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時,在蘇中二分割槽供給部任會計股長的上海姑娘徐寄萍,結識了在華野一師二旅供給部任副部長的王勳,兩個人情投意合,很快便在相處中產生了感情,在1943年時,徐寄萍與王勳結了婚。
夫妻二人在戰爭年代互相勉勵,互相幫持,在那段不平凡的歲月裡,他們先後誕下了兩個女兒,他們之間的感情也在戰火的洗禮中愈發堅固不移。
建國以後,王勳、徐寄萍夫妻二人又在祖國建設的崗位上奮鬥,直到有一天,王勳接到了北京黨中央發來的通知,讓他前往北京開會,等王勳從北京回來以後,他和妻子講起了此去北京中南海同毛主席見面的事,並告訴了妻子一件多年來從未提及過的事:“其實,我是毛主席的堂弟!”
當然,這位“王勳”其實也是化名,他的真實名字叫做毛澤全,是毛主席五服內的堂弟。
那麼,毛澤全和毛主席之間“親人”的這重關係,為什麼直到建國以後才告訴妻子呢?他又為何化名“王勳”呢?毛澤全後來又有著怎樣的結局呢?
關於毛澤全的故事,還要從1909年開始說起。
追隨兄長走上革命道路
1909年時,毛澤全出生於湖南韶山,毛澤全的父親與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是堂兄弟,毛澤全比毛澤東小十六歲,因此按輩分論,毛澤全是毛澤東的堂弟。
毛澤全家中有兄弟三人,他在家排行老二。在毛澤全出生後的第二年,毛澤東便離開了老家,前往外地求學去了。
相比於毛澤東外出求學的經歷,毛澤全家中貧困,因此沒錢供他上學,毛澤全從小便替當地的富農地主們放牛補貼家用,等稍長大一些之後,毛澤全便下地幫家裡人務農,有時候還去幫人做長工來補貼家用。
等毛澤全長大以後,他追隨長輩毛岱忠前往南京當了一名收發員,可到了1936年時,毛岱忠便因病去世,沒了靠山的毛澤全不得不回到韶山,幹起了農民的老本行。
然而,已經在外面闖蕩過一番,見過世面的毛澤全並不甘心就這樣一輩子埋在土裡,當時他的兄長毛澤東已經是革命界的風雲人物,毛澤全久仰兄長的名聲,心中便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1937年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全國統一戰線一致抗日的呼聲下,毛澤全加入了新四軍,從此開始了他的革命道路。
是年年底,毛澤全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前往延安,並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學習,在延安毛澤全見到了久未謀面的毛主席,對毛主席的革命歷程十分憧憬與嚮往。
1938年時,毛澤全從中央黨校畢業,畢業後毛澤全被黨組織安排到安徽徽州的新四軍巖寺兵站當了一名指導員。
然而,由於毛主席的名頭太響,毛澤全這個毛主席的堂弟也因此遇上了不小的麻煩,當國民黨知道了毛澤全是毛主席堂弟這件事後,認為毛主席派遣自己堂弟來兵站當差,想當然便以為巖寺兵站是個“大機關”,這給巖寺兵站以及毛澤全本人的安全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出於安全形度考慮,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建議毛澤全換一個假名,於是毛澤全才改名叫王勳,這便是我們開頭所講毛澤全化名“王勳”的由來。
毛澤全改名王勳以後,被調往蕪湖繁昌兵站擔任指導員,此後,毛澤全先後擔任過張家渡兵站站長,新四軍一師二旅供給部副部長、新四軍第三縱隊供給部部長和第三野戰軍23軍後勤部部長等職。
戰火中的愛情故事
1942年時,毛澤全被調往華野一師二旅供給部擔任副部長,在這裡,他認識了上海姑娘蘇中二分割槽供給部會計股長徐寄萍。
徐寄萍是一位年輕美麗的上海姑娘,1941年時,剛從高中畢業的她同大多數進步學生一樣,渴望投身革命。然而,當時抗日戰爭已臻至白熱化階段,全國大片土地淪為日軍掌控之下,徐寄萍本想前往革命聖地延安學習,可惜路途受阻,所幸便直接參加了當地新四軍的隊伍。
後來,徐寄萍憑藉自身努力,一步步當上了供給部會計股長一職,毛澤全擔任供給部副部長,算是她的上級。
當時徐寄萍還十分年輕,剛高中畢業的她正是情竇初開的年紀,農民出身,身材壯碩,眼神堅毅的供給部副部長“王勳”同志,在徐寄萍眼中是十分雄偉的“革命前輩”形象,在得知毛澤全畢業於延安中央黨校,一步步從基層攀升到供給部副部長的位置時,對他崇拜感更加深了。
徐寄萍與毛澤全在日常工作與相處中逐漸迸發了愛情的火花,不久後他們確定了關係,1943年時,徐寄萍與毛澤全結了婚。
婚後徐寄萍才知,原來丈夫並不叫“王勳”,而是叫毛澤全,但是徐寄萍並沒有多想,畢竟就算與毛主席的名字重疊兩個字,可丈夫要真與毛主席是親戚,那機率也是相當相當低的。
毛澤全與徐寄萍結婚以後,夫妻二人在戰火中生了兩個女兒,1950年解放軍部隊過江以後,徐寄萍又再次為毛澤全生了一個女兒,就在1949年底,毛主席已經在北京宣佈新中國成立了,徐寄萍心想,這次生完孩子以後可以好好坐坐月子,調養一下身體了。
可令徐寄萍沒想到的是,小女兒剛出生還沒兩天,組織上便將丈夫調去了南京工作,徐寄萍便也顧不上休息,帶著三個女兒追隨毛澤全前往南京。
可以說,徐寄萍自從嫁給了毛澤全以後,便總是隨著毛澤全走南闖北,並沒過上幾天舒心日子,對此,徐寄萍也毫無怨言,他深知丈夫志在革命,也不願讓家庭瑣碎的事羈住丈夫前進的步伐。
“王勳”竟是毛主席堂弟
徐寄萍直到1950年才知道丈夫是毛主席堂弟這件事,這一年北京黨中央通知毛澤全赴京開會,會議結束以後,毛澤全借道拜訪了久未見面的兄長毛主席,從北京回來以後,毛澤全和妻子說起了這件事,妻子才知道原來丈夫竟是毛主席的堂弟。
其實毛澤全也並非對妻子刻意隱藏這些,只是毛主席很反感攀親帶故走後門,毛主席身邊的人當然也深受毛主席的影響,毛澤全之所以從不刻意提及自己是毛主席堂弟的這重身份,一是為了安全起見,二是不想因為這重身份而變得在別人眼中“高人一等”。
在毛澤全這次上京往中南海與毛主席的見面中,毛主席十分高興能再見到這個堂弟一面,毛澤全、毛主席兄弟倆上一次見面已經是在12年以前了,這12年間,毛主席幾次三番向身邊的人問及毛澤全的去向,卻均未得到答覆。
湖南韶山毛澤東的同族親人們,有許多人追隨著毛主席的腳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那段不平凡的歲月裡,許多仁人志士為了革命事業犧牲了,甚至毛主席的多位親屬都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自毛澤全1938年於毛主席分別以後,二人便再也未曾見過一面,此後毛澤全又改名“王勳”,“毛澤全”自然則音訊全無,毛主席惦記本家親人,幾次三番打聽毛澤全的訊息卻均未果,此事也一直成為了毛主席心上極為掛念的事,他一方面擔心毛澤全也犧牲了,一方面對毛澤全繼續在暗中進行革命工作尤有期待。
等到了1950年時,毛主席終於又見到了自己的同族堂弟毛澤全,心頭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下了,雲胡不喜?
毛主席見到毛澤全,喜悅之情完全無法掩飾,他握住毛澤全的手連連問道:“澤全,延安分別以後你到哪裡去了?怎麼一直沒聽見你的訊息?”
毛澤全於是便將自己改名叫“王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主席,並將自己到蘇北新四軍兵站搞後勤的事也一併說了出來,毛主席聽罷很是高興,十分幽默地說:“好嘛!王字底下端端正正,不像咱們毛字,底下還有一個小尾巴呢!”
接著,毛主席又問起了毛澤全的近況,包括工作、學習和家庭情況毛主席都仔仔細細詢問了毛澤全一遍,於是毛澤全便將自己在新四軍兵站當副部長時認識了上海姑娘徐寄萍,與徐寄萍相戀相愛並結婚,結婚以後還生了三個女兒的事全都和毛主席說了一遍。
毛主席聽完後點點頭說:“好啊!澤全找了個上海大姑娘,苞米地出來的土小夥找上城裡人啦!”在場的人們都笑了起來。
正巧這時候,陳毅有事來找毛主席報道,剛一進門便看見毛主席正與毛澤全敘話,毛主席見陳毅來了,便為他介紹說:“老陳啊,你們認識一下?這是我堂弟,叫毛澤全。”
沒想到陳毅卻當場笑了起來,原來他早便認識這位“王勳”同志了,自己任新四軍軍長的時候,毛澤全還在他手下當過兵呢。
等毛澤全離開北京回去以後,他和妻子說起了同毛主席見面的事,順帶輕描淡寫地提及了自己是毛主席堂弟這件事,徐寄萍聽後雖覺驚訝,但也沒怪丈夫隱瞞他,其一,自己愛的只是“王勳”這個人,其二,徐寄萍也明白,幹革命的人總有自己的苦衷。
1952年10月,毛澤全被從南京調往北京工作,徐寄萍帶著女兒們也跟隨丈夫來到了北京。
一天上午,一輛從中南海開過來的小轎車停在了毛澤全的家門口,來人對毛澤全說,毛主席想見見弟媳徐寄萍,因此派他來接毛澤全一家去見毛主席。
徐寄萍此前從未見過毛主席的面,顯得有些緊張,可毛澤全和徐寄萍的孩子們對這件事卻顯得十分高興,他們還沒下課就和同學們說自己要去見毛主席了,喜悅之情洋溢在臉上。
等孩子們下課以後,毛澤全一家人坐上了前往中南海的車,車子從中南海西門駛入一處庭院,毛主席就坐在庭院內一處涼棚的藤椅上看書。
這裡便是毛主席居住的豐澤園,毛澤全一家人下車以後,遠遠便向毛主席揮手致意。
毛主席穿著一雙布鞋,身上穿著一件舊舊的衣服,見毛澤全一家人到來,也起身迎接,毛澤全遠遠便喊道:“主席!三哥!”毛主席笑著說:“澤全啊,你還有這麼一大家子人,好啊,好啊!”
毛澤全領著妻子徐寄萍與毛主席握手,毛澤全夫妻倆的孩子們也圍在一旁喊道:“毛伯伯好!”毛主席見孩子們活潑可愛,顯得十分高興,徐寄萍見毛主席如此隨和,心底下的緊張感便一掃而空了。
隨後毛主席領著毛澤全一家人進了書屋,毛主席詳細詢問了徐寄萍的情況,包括家庭情況和工作情況等,徐寄萍都一一回答,毛主席聽完徐寄萍、毛澤全二人受過戰火洗禮的婚姻故事之後,誇讚他們是革命家庭。
隨後,毛主席和徐寄萍開玩笑說:“我們家澤全啊,是一個種過地的泥巴坨子,你是從上海來的高中生,怎麼會看上澤全的呢?”
徐寄萍一緊張,一下子不知道該作何答覆,毛主席接著說道:“這很好嘛!你們夫妻倆一個是革命知識分子,一個是工農分子,我們就是要把工農幹部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這樣互相幫助學習,互相取長補短,才能進步嘛!”
毛主席的一番話讓在場所有人都笑了起來,正是因為毛主席這一番話,徐寄萍心底的緊張感一下子徹底一掃而空了。
後來,毛澤全一家人多次來中南海拜訪毛主席,毛主席每天都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卻總是記得徐寄萍身體不太好,第一次見面時,毛主席見徐寄萍臉色不好,便特意問起過,徐寄萍說自己常頭疼。
等1956年毛主席與毛澤全家人第三次見面時,毛主席曾關切地問道:“你的頭疼好一些了嗎,我見你的氣色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這件事徐寄萍一直記憶猶新,毛主席對周邊人的親切關懷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感動。
實際上,一向公私分明的毛主席,對韶山本家親戚來探望他這件事,心情是十分複雜的,作為國家主席,他反對鋪張浪費,力行精簡節約,故許多韶山親戚向來看他,他都寫信回覆說:“如今財政開支緊張,黨和政府反對鋪張,故不要來京。”
然而,作為毛家子弟的毛主席,心中又何嘗不想著多見老家親人們幾面呢?在這樣複雜的心情下,實際上毛主席許多在韶山老家的親人這輩子都沒能見過毛主席一面,毛主席又反對走後門,所以像毛澤全這樣留在北京任職的毛主席親人,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了。
自從毛澤全來到北京以後,毛主席許多接待韶山親戚的事務便交給了毛澤全來完成,當然,有許多親人來拜訪毛主席時,毛主席有空的話也會鄭重相待的。
後來,毛澤全調離北京,前往內蒙古集寧辦事處工作,臨行前,毛澤全攜妻子、孩子們見了毛主席最後一面,在那之後,毛澤全便再也沒有見過毛主席一面。
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與世長辭,中國最偉大的偉人就這樣隕落了,聽聞訊息後的毛澤全悲痛欲絕,他想攜妻子兒女們進京見毛主席最後一面。
然而,由於當時時局的特殊性,毛主席在京外的親人一律不準進京,毛澤全不斷向上級請示,又向毛主席女兒李敏聯絡,終於在五天以後獲准進京。
進京以後,毛澤全及其家人趕往了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的遺體靜靜地躺在大會堂的正中,毛澤全在瞻仰毛主席的遺容時,竟因悲痛欲絕而當場暈厥了過去。
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會結束以後,毛澤全再一次昏了過去,被送往了301醫院,直到一個多月以後,他的身體才徹底恢復。
在1989年3月7日下午,山西省太原市一家部隊醫院裡,年屆八十的毛澤全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彌留之際,他將妻子徐寄萍叫到了面前,柔聲說:“老徐,我捨不得離開你們...”一直守在毛澤全身邊的徐寄萍和孩子們的眼淚情不自禁便流了下來。
當天晚上,毛澤全去世,徐寄萍為毛澤全主持了遺體告別儀式。
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有一隻花圈上署名“李敏”,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兒,他見證了父親的後半生,如今,也見證了毛主席最看好的弟弟毛澤全的離世。
毛澤全去世以後並沒有留下遺言,他與其他所有毛主席家族的人一樣,行事低調,為革命事業奉獻了一生。
毛澤全的六個子女們,謹遵他生前“不能夠攀龍附鳳,事事都要靠自己”的囑咐,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們有的人進了部隊,有的人搞起了科研,有的人選擇從政為人民辦事,有的人則選擇在學校裡當一名老師教書育人,他們都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毛澤全九泉之下當可彌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