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美派”實際上是一個人員組成、屬性非常複雜的群體，並且“恐美派”群體自身也存在很嚴重的割裂性。
在政治傾向、意識形態、價值觀等各個方面都彼此不同，甚至連“恐美”的原因也有很大區別；而要理解其“恐美”的原因，就要先了解這個群體本身。
恐美派其實由來已久，往前追溯的話可以一路追溯到建國時期。
1950年志願軍入朝參戰之後，當時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等重要職務的民盟領導人張東蓀幾乎慌不擇食地四處尋找與美國特務接洽的機會，向美國傳達其“赤膽忠心”。
大概就是希望美國政府在之後的戰爭中一路高歌猛進之後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新的政權，而不是把蔣介石從臺灣請回來，否則他們這些留在大陸的“民主人士”怕不是會被挨個槍斃了。
為此他還為美國特務提交了一份包含當時許多社會名流、各黨派人士的名單。
但很可惜，美軍不僅沒能在朝鮮戰場上繼續高歌猛進，反而差點被志願軍給趕下海。
要不是1950年入朝參戰的志願軍在後勤上過於疲弱，甚至無法支撐超過一個星期以上的軍事行動，否則當年處於“一臉懵逼”狀態的美軍很難穩住戰線。
從之後戰爭的結果來看，以民盟領導人張東蓀為首的跨黨派人士的擔憂完全是沒有理由的，但之後張東蓀向美國投降的行為成為了一大政治汙點。
要不是毛主席發話要求從輕發落，恐怕他連進功德林的機會都沒有，得被當成漢奸給槍斃了。為什麼要從輕發落？因為說張東蓀是漢奸，倒也不盡然。
他自認為是一個愛國人士，抗日戰爭時期也沒有配合日本人，也坐過日本人的牢；之後解放戰爭時期他也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過重要貢獻；
但就是這樣一位自認為“堅定的愛國者”，還是在美國壓倒性的國家實力面前直接選擇了投降。
而張東蓀這樣的人還不少，以他為代表的“投降派”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直到最終戰爭結束之前廣泛存在；
我們可以想見，如果說彭德懷將軍領導的志願軍在朝鮮戰敗，那個時候根基尚且不穩的新中國會遭遇到怎樣的困難？會有多少前不久才“投誠起義”的前國民黨軍頭上山為匪？
比如在抗戰時期積極抗日的國民黨名將傅作義，直到確信美軍打不過志願軍之後，才交代他在國內某地埋藏有一批槍支彈藥，要上交給國家支援抗美援朝；
不難想見，恐怕這一戰如果失敗，就算美軍不進犯神州大地，新中國也會陷入一場內亂。
所以後來說抗美援朝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因為在戰前真的沒有多少人認為中國能贏。
而這場戰爭的勝利，也為後來的中國帶來了許多東西，時至今日很多人對日本有著遠遠超出這個國家真實力量的恐懼，什麼“日本隨時可以造出核武器”云云。但對於美國的恐懼卻要輕上很多，這都是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果。
實際上也因為這場戰爭，相當程度上掃清了“恐美”的思潮，直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與世界的聯絡愈發頻繁起來，“恐美”的人才變得多了起來。
今天的“恐美”派與當年是完全不同的，這類人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其實普遍都比較弱，或者說，這類群體相當部分缺乏國族認同，屬於自以為的“世界公民”；
“恐美”只是一種表象，深層次的其實是擔心因為中美關係的敵對化、日益激烈的矛盾使得其中國人、亞裔的身份阻礙到他們融入西方社會。
這類人的特點是存在於國內外，特別是在海外華人華僑的圈子裡非常普遍，並且在中國留外人士中佔比較高；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應該是2020年時曾短暫參加過美國總統大選的美籍華裔楊安澤，就是那個鼓吹“穿著有美國元素的服裝”、“強調美國人身份”的楊安澤。
該群體的另外一個延伸，就是人在國內但子女已經安頓在海外，他們很擔心中美關係過於緊張導致他們在海外落地生根的過程受到影響。
這種擔憂還真不是空穴來風，因為歷史上美國確實幹過這檔子破事。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國政府就把當時在美國所有的美籍日裔的“美國人”給抓進了集中營，並且實際執行地一絲不苟。
不管移民美國有多久，不管是祖上第幾代移民美國，甚至祖上有日本血統的統統算作在內全部被關進集中營；期間還將這些人中年齡合適可以參軍的人抓進部隊集中編成了全部由日裔美國人組成的部隊，去執行那些和送死無異的作戰任務。
戰後這群可憐的日裔美國人從集中營釋放出來之後驚訝地發現：他們的房產、汽車、商鋪等所有一切財產全部被政府沒收了，他們一下子變成了沒有任何財產的流民。
參考下這個先例，我們不難想見，在中美關係高度緊張的今天，假如說雙方真的攤牌了，那麼美籍華人面對的處境恐怕不會好多少；
實際上現在他們的處境也談不上好，針對華裔的種族敵對性質犯罪越來越多，各種華人莫名其妙遭遇槍擊案的報道我們也屢見不鮮。
誠然，21世紀人類社會的道德標準大大提高了，但到底提高了多少？只能說他們的擔憂不無道理吧。
最後一類是就是對現狀不滿的各種群體，他們不僅“恐美”，其實還很可能反華，反感很多很多東西，熱衷於包括但不限於“房價上漲”、“性別對立”等各種新時代負能量話題；
不過這類人的看法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因為他們大多無法對政策走向等各種問題構成任何影響，只是不斷地傳播負能量。
真正對社會能夠造成肉眼可見危害的其實還是前兩種“恐美”派，因為他們不僅僅是恐美那麼簡單，實際上確實有處於現實利益問題部分程度賣國的可能性。
但這也並不是最頭疼的問題，實際上我想說，“恐美”派賣國只是這個群體內的實幹家們諸多危害中最次要的一個。
更何況，以前“恐美”派賣國就賣得少了嗎？正如之前所說，新中國建國開始，恐美派就一直在賣國，從抗美援朝開始，到之後的改革開放一直賣到現在，實話講他們接下來再怎麼賣國又能掀地起多大風浪呢？
真正讓人膽寒的危害，是他們在轉換身份以後對中國社會的拖累。
要知道一點，“恐美”派的頭部圈子的地位其實近年來一直在變化，所有人都知道這個群體存在賣國傾向，我們的主要對手美國也清楚，“恐美”派群體的頭部其實就是“親美”派。
而對於美國來說，“親美”派到底對他們有什麼用呢？在中國比較弱小的時候，親美派是他們用來影響、干涉、控制中國的工具，是美國透過中國政府，來影響中國社會的重要工具。
但現在情況有了一些變化，因為親美派的身價變得更高了，在中國國家實力發展到如此高度之後，現在的親美派已經有了很多籌碼去和美國政府討價還價。
以前他們命令親美派做什麼事情，基本上就是一句話傳達過去親美派就會照做，但現在還能這樣嗎？就算親美派“赤膽忠心”，但2020年代日益崛起的民族主義思潮下，親美派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安全了。
實際上對於美國精英們而言，原來可以隨意使喚的親美派，現在因為中國地位的提高已經變得跟他們平起平坐了，這個時候原本的“主僕”關係就已經被打破，而變成了一種相對更加平等一些的合作關係。
而在這個時候，聯絡美國精英與中國內外親美派的紐帶，更多地變成了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的共性帶來的趨近趨勢；
這個時候，美國精英們其實還可以期望一下：到底能不能透過中國內外的親美派的支援在未來給自己求得一個比較好的未來？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以前你年輕氣壯，隔壁鄰居家的小孩子管你叫叔叔，但二三十年過去，叔叔已經老了，而隔壁家的那個小孩子已經長成了大人，這個時候雙方的關係也就不一樣了。
這就指向了“恐美派”中最純正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親美派”其對中國最大的危害：因為恐美、親美的過程中對他們的偶像——美國的模仿，讓他們變成了各方面與美國人最接近的中國人；
這樣一群人的主張與觀念如果傳播開來乃至於被用於塑造規則，恐怕是會把中國變成第二個美國的！
因為他們“恐美”，他們“親美”的這種特徵發展到一定程度，其實必然就是“反華”，更進一步的演進之後，就是“逢中必反”，反對我們自己的價值觀與規則。
並且這群人很可能還會影響到中國未來更長久的社會建構，而這恰恰是最不能饒恕的東西，低層次地說，這些人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阻礙與威脅，高層次地說，其是中華民族的未來的威脅。
因為時至今日中國的社會建構其實也遠遠沒有定型，直到偉大民族復興的事業告一段落之前，很多東西我們都還無法蓋棺定論。
我們現在的社會意識與認知相當程度上其實是重重妥協之下的結果。
就比如說，在中國這個以“歷史必然論”作為史觀基調的國家，我們將1840年看作近代史的起點。
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偶然論”的做法，之所以做出這種定性，是因為我們現在還無法為中國在受到西方侵略之前的歷史蓋棺定論，無法為我們領先數千年時間卻在近代的兩三百年突然落後西方的原因蓋棺定論！
等到偉大民族復興的事業成功之後，那個時候中國的學者們還要回頭為這一切提出答案，那個時候才是中國近代社會建構的終章；
而建構的目標，必然是對過去的審視，以及對未來的展望，為了在未來我們不會再犯下類似的錯誤而反思、審視、展望。
那個時候我們會重新發現，其實西方一直不比我們先進，他們只不過是偶然之間叩開了現代科學的大門，除此之外其是各方面都不如我們。
而那個時候的“恐美”派還會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發出各種雜音，來汙衊我們的成就，詆譭我們的歷史，要中國人向那些時至今日仍然學不會團結與互相尊重、缺乏道德、肆意亂倫的西方人學習，阻礙中國奠定優勢地位的過程。
相比之下，“恐美派”們的賣國行徑又算得上什麼呢？更何況他們無論怎麼賣國，都不可能對未來二十年的現實造成多麼大的影響了。
美國已經是期貨死人，21世紀的世界已經失去了“理想主義”，重新回到了“現實主義”的邏輯下，而在這個邏輯下中國是無敵的，我們可以輕易地分化所有可能團結起來威脅我們的群體。
在美國霸權崩潰之後，短期內不會再有第二個能夠與中國抗衡的力量，因為面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西方只有出現一個“超主權”邏輯下的霸權國家才能整合起一個各方面能夠與中國競爭的足夠大的體系，而現在西方恐怕正在失去這種能力。
而二三十年後的中國把影響力深入地滲透到整個東亞之後，一個人口占到全世界一半，將近三十億水平的體系的力量將是難以想象的，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政權控制過如此龐大的勢力範圍，沒有哪個政權整合過如此龐大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