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1945年元旦，白刃在山東八路軍第115師時留影。
1963年，白刃授銜後拍攝的肖像。
在白刃的文集中，他自嘲是“閩南海隅的村野頑童”，但就是這樣一名“頑童”，卻在年少時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闖過沂蒙山的日寇大掃蕩，上過遼瀋、平津戰役大戰場，用一支鐵筆記錄了中國將士浴血奮戰的烽火歲月。
近日，白刃之女白安丹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回憶，父親數十年從軍創作，他質樸的初心始終不變。以下是白安丹的講述。
華僑青年踏上延安路
“……祖國正在風雨中飄搖，東三省被出賣，日寇正在得寸進尺侵略華北，廣大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主張抗日。
我不願在海外再當孤兒，下決心離開南洋，離開第二故鄉，辭別了親友和同學，回到了祖國，投入苦難母親的懷抱。”
——白刃長篇小說《南洋漂流記》
1918年，父親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晉江永寧鎮。那時，當地人多下南洋謀生，父親14歲時跟隨前輩的足跡踏上了菲律賓的土地，在當地商店做學徒。父親年幼時曾讀過幾年私塾，來到異國他鄉也依然渴望讀書。於是，沒過多久，他便放棄了做生意這條路，來到馬尼拉中西小學求學，受教於華僑教育家顏文初老先生，並在他的影響下逐漸萌生救國思想。此後，父親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馬尼拉華僑中學，免費讀書。為賺生活費，他半工半讀，每天晨起賣報。那時他賣的報紙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創辦的《救國時報》，這份主張抗日救國、反對內戰的進步讀物，給了父親很大影響。此後，父親在中文報紙《華僑商報》打工，積累了採寫、辦報的初步經驗。
在華僑中學，父親遇到了中共早期黨員董鋤平老師，在他的言傳身教下，父親開始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日寇進犯中國東北。董鋤平率領華僑中學師生成立“人人日日抗日救國會”，父親參與其中並擔任宣傳工作，和師生們一起出牆報、散傳單，呼籲廣大華僑奮起救國。此後，“人人日日抗日救國會”出版《救亡月刊》，父親參與月刊的編輯工作。與此同時，父親還加入了中共領導的抗日團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菲律賓分會，並參加馬尼拉華僑業餘劇團，透過演出抗日戲劇為國募捐。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救亡月刊》1937年元月號刊登社論，支援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知國共合作出現一絲曙光後，父親再也無心留在南洋，只想回國參與抗戰。1937年，正當抗日烽火燃遍神州時，父親懷著保家衛國的滿腔熱血，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國。
幾經周折，父親輾轉南京、廈門、泉州、廣州等地，終於在1938年10月抵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編入抗大四期五大隊，開赴隴東慶陽；之後又和陝北公學、青訓班編為抗大一分校，開赴晉東南。不久，日寇圍攻晉東南根據地，抗大搬到太行山上，父親被抽調到宣傳隊工作，積極在平順、壺關、陵川一帶的農村活動，寫標語、說快板、拉洋片、演活報劇、唱抗日歌曲、召叢集眾會，宣傳抗日救國，動員群眾支援抗日，抵禦日寇掃蕩。由於表現突出，父親於1939年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一年後，父親從抗大畢業，分配到山東八路軍第115師工作。期間，組織上了解到父親在菲律賓中文報紙工作的經歷，於是把父親從司令部調入政治部，承擔《戰士報》辦報等宣傳工作。從此，父親正式拿起筆，與戰地寫作結緣。
戰地磨練出的筆桿子
“這是一首動人的短詩呀!”他對自己說：“他們用勇敢和機智，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我要把他們的英雄故事，寫成詩篇!”
——白刃長篇小說《戰鬥到明天》
在山東八路軍第115師，父親隨部隊征戰。期間，他在前線採寫了大量反映中國軍民同日本侵略者進行浴血奮戰的戰地報道，並創作了許多詩歌、唱詞、紀實文學等作品，記錄了指戰員的英雄故事和敵後百姓支援八路軍的動人事蹟。
父親的原名叫王寄生，沿用至今的名字白刃誕生於敵後抗戰階段。1940年2月，八路軍第115師部隊向山東天寶山區發展，一舉攻克了位於抱犢崮山區與天寶山區之間的要地白彥鎮，全殲了據守該村的日偽軍。日軍為控制魯南山區，決定重佔白彥鎮。1940年3月12日，日偽軍出動700餘人，分3路向白彥鎮進行反撲。那時，父親跟隨第686團也來到白彥，在山崮上的觀察所中，見證了八路軍戰士英勇奮戰的全過程。面對敵軍的進犯，686團給予敵人迎頭痛擊。日偽軍在白彥鎮北部遭受重擊後，又會同梁丘出動的日偽軍進佔白彥。當夜，第686團趁日偽軍立足未穩，進行突襲，與敵人展開激烈的白刃戰。3月13日拂曉，日偽軍殘部向西北方向逃竄，白彥保衛戰宣告勝利。戰鬥結束後，父親根據親身見聞，趕寫了一篇戰地通訊《在觀察所》並署名“白刃”。此後，“白刃”的名字越叫越響，逐漸成為戰地有名的筆桿子。
那時，部隊辦報人員不多，父親一人身兼數職，當記者、當編輯，還要排版、印報紙，日夜撲在新聞工作上。開始時，報紙只能用鐵版刻字油印，後來才有了手搖鉛印機。一旦發生戰鬥，父親和報社的同志們就要背起印刷機器隨部隊轉移。但即便如此，父親也甘之如飴。
1943年“精兵簡政”後，《戰士報》停刊。父親主動要求下連隊鍛鍊，想要放下筆，拿起槍，親自和日寇作戰。在連隊任指導員期間，父親和日軍打了幾場轟轟烈烈的戰鬥。此後，父親調任濱海軍區《民兵報》主編，不久調回山東軍區《山東畫報》任副主編。
父親一直認為，要寫東西，就要有生活作積澱，要積累大量的一手素材。這些只有到前線連隊親自參加戰鬥才可以獲得。因此，他始終注重深入戰地，採訪前線將士，根據一手資料進行寫作。正因為這樣，父親的一支筆總能傳遞出最真實動人的戰鬥心聲。
到一線記錄時代聲音
“我不敢把這個集子，作為這個偉大的暴風雨時代的反響，只把它當作屋簷上滴水的回聲，也許讀者從這裡能聽見一點時代的聲音。”
——《白刃文集》
抗日戰爭勝利後，父親隨軍到東北，奉命接管安東(今丹東)日偽放送局，擔任廣播電臺臺長。此後，又擔任西滿軍區和東北後勤部的宣傳科長兼報社主編。期間，父親接觸了許多蘇聯描寫衛國戰爭的小說和電影，萌生了為中國革命創作文藝作品的想法。他說，中國共產黨自南昌起義以來，歷經十年國內革命戰爭、八年抗戰、解放戰爭，湧現出無數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但透過文學藝術反映出來的卻十分有限。自己從事過戰地新聞工作，還上過前線打過仗，在文藝創作方面可以一試。
於是，父親訪問了被俘後加入解放軍的“解放戰士”，用一晚上的時間寫了1萬字的短篇小說《誰是敵人》，刊登在《東北日報》。此後又接連發表了《小周也要當英雄》《三禿的冤仇》等多篇小說，均獲得良好反響。
那時正值遼瀋戰役期間，父親再次主動請纓，要求到前線當記者，很快得到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宣傳部的同意。為了證明自己“能寫”，父親爭分奪秒深入連隊，在行軍的馬背上構思，在戰鬥的間隙創作。遼瀋和平津兩大戰役，父親都隨野戰部隊行動，採寫了大量新聞報道和戰地通訊，也創作了許多詩歌和小說，同時不斷構思反映革命戰爭的長篇作品。新中國成立之初，父親完成了長篇小說《戰鬥到明天》。意識到當時工農兵的文化水平讀小說存在困難，如果能透過說唱演出，更容易為他們接受，於是父親開始試寫多幕話劇。
1951年夏天，父親創作的話劇《糖衣炮彈》大獲成功，在軍內文工團和全國各地劇團上演。此後，父親又接連創作《白鷺》《戰火紛飛》等話劇。1959年，應瀋陽話劇團邀請，父親執筆創作有關長春起義的話劇《兵臨城下》。為此，他多次訪問當時的起義官兵和地下黨員，翻閱大量有關檔案，綜合歷次敵軍起義的材料進行創作。這部話劇此後又經父親之手改編為電影，至今是反映解放戰爭的經典之作。
父親常說，寫作必須繼續深入生活，汲取新的養料。除了根據以往參加革命和戰爭的經歷寫作，還要記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腦袋裡的“存貨”需要不斷充實。因此，壯年時，他幾乎每年都要出去實踐幾個月，到部隊、工廠、水庫、農村和建設工地，與勞動者深入交流，有了靈感便立刻提筆創作，由此寫就許多通訊、詩歌，同時醞釀了多部小說及劇本。
他的作品沒有在詞藻上下功夫，只有真實的感情和質樸的語言。文如其人，父親一生都以做一名艱苦樸素的共產黨員為榮。下南洋、赴延安、上戰場，幾經風雨跌宕，他始終筆耕不輟，初心不改，用筆如實記錄火熱的年代。這種孜孜以求的精神，無愧為一名堅強的文藝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