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王荊公安石（西元1021-1086）誕辰一千周年。作為一代大儒名相，王荊公的成就實非一隅一項所能限定。以文章而論，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早有定評，且其詩詞亦足名家；以經術而言，其所撰《三經新義》（《周官義》《書義》《詩義》）熔鑄古今，貫通百家，義理豐美，故其人允稱大儒，其書亦列於學官；至以事功而言，其為一代名相，堪稱傑出的政治家，更為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昔清季清陸心源有云：“三代以下，有經濟之學，有經術之學，有文章之學，得其一皆可以為儒，……自漢至宋，千有餘年，以合經濟、經術、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數人，荊國王文公一焉。”允為的論。惟近千年來，世事蒼茫，造化弄人，本屬蓋棺而定之人事，難脫譭譽參半之後名。又歷代論者，立場各異，甚或吠形吠聲，以本身當世之事牽涉其中，難得知人論世之實，常令人墮霧裡雲中。今值儒學重光，又逢荊公誕辰一千周年，宜有紀念。本刊同仁為表彰前賢，究明義理，特邀有關專家撰文組稿，成此“紀念王安石誕辰一千周年”專輯，以饗讀者，更期方家玉音相和，不吝垂教。

為王安石辯誣

摘要：王安石變法伊始，即遭遇保守派士大夫強烈反對，這並不是因為變法已經出現嚴重後果， 而是基於理念、政見、立場之爭。這種立場先行的批判方式，削弱了保守派檢控的關於變法之弊的可信度。事實上，諸多針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指控，包括所謂的“青苗法”一味抑配、王安石“察謗議時政”“棄地五百里”之說，都是經不起查證的。今天我們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決不可只聽保守派一面之詞，而應當細心辨析史料，多方求證，以成公允之論。

關鍵詞：王安石　變法　青苗法　抑配　邏卒　宋遼劃界　辯誣

作者：吳鉤，1975 年生，廣東汕尾人，宋史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為宋代制度史與社會史。

北宋熙寧二年（1069），神宗皇帝拜翰林學士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君臣相得，厲行新法，史稱“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變法之一，也是最富爭議的一場大變法，時至今日，仍聚訟不斷。李華瑞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史》收錄有自南宋至當代的關於王安石變法的種種爭議，可參見。

王安石變法伊始，即遭遇保守派士大夫強烈反對——熙寧二年七月，第一項新政“均輸法”剛剛公佈，知諫院陳襄便上疏表示反對：“何必收輕重斂散歸之公上，與民爭錐刀之利，而失王政之體乎？”另一名諫官範純仁也再三奏請廢罷“均輸法”，因為“王者治民，惟在務農桑、禁遊惰，開衣食之源，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下勤儉，自然公私有餘矣”。

其時，“均輸法”剛在東南推行，假設它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這個嚴重後果顯然還未產生，那麼保守派士大夫為什麼要堅決反對“均輸法”呢？“青苗法”“免役法”等其他新法的遭遇同樣如此：甫一推行，即引來強烈的抗議。可見保守派士大夫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並不是因為變法已經出現嚴重後果，而是基於理念、政見、立場之爭。

這種立場先行的批判方式，削弱了保守派檢控的關於變法之弊的可信度。事實上，諸多針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指控都是經不起查證的。比如保守派異口同聲、言之鑿鑿地聲稱“青苗法”存在嚴重的“抑配”問題，事實是不是如此呢？試看一個例子：熙寧三年（1070），河北緣邊安撫都監王光祖面奏神宗：“昨巡歷至廣信、安肅軍，聞散青苗錢官吏多不聽民自相團保，乃令上戶均保下等貧民，亦有直以一村約度人數自配給者，可更廣察訪施行。”神宗因此詔河北緣邊安撫司體量。安撫司調查後回奏：“二軍並取民情願在外結成保甲赴縣，未嘗抑勒，亦無以逐村計口支散者。”神宗又令王光祖“具析以聞”，即與河北緣邊安撫司進行書面質證。最終王光祖因奏對不實而受處分，神宗又下詔“特放罪”。

當時保守派對“青苗法”抑配問題的指控，多是這類不實傳言。檢讀熙寧二年至三年宋朝臣僚討論“青苗法”的奏疏，可以發現，保守派一面指稱官方在俵散青苗錢的過程中“不以民之貧富，一例抑配”，一面又譴責“青苗法”以利誘民，“小民匱乏，十室八九，應募之人，不召而至”。然而，“一例抑配”與“不召而至”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農民積極請貸青苗錢，“不召而至”，官府為什麼還要搞強行攤派，“一例抑配”？

從“青苗法”的利率水平來看，也不大可能出現大面積的攤派行為。因為青苗錢年息二分，利率比民間貸款低得多（農民青睞青苗錢，原因即在此）。以上戶的經濟條件，也許不需要借貸，但他們如果借到青苗錢，也完全可以以更高一點的利息轉貸出去。

事實正是如此。按舊黨中人呂陶對“青苗法”弊病的揭發，青苗錢的支俵確已出現“詭名冒請”的問題。司馬光也指責官放青苗錢時，“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為什麼要“詭名冒請”“冒名詐請”？徽宗朝時有臣僚作出解釋：“訪聞形勢之家法不當給，而邇來諸路詭名冒請者亦眾，蓋欲復行稱貸，取過厚之息，以困貧弱。”形勢戶先詭名冒請青苗錢，然後轉貸給貧弱之戶，從中賺取利息差。“冒請”與“抑配”是兩種完全相反的行為，如果有人“冒請”，又何必“抑配”？

當然，並不是說宋政府在俵散青苗錢的過程中不存在攤派行為。區域性的攤派現象應該是有的，因為提舉官為追求政績，務要多支散青苗錢；而為便於日後收回本息，官方又傾向於將錢貸給有償還能力的上戶，上戶往往又不需要貸款，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會出現抑配上戶的問題。但是，我們不必高估抑配的嚴重性，宋朝臺諫官指控青苗錢的俵散“不以民之貧富，一例抑配”，無疑是誇大其詞的。

在立場明確傾向保守派的史家筆下，王安石還被塑造成容不得半點異議、熱衷於鉗制人言的大權相。南宋人呂中《大事記講義》載：“熙寧五年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罪之。此商鞅議令之罰，而安石亦為之。” 陳均《九朝編年備要》載：“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皇城卒七十人、開封府散從官數十人，巡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元人修《宋史》，沿襲這一說法：“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也收錄了類似的記載：“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收罪之。”不過李燾畢竟是史學大家，有著史家的審慎，特別註明“此據司馬光日記，系（熙寧）五年正月末事，今附見此，更詳考之。”顯然，所謂的王安石“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信源是司馬光，且缺乏旁證，所以李燾才註明“更詳考之”。

那麼司馬光的記載可信嗎？坦率地說，極不可信。因為熙寧五年（1072），司馬光已經遠離京城，隱居於洛陽，京城之事顯然是他道聽途說的。而熙寧年間，為抹黑王安石變法，反對變法計程車大夫捏造了許多謠言，朝野上下，流言滿天飛。

透過檢索史料，可以大致考證出所謂的“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究竟是怎麼回事。熙寧五年正月，由於有臣僚報告宰相王安石：“有軍士深詆朝廷，尤以移並營房為不便，至雲今連陰如此，正是造反時，或手持文書，似欲邀車駕陳訴者。”早朝時候，王安石便將此事提出來討論：

文彥博（時任樞密使）曰：“近日朝廷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並營事，亦合如此。此輩乃敢紛紛公肆詆譭，誠無忌憚。至言欲造反，恐須深察，又恐搖動士眾為患。”……上（神宗）欲得詆譭軍士主名，樞密院謂責殿前、馬、步三帥，安石請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開封府。

討論的結果，神宗決定查出煽動造反的主謀姓名。樞密院提議由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三帥負責調查，王安石則提請委皇城司。神宗說：“不如付之開封府。”最終神宗決定由皇城司派邏卒暗中刺探兵營動向，開封府則負責審訊。

時過未久，中樞又對“邏卒探事”提出了異議：

馮京（時任參知政事）言：“皇城司近差探事人多，人情頗不安。”上曰：“人數止如舊，探事亦不多，藍元震（內侍，時任皇城使）又小心，緣都不敢乞取，故諸司不安。”僉曰：“外間以為若十日不探到事即決杖，故多捃摭細碎。”上曰：“初無此處分。此輩本令專探軍中事，若軍中事但嚴告捕之法，亦可以防變。”安石曰：“專令探軍中事即無妨，若恃此輩伺察外事，恐不免作過。孫權、曹操用法至嚴，動輒誅殺，然用趙逵、呂壹之徒，皆能作奸亂政。陛下寬仁，不忍誅罰，焉能保此輩不作奸？三代聖王且不論，如漢高祖、唐太宗已不肯為孫權、曹操所為，但明示好惡賞罰，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誕謾，天下事安有蔽匿不聞者？細碎事縱不聞，何損於治體？欲聞細碎事，卻致此輩作奸，即所損治體不細。”上以為然。

可見王安石是明確反對特務政治的，他不可能為堵住別人的嘴而指使邏卒伺察官民。

從另一件事也可看出王安石不贊成鉗制人言，那是熙寧六年（1073），樞密副使吳充給神宗提交了一個議案：

朝廷開廣言路，微至於庶人皂隸，苟有可言，皆得上聞，此至公之誼也。而比來士大夫輒以書啟或家信投有位，其間排詆營救，增飾事情，嫌愛在心，言無忌憚，因緣聞達，以快私慾。雖朝廷必加稽核，至蒙原察，則被誣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詆者既難於反坐，營救者又陰以為德，含沙射人，束縕還婦，懷陰害以中良善，託公誼以售私恩，此風浸成，實黯聖政。乞有司申嚴法禁，庶懲薄俗。

吳充的意思是，為避免有人“言無忌憚，因緣聞達，以快私慾”，朝廷應該立法嚴禁士庶投書高官。神宗採納了吳充之議，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並遵立條制”。但王安石告訴神宗，沒有必要設立限制言路的法禁：“堯、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誕謾，自不須多立法禁。”這便是王安石對人言的態度。

綜上所述，可以總結：熙寧五年初，皇城司確實派出邏卒“探事”，但指揮皇城司的人肯定是神宗皇帝，而不是宰相王安石；皇城司邏卒的數目也不可能是“七千餘人”，因為熙寧五年皇城司的整個編制也才三千多人，“七千餘人”當為“七十餘人”之訛；而且，這些邏卒的“探事”範圍也作了限制：“專探軍中事”，以防有將士密謀不軌，並不是“伺察外事”“捃摭細碎”。

可是，別有用心者卻謠稱是王安石為鉗制人口，“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於道”，“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云云。這類流言從京城傳到洛陽，司馬光聽信了記入日記：“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收罪之。”而且在奏疏中將鍋直接扣到王安石頭上。熙寧七年(1074)四月，因神宗下詔求言，司馬光終於忍不住，上疏攻擊王安石及其新法，疏中說：“（王安石）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牓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由於保守派熱衷於造謠傳謠，司馬光道聽途說又信以為真，南宋以降史家以訛傳訛，王安石便背上了鉗制人言的大黑鍋。令人遺憾的是，今天不少宋史研究者也聽信司馬光一面之詞，不作考證，認定王安石派了皇城司邏卒伺察於市井間，發現哪個人訕謗新法，立即抓起來治罪。卻不想想：宋朝的皇城司直隸於內廷與樞密院，非中書所能指揮，況且時任樞密使的文彥博一貫反對王安石，怎麼可能協助王安石監聽市井謗議？再者，以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自負，又怎麼會浪費心力去理會市井間的議論？

在反對王安石變法、追隨保守派的宋朝文人筆下，王安石還揹負割地給予契丹的黑鍋。且來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的記述：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泛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時王荊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雲。韓公承荊公風旨，視劉公（劉忱）、呂公（呂大忠）有愧也，議者為朝廷惜之。嗚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荊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使帝忽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荊公之罪，可勝數哉！

邵伯溫所記的“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一事，發生在熙寧七年二三月。在蕭禧抵達東京之前，神宗曾問王安石：“契丹若堅要兩屬地，奈何？”王安石說：“若如此，即不可許。”神宗又問：“不已，奈何？”若契丹不罷休，又如何是好？王安石說：“不已，亦未須力爭，但遣使徐以道理與之辯而已。”

這是《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顯然，王安石並不同意對遼國割地求和。隨後，神宗派太常少卿劉忱、秘書丞呂大忠等人前往河東路，與遼方談判代表蕭素、梁穎會於境上，商量劃界。但因為雙方各不相讓，談判陷入僵局中。而在宋遼談判期間，王安石亦罷相歸江寧故里。

次年春夏，王安石復相。神宗又與他商討同契丹劃界之事。王安石說：“我不可示彼以憚事之形，示以憚事之形，乃所以速寇也。”神宗說：“彼必不肯已則如何？”王安石說：“譬如強盜在門，若不顧惜家貲，則當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則但當抵敵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無足畏者。”

從君臣的對話不難看出：王安石反對割地予契丹。他對宋遼劃界的態度可以概括為兩點：一，不可向遼國示弱，要據理力爭，料契丹不敢舉兵；二，就算契丹舉兵，也不用怕它。

宋神宗儘管表示“如此則不須畏”，但內心還是有些憂懼，所以又派中使帶著手詔去拜訪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四位老臣，請他們出出主意。

富弼、文彥博與曾公亮都反對割地，韓琦卻建議厚撫契丹，割讓爭議地塊：

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為諜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佔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敦信約，兩絕嫌疑。

對韓琦的看法，王安石極不以為然，直說：“琦再經大變（指擁立英宗、神宗繼位），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啟寵納侮’。”

不過宋神宗對劃界的態度似乎更接近韓琦。熙寧八年（1075）四月，神宗皇帝給代表朝廷與遼國談判劃界的韓縝下詔，對部分地段的劃界作了讓步。要說割地給予契丹，那也是出自神宗本人的“聖裁”。對於割地，神宗大約有幾分慚愧，跟王安石解釋說：“度未能爭，雖更非理，亦未免應副。”王安石說：“誠以力未能爭，尤難每事應副，國不競亦陵故也。若長彼謀臣猛將之氣，則中國將有不可忍之事矣。”對朝廷這次示弱的可能後果很是憂慮。

宋朝與遼國的劃界，一直到熙寧末年才算結束，劃界的結果是宋朝大約放棄了數十里的領地。但到了輕薄文人的筆下，宋朝的讓步被誇大成“棄地五百里”“棄地七百里”，王安石更是被誣為主張割地求和的“賣國賊”。

事實卻是：熙寧七年劉忱在河東與遼方談判劃界時，王安石已經罷相居江寧；熙寧八年至十年，韓縝與遼方的劃界談判，則直接由神宗指揮，期間王安石雖已復相，卻長時間以疾居家，未理朝政，不久（熙寧九年十月）便又罷相；而在朝之日，王安石每次與神宗論及劃界之事，都是提醒、勉勵神宗不可向遼國示弱。他怎麼可能主張割地予契丹？

在宋遼劃界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保守派文人的顛倒黑白：韓琦分明提議向遼國“退近者侵佔之地”，在邵伯溫筆下，卻搖身變成反對棄地的諍士、智者；王安石明明白白跟神宗說過不可割地，卻被邵氏誣為將祖宗故地“輕以畀鄰國”。

邵伯溫記述的王安石“棄地五百里”謠言，源頭出在蘇轍身上。元符年間，蘇轍在回憶錄中說：

予從張安道（張方平）判南都，聞契丹遣泛使求河東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謂：“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諸將，後取之不難。”及北使至，上親臨軒，喻之曰：“此小事，即指揮邊吏分畫。”使者大喜，出告人曰：“上許我矣。”有司欲與之辯，卒莫能得。予聞之。

蘇轍在編造王安石於熙寧劃界之時力主棄地的謠言時，用了兩個詞：“聞”“予聞之”。這一細節表明，蘇轍的記述乃是來自道聽途說。當時，應該確有傳言聲稱王安石講過“咫尺地不足惜，後取之不難”之類的話。

那麼王安石講過嗎？講過。那是熙寧五年九月，在一次御前會議中，王安石說：“朝廷若有遠謀，即契丹佔卻雄州，亦未須爭，要我終有以勝之而已。”但是，王安石講這話的背景是：朝廷正用兵於河湟，而知雄州張利一卻在宋遼邊境生事，引契丹巡馬過河。樞密使文彥博揚言與遼國“交兵何妨”。王安石不欲與契丹爭細故，影響收復河湟之大業，因而才用過頭話反駁文彥博。實際上，當時宋遼之間並沒有發生領土糾紛。等到熙寧七年二月，傳遼使蕭禧前來索地，王安石便明確跟神宗說：“若如此，即不可許。”

蘇轍卻將王安石熙寧五年講的話掐頭去尾，改頭換面，刪掉背景，然後裝入熙寧七年“契丹遣泛使求河東界上地”的事件中，之後邵伯溫之徒又添油加醋，終於讓王安石背上了棄地數百里的黑鍋。

為建構廢除新法、恢復舊法的合法性，保守派士大夫還虛構了神宗皇帝幡然悔悟、與王安石分道揚鑣的敘事。呂本中《雜說》這麼記載：

王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安石對所厚嘆曰：“只從得五分時也得也。”安石嘗進呈陳襄除龍圖閣直學士，呂嘉問集賢院學士、河北路都轉運使。上曰：“陳襄甚好，嘉問更候少時。”居半月，再以前議，上回頭久之，卻顧安石曰：“聞相公欲去多時。”安石倉皇對曰：“欲去久矣，陛下堅留，所以不敢遂去。”既下殿，即還家乞去。其婿吳安持往見之，安石問：“今日有何新事？”安持曰：“適聞有旨，未得閉汴口。”安石曰：“是欲我去也。”數日遂罷。王安石既去，嘉問因對，上問：“曾得安石書否？”嘉問因言：“近亦得安石書，聞陛下不許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計。”上曰：“是則為呂惠卿所賣，有何面目復見朕耶？”

這個故事說得有鼻子有眼睛，可惜卻是保守派支持者編造出來的。事實上，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多次請辭，神宗都不同意。二月初七，因王安石固辭機務，神宗還詔管勾東府使臣“不得令王安石家屬行李出府”。

六月初，神宗御批停罷發行“折二錢”（一枚銅錢當兩文行用的大錢），王安石不同意，屢爭，甚至發了脾氣：“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朝後即稱疾不出。神宗派人傳諭勸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鑑，何遽如此？”

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的原因其實沒那麼複雜，不必扯到君相勾心鬥角的“陰謀論”。最主要的原故如其罷相制書所言：“俄屬伯魚之逝，遽興王導之悲。”這兩則典故說的是喪子之痛。熙寧九年六月，愛子王雱突然去世，讓王安石受到沉重打擊，再無心思過問政事。

王雱是王安石一直引以為傲的王家長子，自幼聰慧，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十三歲時，他聽秦州士卒談熙河的蕃部，立即發表意見：“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拓邊的戰略，與此如出一轍。二十二歲中進士，官授旌德縣尉，不赴。三十歲前，已完成《老子訓傳》《莊子注》《佛經義解》《南華真經新傳》《孟子解》《詩經新義》《尚書新義》等學術著作，可謂對釋、道、儒三家學說都有深入的研究。他還寫了數十篇縱論時事的策論，軍器監之設，即是他所首倡。他又工於詩詞，傳世的詞作儘管不多，卻寫得清婉宜人，不輸北宋第一流的詞人。

王安石對王雱的期待也很高。相傳王安石曾與女婿蔡卞聊天，說起親族中的年輕才俊：“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說著，扳著手指計算：“獨兒子也。”即指王雱。在王安石心目中，王雱是可以當宰相的人才。《宋史》稱王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他確實有資格這麼驕傲。如此人物卻英年早逝，可謂天妒英才。

王安石對王雱之死還心懷深深的自責。這得從王安石與參知政事呂惠卿失和一事說起。呂惠卿本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但熙寧八年，呂惠卿卻與王安石鬧翻，並離開朝廷。隨後，御史中丞鄧綰彈劾呂惠卿諸兄弟曾經勾結地方貪官，在華亭縣強借富民錢購田放租，以權謀私。神宗於是派人成立一個推勘院，根究此事。

熙寧九年，在推勘院推鞫本案時，絕頂聰明的王雱竟然做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原來王雱對呂惠卿恨之入骨，為坐實呂惠卿的罪名，切責親信練亨甫、呂嘉問二人趕緊想法子。練亨甫、呂嘉問想出了一個餿主意：“取鄧綰等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即把鄧綰對呂惠卿的彈劾狀當成中書的正式檔案下發推勘院，指導辦案。呂嘉問時任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練亨甫是中書戶房習學公事，要在中書下發推勘院的公文內挾帶點私貨，那還不容易？

但中書有一個堂吏，是呂惠卿的親信，發現了呂嘉問的小動作，急忙給呂惠卿報信。呂惠卿的心涼透了，以為是王安石欲置他於死地，於是憤然上奏，前後凡數十紙，在自辯的同時，也奮力詆譭王安石。

神宗將呂惠卿的奏狀出示給王安石看。王安石愕然，說，中書不可能這麼做。回家問兒子王雱，王雱說了實情，王安石大怒，將兒子痛責了一頓。只是這時候，王雱已經病重，受了父親的責罵，更是“忿恚增劇”，病情加重。過了十幾天，六月廿五日，王雱便病逝了，年才三十三歲。

兒子的荒唐做法，讓父親王安石深感慚愧；而王雱帶著羞憤離世，又讓王安石悔恨、自責。兒子病逝後，王安石心如死灰，執意辭位，神宗還是遲遲沒有同意，直至十月底，才批准了辭呈。

王安石這次罷相後，回到江寧，終老於鐘山之下。保守派士大夫稱神宗“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以說明王安石已經被神宗遺棄。但實際上，元豐三年與六年，為大禮之年，朝廷舉行南郊祭天大典，天子親郊，神宗都召王安石回京，在郊祀時陪位。只是王安石自己心灰意懶，決不肯復出，兩次託病謝絕了神宗之召。

縱觀北宋元祐以降保守派士大夫（及其追隨者）對王安石與熙寧變法的敘事，不實之處甚多。出於反對變法之立場，他們不僅誇大了新法的弊端，甚至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抹黑王安石。尤其是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誠如有識之士所指出：“《邵氏聞見錄》凡涉熙寧變法處，幾近謗書。”今天我們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不論觀點為何，首先決不可只聽保守派一面之詞，而應當細心辨析史料，多方求證，以成公允之論。

來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註釋從略，引用時請核查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