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組織的安排下,一位老婦人帶著兩個孩子歷經萬難,來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
老婦人激動地竟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毛主席見狀趕忙上前安慰,並讓警衛員扶她坐下。
隨後毛主席摸著其中一個男孩的頭問道:“你知道你父親是誰嗎?”
小男孩童言無忌地說:“我父親是方誌敏主席,難道你不知道嗎?”
毛主席仰天大笑,隨後回答:“知道,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很懷念他。”
這個全黨都知道的方誌敏到底是何許人也呢?他究竟經歷了什麼,能讓在座所有共產黨員都肅然起敬呢?
方誌敏的青春歲月
1899年,方誌敏出生於江西弋陽一個叫湖塘的小村莊。
在方誌敏的遺作《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中,他這樣描述他的家鄉生活“在這長夜漫漫,天昏地暗的地方,我生活著,我受著壓迫和恥辱地生活著;我長大起來了;我逐漸不安於這黑暗的時日;我渴望著光明;我開始為光明奮鬥……”
1922年7月,方誌敏從九江來到上海。在這期間,方誌敏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他在上海不僅找到了黨組織和中共領導機關,還結識了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向警予等著名中共領導人。
方誌敏在上海逗留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成為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
1929年,白色恐怖迅速波及江西。危難之際,方誌敏潛入黨的秘密機關南昌市黃家巷4號。
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方誌敏被迫轉移到地下工作,期間一個名叫繆細的女同志來擔任他的交通聯絡員。
後來,全國農協秘書長彭湃來江西視察工作時,看到方誌敏和繆細一起住在秘密機關裡。
當得知他們確定了戀愛關係後,彭湃說:“志敏,你和繆細應該結婚了!”
方誌敏說:“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考慮個人問題呢!”
彭湃答道:“患難見真情,她在你最艱難的時刻對你不離不棄,這是你前世修來的福分吶。就讓我當你們的證婚人吧!”
6月的一個晚上,在秘密機關二樓,以開會的形式,方誌敏、繆細二人正式結為夫婦。
方誌敏對繆細說:“我沒有別的財產,但我想把名字中的這個敏字送給你,這樣你就成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此後繆細正式改名為繆敏,這對革命夫妻從此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和一份共同的信仰。
儘管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周密,但還是被狡猾的反動派發現了機關的所在地,方誌敏等共產黨人被江西國民黨當局“禮送出境”,他先後輾轉吉安、鄱陽等地從事黨的活動,最終回到弋陽開展革命鬥爭。
建立閩浙贛蘇區 毛主席盛讚“方誌敏模式”
當時,弋陽的地方黨組織已經遭到嚴重破壞,農民武裝被打散。重建黨的組織、重新拿起武器來鬥爭,成為最緊迫的工作。
方誌敏一回來,7天內就重新組織起二十幾個黨支部,農民也很快武裝了起來。
在方誌敏的帶領下,農民武裝不斷擴大勝利的戰果,工農革命軍第二軍第二師第十四團一營一連應運而生,這也是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第一支正規的紅軍武裝。
1928年5月,國民黨軍隊對根據地大舉進攻。為了應對來犯之敵,軍隊領導緊急開會商討對策,會上有人提議放棄根據地,方誌敏對此堅決反對。他知道根據地的建設來之不易,一旦棄守,將會對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打擊。
最後,在方誌敏的堅持下,決定進行反圍剿戰爭。
3日後,軍隊上下一心,最終粉碎了敵人的攻擊,史稱“金雞山大捷”。
這是紅軍歷史上第一次反圍剿勝利,這也為日後中央紅軍制定反圍剿戰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從此,對敵軍事鬥爭與根據地政權建設齊頭並進,成了閩浙贛根據地建設的基本方針。
1930年,方誌敏、邵式平、黃道等利用軍閥中原大戰之機,趁著福建境內土著軍閥內鬥抽走大部分兵力,崇安縣內空虛,縣委抓住機會,一個月內佔領了3個大鄉鎮和大部分鄉村,軍隊由原來的500人、100多支槍,發展到1200多人、700多支槍,並且自上而下建立了區鄉蘇維埃。
全盛時期,閩浙贛根據地範圍囊括了開化、崇安、上饒等幾十個縣,擁有百餘萬人口,一萬多名紅軍指戰員,成為了全國最早建立的六大革命根據地之一。
方誌敏作為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在其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在軍事鬥爭方面,他不僅建立軍校,為部隊培育不計其數的軍事人才,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不斷蠶食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擴大根據地的勢力範圍。
在根據地建設上,他創辦了一批學校、文化教育、衛生單位和列寧公園;創立了股份制,發展國民經濟;開放對外貿易政策,以此來增加蘇區財政收入。
毛主席為此特意嘉獎他說:“我們制定的財政政策,在閩浙贛邊區有了明顯的成效。”
1930年,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充分肯定了方誌敏式根據地的成就。
方誌敏因為卓有成效的工作,於1933年3月被授予紅旗榮譽勳章,1934年1月還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臨時政府執行委員和主席團成員。
掩護中央轉移 自己身陷絕境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決定進行戰略大轉移。
1934年7月,中革軍委派遣紅七軍團6000人轉戰閩浙贛邊區。11月4日,方誌敏收到中革軍委急電,把即將到達閩浙贛邊區的紅七軍團,與當地的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
急電指示:“紅七軍團到達後,改編為第19師,仍活動於浙皖贛新蘇區打擊‘圍剿’之敵並發展新區。紅十軍改編為第20師,仍留在老蘇區執行打擊‘圍剿’之敵,保衛蘇區。為的是牽制圍攻中央蘇區的敵人,減輕壓力,配合中央紅軍長征。”
11月18日,中央軍區命令紅十軍團離開閩浙贛根據地,轉戰皖浙,在那裡建立新蘇區。
同一時間,蔣介石接到了情報機構的密電:“方誌敏帶領一萬多名紅軍,準備威脅南京城。”
隨後蔣介石立即派出20萬人進行“圍剿”。
經過軍團部討論決定,全軍團繼續南下,返回閩浙贛蘇區。
在向閩浙贛蘇區轉移過程中,紅軍一分為二,由方誌敏、粟裕帶領非戰鬥人員組成先頭部隊,劉疇西率領紅軍主力墊後。
貼身警衛被敵逮捕 面對誘降視死如歸
面對敵人的步步緊逼,方誌敏毫無畏懼,帶領隊伍英勇戰鬥,但是在缺乏武器彈藥的情況下,他身邊的戰友一個個戰死,最後他的身邊只剩下了貼身警衛員魏燦發。
兩人躲到一個山洞裡,此時的兩人不僅缺少武器,就連食物也所剩無幾。
魏燦發對方誌敏說:“我姐姐就住在懷玉山附近,我悄悄去姐姐家裡取一些吃的回來吧?”
方誌敏深知,如果沒有食物,即使不被敵人發現,兩人也很難生存,於是便同意了魏燦發的請求。
沒想到,魏燦發還未找到姐姐家,就被敵人逮捕了。
經過審問,敵人得知了魏燦發正是方誌敏的貼身警衛。魏燦發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最終沒有守住底線,供出了方誌敏的藏身之所。
1935年1月29日,方誌敏在懷玉山隴首村附近被捕。敵人本以為能在方誌敏的身上搜刮到不少錢財,結果卻只蒐羅到了一塊懷錶和一支鋼筆,最後只能失望地把方誌敏押走。
抓到方誌敏後,蔣介石非常重視,他親自命令江西黨部想方設法要對方誌敏“勸說歸誠”。
江西黨部俞伯慶對方誌敏說:“委員長很器重你,一直在尋找你,要委以大任。”
方誌敏不屑一顧:“蔣在我眼裡,什麼都不是!”
俞伯慶勸降不成,國民黨又先後派出了多名高官前來拉攏誘降,例如顧祝同、劉振清、王振寰、趙觀濤等國民黨軍政要員紛紛出面,但均被方誌敏一一拒絕。
1935年2月6日,蔣介石來到南昌委員長臨時行營,他決定親自出面勸降。
當方誌敏被幾個人攙扶進來後,蔣介石趕緊起身相迎,並假模假式地說:“受苦了志敏老弟,老兄來晚了。你我雖8年未見,但你我皆為炎黃子孫,何不一同為國效力呢?”
方誌敏說:“多說無益,想讓我叛黨、背棄革命,永無可能!”
最後,國民黨方面將方誌敏囚禁在了南昌“委員長行營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
獄中寫下傳世書稿 英年早逝慘遭殺害
入獄後,方誌敏與紅十軍團主要領導人劉疇西、王如痴、曹仰山被關押在同一間囚室,敵人還給他帶了一副比普通囚犯要重10斤的鐵鐐。
方誌敏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唯一不能釋懷的就是不能繼續為黨工作。
因此,入獄不久,方誌敏請監獄方面轉述給軍法處,要求給他提供筆紙。軍法處以為他要寫下什麼有利於國民黨的機密,於是滿口答應。
此後,方誌敏開始在獄中創作,寫出了數十萬字的不朽之作。
期間因為王如痴的一句話,方誌敏曾一度中斷寫作,王如痴說:“寫好了也寄不出去,沒有意義的。”
這句話深深地打擊到了方誌敏,他也因此不再創作,甚至還將之前寫好的手稿全部撕毀。但不久仍奮筆疾書,這是怎麼回事呢?
正在方誌敏發愁如何將手稿送到監獄外面的時候,一個人的出現,讓他重新燃起了希望,這個人就是胡逸民。
胡逸民早年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反清舉事,是國民黨的元老人物之一。後因國民黨內部爭鬥,胡逸民成為了階下囚。雖然被關押在獄,但是除了不能走出監獄,其他一應事宜都很自由,甚至他姨太太可以隨時出入他的囚室。
胡逸民在回憶錄中記載:“我雖是囚徒,卻當面要訓斥牢卒,連所長也得讓我幾分。”
胡逸民知道方誌敏也關押在此,他非常好奇這個“共產黨三省蘇維埃主席”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於是經常出入方誌敏的囚室,久而久之,兩人慢慢熟絡起來。
胡逸民以往每次去方誌敏的囚室,都見他在專心致志地寫作。
就在方誌敏停筆的那段時間,胡逸民好奇地問他:“為何不繼續寫了呢?”
方誌敏滿懷惆悵地說:“算了,白費功夫,寫了也送不出去。”
胡逸民一聽,寬慰他說:“那可不一定,你要是信我,就交給我吧。”
方誌敏喜出望外,興奮地對他說:“如果先生願意助我,我一定潛心創作,希望您可以將這些手稿交到我黨同志的手裡。”
胡逸民答道:“放心,我言出必行。”
此後,方誌敏為了寫下更多的文稿,奮筆疾書,常常廢寢忘食。
在短短的6個多月的時間裡,寫下了近14萬字的重要文獻,其中就包括我們所熟知的《可愛的中國》《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死——共產主義的殉道者的記述》等等。
在方誌敏被秘密處決一個月後,監獄方面將這個訊息通知了同樣被關押在獄中的繆敏,繆敏得知丈夫英勇就義後,精神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身體也愈發孱弱。
1937年,共產黨和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周恩來同志前往談判,親自列出了一份名單,要求國民黨方面予以立即釋放,其中就包括繆敏和她的兩個兒子。
同年8月,繆敏被營救出獄後,連行走都非常困難,她先是在新四軍駐南昌辦事處休息了一個月,然後經西安,來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繆敏當時對中組部的同志說:“我沒有要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見一見方誌敏的領導與他的老師。”
第二天,繆敏正在用早餐的時候,中組部的同志非常興奮地跑來告訴她說:“繆敏同志,今天下午三點,毛主席將在楊家嶺接見你們母子。”
當天下午三點,繆敏領著兩個兒子來到了楊家嶺窯洞,見到毛主席後哭得泣不成聲,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談話間歇,毛主席用寬大的手摸著方誌敏的兒子方英的頭問道:“你知道你爸爸是誰嗎?”
方英當時年僅8歲不懂事,他昂著頭非常驕傲地說:“我爸爸是方誌敏主席,難道你不知道嗎?”
毛主席仰天大笑,隨後回答:“知道,我們全黨都知道。”
就是這麼一位全黨都知道的革命烈士,死後他的遺骨卻始終沒有下落。直到1957年,南昌當地一家工廠在施工時,發現了一堆屍骨,旁邊還有一副腳鐐!
當地有關部門接到報告後,立即組織人員封鎖了現場,組織技術人員進行勘查。同時,請當年關押方誌敏的南昌看守所所長凌鳳梧來辨認。凌鳳梧經仔細辨別,確認骨骼旁的腳鐐,正是當年戴在方誌敏腳上的。
為了進一步確認,有關部門又將這些骨骼被送到法醫研究所化驗檢測,其間,還特地請來蘇聯醫學專家予以幫助。
專家們對骨骼的身高、性別等進行了化驗和研究分析,最終於1958年5月確定,這正是方誌敏烈士的遺骨。
1964年11月9日,毛主席揮毫寫就“方誌敏烈士之墓”7個大字,刻在南昌方誌敏烈士墓前。1965年6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時,對隨行的楊尚昆等人說:“方誌敏同志是很有理想,很有氣魄的革命家。”隨後他對一旁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說:“要多宣傳方誌敏烈士。”
方誌敏烈士雖然身陷囹圄,但仍保持革命氣節,只爭朝夕地宣傳革命道理。他在獄中的光輝著作,成為了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了共產黨人的必修課,方誌敏雖英年早逝,但他的精神卻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