工開設了許多課程,主題從心理健康和福祉到毒品與酒精問題。”
27歲的奧黛麗已經從事性工作三年,一開始她還在讀碩士,現在已經開始讀博。她認為,大學開展相關課程關係到學生的切身安全。
“我從個人經驗中知道,開始性工作可能是孤立的和危險的,尤其是當你缺乏建議、經驗和資源來確保自己安全時。”奧黛麗說,為學生提供有關如何以更安全的方式工作的資源和建議,是所有大學都應當採取的措施。
對於《泰晤士報 》等媒體聲稱,安全培訓將積極鼓勵學生進入“危險行業”的說辭,奧黛麗感到震驚並表達了強烈反對。
“性工作者的故事經常被歪曲和聳人聽聞,往往以犧牲性工作者自己的利益為代價,”她爭辯道,“拒絕學生使用基本的安全工具、獲得安全建議不會阻止學生從事性工作,只會增加學生性工作者遇到危險的可能性。”
被侵害的女大學生
疫情出現之後,學生性工作者的數量大大增多,性工作問題研究專家傑西卡·海爾·格里芬表示,如今學生性工作者的真實總數或許更接近 9% ,“因為大流行對人們的財務狀況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疫情中,正在讀碩士的露西失去了酒吧的工作。她不得不決定開設一個onlyfans賬戶。
“疫情開始後,我和我媽媽都失去了工作,所以我必須開始尋找幫助她和我弟弟的方法,並支付大學生活費用。”露西說,“我選擇性工作是因為我一直很享受性生活,而且在我的大學日程安排中,真的沒有什麼可以靈活調整的空間。”
不是所有參加性工作的學生,都像前幾位受訪者一樣幸運,他們在工作中遭遇暴力乃至性暴力的情況時有發生。
24歲的愛麗絲還在讀本科,她的家庭條件並不太好,她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成績優異,還沒有和男孩約過會,開始從事sugar dating(與大款約會)的工作,是因為她發現自己打兩份工還是難以維持上學的開銷。
她聯絡了一家專門聯絡sugar dating機構,對方很高興,因為“客戶都喜歡學生妹”。愛麗絲身材矮小,看起來很年輕,因此,在她開始做sugar dating不久,就賺到了很多錢。
愛麗絲原本是一個乖乖女,出賣色相讓她感到痛苦。她開始藉助毒品來麻痺自己,結果,她在毒品上花的錢越來越多。
“越來越難了。我很害怕我工作的日子。我醒來時會感到很焦慮,我很擔心自己會被人認出。”她說。一天晚上,最糟糕的事情發生了,一位客戶強姦了她,她向機構求助,但這位客戶並未受到任何制裁。
她把這件事告訴機構裡的其他女孩,那些女孩卻對她說“你很幸運”,因為這種事幾乎“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而大家都克服了,這只是時間問題”。
在愛麗絲的不斷反映下,機構才承諾會把那位客戶列入黑名單,但事實上他們沒有這樣做,愛麗絲聽說,這個人還在繼續攻擊其他女孩。
愛麗絲退出了sugar dating的工作,但造成的影響依舊存在。她的心理狀況一天比一天惡化,那段創傷的經歷使她精神崩潰,最後,她不得不離開大學。
一名英國大學生在拍攝影片。 圖源:Channel5
它們還是極少數
2019年,支援學生性工作者的社會活動家傑西卡·海爾·格里芬建立了一個為性工作者提供服務的公益組織,他們提供心理健康課程、福利活動、簡歷檢查、職業和學術建議以及性侵犯報告方面的幫助。
對學生性工作者,傑西卡尤其關注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以確保“他們的學習不會被工作帶來的問題所影響”。
決定建立這一組織,是因為傑西卡自己就曾是一名學生性工作者。沒做多久,她就因遭遇強姦而患上了嚴重的心理疾病。
“那時我意識到,沒有系統支援,我們的處境就不可能變得更好。”她說,“我想確保有一個地方可以讓像我這樣的人去尋求幫助,這樣他們就不會像我那樣覺得自己被忽視,不會感到孤獨又無助。”
很多時候,批評總是容易的,但做出具體行動反而更難。
英國學生抗議高等教育費用過高。 圖源:Getty Images
早在2015年,英國就已經有調查指出,學生群體中出現了為賺學費而進入色情行業的情況。
如今六年過去,大學的態度和具體政策幾乎都沒有變化。除了杜倫大學和萊斯特大學,也有一些大學開始採取行動,但目前,它們還是極少數。
而且,如杜倫大學所經歷的,他們的行動,還會遭到強烈的指責和批評。
杜倫大學學生會的官員喬納·格雷厄姆(Jonah Graham)對外回應道,這門課程的開設,“是在高等教育成本不斷上漲的現實中,為遇到困難的學生提供支援的一種嘗試”,而“任何關於這種培訓旨在促進性工作的評論都是荒謬的”。
不可否認,色情行業具有天然的剝削性,也存在著更高的風險和社會汙名。
在很多人權專家、性工作相關問題研究人員看來,社會最好的做法是,把精力花在解決從事性工作的動機上,而不是懲罰那些參與的人。幫助學生性工作者的方法,除了教會他們如何免受暴力、剝削和勒索,根本途徑還是為他們提供可以離開這一行業的支援。
社會活動家傑西卡就提醒人們,“重要的是,所有大學都需要有性工作政策,以防止學生遭受歧視或偏見。”
文 | 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