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遵義會議,很多人耳熟能詳的就是這句評價——“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很多人會認為遵義會議能取得挽救黨和紅軍的碩果,是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自然而然的選擇。事實上並非如此,遵義會議的召開以及能取得如此碩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毛澤東努力爭取才得來的,而這也正是毛澤東偉大的又一有力的鐵證!
1932年10月,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解除軍權,被迫轉到後方長汀福音醫院療養,臨別之際,他向前來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如果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第二年,毛澤東被安排在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遠離軍事一線。
中央在以王明為首的“左”傾錯誤的統治之下,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的瞎指揮,導致中央紅軍遭致滅頂之災,軍事全線潰敗,除了被迫長征之外,沒有第二條出路可以走。
看到中央紅軍陷入如此危急的形勢之中,毛澤東心急如焚,他急著為中央紅軍尋求生機,於是,向中央書記處提出要去贛南省視察,得到批准後,1934年9月,毛澤東帶著秘書、醫生和警衛班抵達了贛南省委所在地于都。
當時還有個連毛澤東自己不知道的小插曲:博古、李德他們本來是不打算帶毛澤東一起長征的,因為這幾年毛澤東一直都被排除在中央領導核心之外,只不過因為毛澤東既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又在軍隊中享有極高的威望,他們才不得已同意帶著毛澤東一起走。
毛澤東主動提出到贛南視察,實際上就是為了紅軍長征尋找突圍的突破口,而毛澤東這一敏銳的軍事直覺,和周恩來不謀而合了——毛澤東一到于都就接到周恩來的長途電話,周恩來要他著重瞭解于都方向的敵情和地形,很顯然,周恩來用意也是在為紅軍長征尋找突圍的突破口。
毛澤東的眼光何等犀利,經過一番調查和勘探,毛澤東很快就把他的意見和結論急電報告周恩來,這份電報成為不久後中央下決心從於都方向突圍開始長征的關鍵依據。這既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偉人在這生死攸關時刻的“英雄所見略同”,也是毛澤東為挽救黨和挽救紅軍作出的第一個努力。
長征一開始,毛澤東就有意要同王稼祥和張聞天一起行軍,王稼祥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聞天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和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決定了他們的意見舉足輕重。
毛澤東主動和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的目的,就是要和他們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為什麼會接連失敗。中央紅軍一路受到國民黨重兵的圍追堵截,毛澤東提出,部隊行進到湘南地區一帶時,可以趁國民黨正在調動部隊時,尋找機會殲滅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被動的局面。彭德懷也提出類似的建議,但都被博古和李德給拒絕了。
於是,中央紅軍就這樣喪失了一次絕好戰機,不得不搶渡湘江,這是國民黨重兵佈下的第四道封鎖線,經過慘烈無比的湘江戰役,中央紅軍雖然突破了這道湘江封鎖線,但為此付出了慘重無比的代價:人數由出發時的86000餘人銳減為30000餘人。
慘烈無比的湘江戰役以血淋淋的事實再一次讓紅軍指戰員們認識到,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遭受了一系列慘重失敗,歸根結底就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才導致了這樣的惡果,部隊中積蓄了越來越強烈的懷疑、不滿的情緒,大家都迫切要求改變領導。在這樣的形勢下,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就轉到了周恩來的手裡。
王稼祥和張聞天在行軍中一邊目睹了湘江戰役血淋淋的慘敗,一邊聽了朝夕相處的毛澤東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接連失敗的原因的詳細分析,他們對毛澤東的分析深為贊同,轉而越來越支援毛澤東的主張。積極、主動爭取王稼祥和張聞天對自己的理解和支援,這是毛澤東為挽救黨和挽救紅軍作出的第二個努力。
這時,精明的蔣介石預判到了中央紅軍想要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軍事意圖,迅速集結20萬軍隊佈置好了包圍圈,就等著中央紅軍往口袋裡鑽。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刻,毛澤東及時提出,應立即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轉而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一帶去。
12月12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臨時緊急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反對李德和博古照原計劃行軍的意見,因為這樣會將部隊帶進敵軍包圍圈,給紅軍帶來滅頂之災,只能改道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毛澤東的建議得到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的堅決支援,而這一建議又和軍事才幹傑出的周恩來的意見不謀而合。
攻佔貴州黎平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會議,繼續討論中央紅軍行動方向問題,博古依舊提出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這也是因病缺席會議的李德的意見,這個意見遭到毛澤東反對。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境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並形成會議決定,會後,周恩來把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李德大怒,厲聲質問周恩來,周恩來用英語和李德大吵一頓,向來溫文儒雅的周恩來甚至拍案而起,把桌上的馬燈都震得跳起來。最終,紀律觀念很強的博古服從了會議決定,還勸周恩來不要理會李德。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以博古、李德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激烈鬥爭和爭論,就這樣隨著中央紅軍一路行軍一路進行下去。1935年元旦在猴場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重申應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主張,得到多數參會者的贊同,大家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錯誤主張,並取消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
事情到了這裡並沒有結束,這種爭論依舊繼續下去,從黎平到黃平,再到烏江,最後到遵義,一路上的爭論更加激烈,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展現出了他作為偉大政治家的一面:沿途積極主動地、耐心地說服了許多中央同志,讓大家在思想上達成和他一致的認識。
到這時,王稼祥不但完全同意毛澤東的主張,而且對毛澤東越來越欣賞和欽佩,他主動向毛澤東提出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意見,張聞天同意王稼祥的意見,要透過這次擴大會議把錯誤路線的代表李德和博古給轟下來。張聞天甚至感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
可以說,這次毛澤東沿途所做的大量說服工作,是他為挽救黨和挽救紅軍作出的第三個努力。由於紅軍執行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形勢越來越向好的方向發展,1月7日,中央紅軍解放了遵義這座黔北重鎮。中央紅軍得以利用這個難得的時機進行休整,於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向中央提出立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都為會議認真準備了發言材料,博古預感到會議將會發生一場激烈的爭論,事先進行活動,甚至由支援他的凱豐出面要拉攏聶榮臻,但遭到聶榮臻拒絕。15日到17日,在中共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遵義會議召開了。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長篇發言,既清晰指出了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根源,又系統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後軍事行動的方向,展現出毛澤東作為他人所不具備的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和軍事家的高瞻遠矚。
會後,張聞天取代博古負總責,並確定毛澤東作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至此,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長達4年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此,中國革命開始“走自己的路”,就這樣,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毛澤東一直積極、主動爭取,很有可能就沒有遵義會議的召開,也不會有毛澤東在會議上作長篇發言的機會,就更不會有會議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碩果。而這,正可以算是毛澤東為挽救黨和挽救紅軍作出的第四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