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馬純瀟
憑藉一部《南渡北歸》，作家嶽南持續火了十年。日前，他迴歸自己“考古文學”老本行，推出新作《嶽南大中華史》。他為什麼要寫這本書，這本書又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提出採訪要求後，具有濃厚家鄉情結的嶽南先生與記者“一聊如故”。說完“南渡北歸”，繼續“東拉西扯”，就他的新作以及當下的考古熱、考古文學等話題，聊了個不亦樂乎。
嶽南近照。
關於《南渡北歸》——
為了寫大中華史，才有了“南渡北歸”
記者：嶽老師，您最近剛剛出了《嶽南大中華史》，但是在聊新書之前我還是想先從《南渡北歸》聊起，因為在很多人心目中，“南渡北歸”就是嶽南的標籤，甚至“南渡北歸”比“嶽南”還有名。在“南渡北歸”之前您是作家嶽南，“南渡北歸”之後您就是著名作家嶽南了。這種看法對不對？請您談一談《南渡北歸》給您帶來的影響和變化。
嶽南：十年前《南渡北歸》三卷本出版發行，引起媒體和讀者關注，當時媒體做了大量報道，記得我連著兩個月基本沒閒著，整天接待記者或接受相關單位如大學與書店等邀請演講，最後嗓子啞了，說不出話來了，不得不住院接受一種叫做霧化的治療。
要說著名不著名，這事很難說清楚。記得三十年前我的《風雪定陵》出版的時候，也曾經引起過反響，許多媒體報道或連載，1996年在臺灣出版時還獲得當年年度十大好書獎。現在想來真不易呵！這個書在臺北出版的第二年，臺灣有約三十萬人到北京昌平十三陵定陵旅遊參觀，主要是看考古發掘的定陵地下玄宮和萬曆帝后的棺槨與陪葬品等，其中大部分是因為看了我的《風雪定陵》才專程去的，你說我當時是“著名”還是“不著名”？當然，那時發掘定陵的條件不成熟，好多玄宮出土珍貴文物都損壞了，如出土的大批絲織品等，甚至連皇帝皇后的屍骨都人為地點火燒掉了，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悲劇。後來，北京老山發現了一座漢墓，中央電視臺要直播，專門找我去演播室解說，當時除了我，還有主持人水鈞益，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徐蘋芳。這個直播到現在還有人記得當時的情景，併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
記者：您曾經說過最初寫作是為了“賺酒錢”，《南渡北歸》使您多次登上了作家富豪榜，不知道為您賺了多少酒錢，是不是已經實現了“茅臺自由”？
嶽南：在之前我曾對媒體說過，寫《風雪定陵》的原始動力是為了賺個酒錢，與朋友同學們一塊喝個酒、聊個天，因為當時對考古這門學問一點不懂，認為就是刨墳掘墓，比較熱鬧、神秘，屬於通俗文學範疇，既然是通俗文學就不必認真對待，寫一寫，掙幾個稿費喝個酒就可以了。但當一進入這個領域，發現壓根不是那麼回事。考古與發掘遣址遣物特別是發掘大型陵寢，這是一件很嚴肅、嚴謹，需要好多學問的事，不是一般人能幹得了的。因而，就對這個事重視了，態度也端正了，當作嚴肅作品來寫，就成了後來大家看到的《風雪定陵》。截止到目前，《風雪定陵》大中國大陸的銷量應在七十萬冊左右，港臺地區應在十萬冊左右，另有英文字、韓文字等在海外國家和地區發行，總體來說，在同體載的書籍中也算是暢銷的了。
回到《南渡北歸》這套書上來，因為媒體的傳播和讀者的熱心，銷量還算好，當年大概銷售有十幾萬套，我也拿到了版稅收入，當年好像是拿了185萬元，在“中國作家富豪榜”中排第17位。承蒙讀者的厚愛，現在這套書每年還保持十萬套的銷量，總數超過一百萬套，接近四百萬冊。估計以後十年內還會保持這個銷量，再往後，不好說了。
說到版稅問題，我拿的這點版稅，對普通作家來說算不少了，但實在不值一提。至於“茅臺自由”，一是我不想把錢浪費在這個品種的酒上，二是自身還很弱小，房子的貸款與全家的生活必須品如汽車等也花銷很大，所謂“長安居，大不易”，在北京安家生活也是如此，因而，隔三差五能喝個北京產的“二鍋頭”或家鄉諸城產的“密州春”就不錯了，至於安丘縣景芝產的小老虎（“景陽春”），只有來朋友的時候才敢喝，因為有點貴，不是我這個層次的作家能消費得起的。
記者：在《南渡北歸》中您寫了非常多的人物，其中哪個人物您最喜歡，哪個最敬佩，有沒有哪個人物跟您性格相近？
嶽南：我最喜歡的是山東聊城的傅斯年先生，喜歡的原因是他具有山東人的血性，有大學問、大智慧，敢愛收恨，愛憎分明。在家是孝子，為國是御史，是諍臣，屬於不世出的天才和民族棟樑。我不能說與傅先生的性格相近，我只是敬佩，是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傅斯年不僅是山東人的驕傲，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從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中華民族最光榮的一面。可惜，天不假年，傅斯年五十歲就去世了。
記者：看到有材料說，《南渡北歸》實際上是在《嶽南大中華史》過程中的產物，請您談談這兩部作品的關係。
嶽南：是這樣的。我自1990年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的時候開始涉獵田野考古題材，《風雪定陵》於1991年我畢業的那年出版。之後的三十年，陸陸續續地做著與考古題材有關的訪問、寫作。2003年，我來到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採訪，之後又去了四川南部的宜賓李莊鎮訪問。為什麼去李莊呢，這是因為我在多年的田野訪問中，對遺址發掘的一些問題產生了疑問，如這個土層為何判斷是秦漢之前的，這個陶罐為何斷定是商前而不是周後，這個建築遺址為什麼是唐代的不是宋代的，等等，考古學者的答案是怎麼的出來的？考古學者就告訴我說：“這是我們的老師教的，也是經過實踐證明了的。”我就問：“你的老師是誰？”年輕一點的就回答：“是夏鼐、蘇秉琦、尹達”等等，而老一些的就回答：“是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永、吳金鼎”甚至還有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我開始注意到他們的老師群體，後來從資料上知道，這個群體在抗日戰爭期間曾流亡到長沙、昆明，之後到四川宜賓李莊鎮呆了六年之久，直到抗戰勝利才離開。這六年可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六年，對學者們來說也是最艱難的六年，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做學問？等等，我就蒙生了去一探究竟的念頭。經過一番訪問、勘察，知道了這一個群體的一些情況，並看到了他們當年居住的房屋和留下的一些遺物。經過訪問當地群眾，有一些老人與這個群體還很熟悉。我當時大受感動，就決定寫一本書來表彰這個群體在抗戰中為國家民族所做的貢獻，以及他們的獻身與犧牲精神。這樣，我回到北京，很快寫完了《天賜王國——三星堆、金沙遺址驚世記》，接著又寫了《李莊往事——抗戰時期中國文化中心紀實》，並於2005年出版。
《李莊往事》完成之後，感到還有好多可歌可泣的人與事沒有寫進去，於是決定擴而廣之，把當時在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一個群體納入進來，如此再加工，就慢慢形成了《南渡北歸》的初稿。後來修改幾次，經過八年的努力，總算於2011年出版發行。
大家看到，《南渡北歸》中有一大部分是描寫考古學家或與之相關的大師，如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甚至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清華“四大導師”，以及後來描寫的夏鼐、曾昭燏、吳金鼎、石璋如等等，都與當初寫作考古題材有關。前幾年，我到清華大學拜訪楊振寧先生，他是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對抗戰那一群大師很熟，他就問我：“嶽南，你是學考古的？”我說：“不是”。他有些吃驚地說：“你的書裡怎麼寫了那麼多考古學家？寫的還很細，我還以為是你學考古的呢。”這個問話，足以說明我最初寫的考古題材與《南渡北歸》的關係了，到現在，我也認為，考古學家這一個群體是很為當年的知識分子群體增色的，也為《南渡北歸》增添了光彩。
嶽南在昆明郊外調查西南聯大教授當年租住的房屋。
嶽南在昆明龍頭村調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舊址。
嶽南在雲南蒙自縣西南聯大分校舊址
關於《嶽南大中華史》——
要是你以前見過，我還囉嗦啥
記者：您在《嶽南大中華史》之前，已經出過多部寫考古發掘、考古遺址題材的作品，這部新書和之前的作品有什麼不一樣，又有什麼關聯嗎？
嶽南：之前寫了十幾部田野考古發掘題材的作品，如剛才提到的《風雪定陵》，另外還有《尋找祖先》《復活的軍團》《西漢孤魂》《遭遇兵聖》《千古學案》《日暮皇陵》等等，這些作品都是一本書講一個遺址或陵寢的發掘，除了描述發現發掘過程，還要詳細介紹出土或被劫掠破壞的文物。如果用戲劇類比，就像是獨幕劇，人物、故事、唱詞唱腔或佈景都是獨立的，演完就謝幕了。而《嶽南大中華史》則不同，它是一個多幕劇，或電視連續劇，每一幕都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文化或文明，當然也有故事。自人類的起源猿人起，經智人——人——創造文化的人——創造文明的人——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民國，這樣一路下來，用發現發掘的遺址遺物或帝王陵寢連成一條線，就是大中華的歷史。有人說這個角度比較刁，以前沒見過這個寫法的，我說，那就對了。以前見過，我還來羅嗦個啥。
記者：在寫《中華史》的過程中，您採訪了大量的人和事。我想問的是，你成名之後可能很多人會樂意接受您的採訪，在您成名之前或者名氣不大的時候，有人會不願意接受採訪嗎？被拒絕的時候您是怎樣最終突破的呢？
嶽南：這個感覺不是很大。我以前當記者，都是以記者名義採訪當事人的，有的人不樂意接受採訪，是因為他本身的性格可能就是那樣，或者剛遇到了不順心的事，否則都還是很配合的。現在名氣大一點了，也不是人人樂意接受採訪，有的人觀點與你不一致，一聽你的名字就扣電話或直接拒絕了。這世間就是這樣，有些事不是名氣可能解決的。比如我的學長李存葆和莫言都有相似的經歷。李存葆在寫出《高山下的花環》之後火得不得了，全國老幼皆知，但他採訪也吃過閉門羹。再如莫言，《紅高梁》小說與電影面世後名聲已經不小，但他出差還是拿著原來的記者證，直到他獲諾貝爾獎，有的網友對此提出批評，他才上交了這個證。從側面也可看出，這個記者證比作家證好使得多。
記者：您曾經說過自己不是考古學家，那您在寫相關遺址或者發掘過程的時候，會去閱讀相關的考古發掘報告嗎？你自己能看懂嗎？您在寫作過程中，有沒有類似“專業諮詢顧問”的角色？
嶽南：寫作這類題材，一是採訪，二是看發掘資料，二者不可或缺。多數資料能看懂，遇到一些技術性或專業性特別強的，要請教專家，比如碳14測年技術，比如古老的帛書、竹簡文字等，沒有專家指導是不行的。我是隨時向相關專家請教，沒有專業的“諮詢顧問”。
記者：您在《嶽南大中華史》中著重寫了12個著名的考古遺址，其中哪一個遺址有什麼故事是您最願意跟讀者分享的？
嶽南：要說故事，都是考古發掘人員遇到的，比如說秦始皇陵兵馬俑從發現到發掘，其間經過了很多曲折，先是臨潼縣西楊村的農民在驪山下農田打井發現瓦爺（陶製人頭）與斷臂，後來又發現了零碎的青銅箭頭。一個叫房樹民的水管員發現情況後上報，縣文化館派趙康民到西楊村調查，認定是文物，請社員裝了一架子車瓦爺殘品拉到文化館修復，一個妻子在臨潼文化館工作的新華社記者叫藺安穩，到文化館參觀發現了修復的兵馬俑，於是寫了一篇內參，驚動了上層，國家文化局才與陝西方面聯絡，成立考古隊前往發掘，這才有了秦始皇兵馬俑坑的橫空出世。
就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一個插曲。打井的農民中有一個特別“機智”的人，他把挖出的青銅箭頭收攏起來，先是埋在土裡不吭聲，休工後悄悄賣給當地供銷社，得了二元一角錢，買了好幾包香菸還有其他的東西，後來這批箭頭不知所終。賣箭頭的這個農民名叫楊志發，後來被傳為發現兵馬俑第一人。
1998年的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時，專門來到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參觀，並說一定要見一見“兵馬俑發現第一人楊志發”。陝西省有關方面得到通知，火速從西楊村請來楊志發，克林頓一見老農楊志發激動不已，緊握著老人的手要求給他簽名，可老楊沒念過書不會寫字，平生更沒見過這麼龐大的官方場面，在工作人員的勸說下，只好哆哆嗦嗦地在本子上給克林頓畫了3個小圓圈，克林頓見之大為讚歎：“你畫了一個圈就發現了兵馬俑，這要劃三個圈還了得。”
隨後，克林頓又問楊志發當年發現兵馬俑的感想，楊志發想了想，用右手食指在地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圈，最後在圈中重重的點了一下。克林頓看了搖搖頭表示不懂，透過翻譯啟發，楊志發解釋說：“大圈表示中國之大，重重的點表示中國地下寶藏很多，秦兵馬俑只是其中的一點，我只是中國農民的一分子，沒有一點特別的。”克林頓聽後樹起大拇指，連誇中國地大物博，中國人偉大，中國農民心胸更大。克林頓走後，楊志發被請到博物館學習寫字，坐在大廳給遊客簽字蓋章，成為明星一樣的人物。
1993年，嶽南與當年打井發現兵馬俑之一人楊志發合影於秦俑博物館
關於考古文學——
避開莫言，沿著小道走下去
記者：這故事確實精彩。咱們再說回您的作品，從您當初的《風雪定陵》到《南渡北歸》再到《嶽南大中華史》，我一直有個疑惑，這些作品到底屬於什麼體裁？它肯定不是學術著作，也肯定不是小說，與報告文學接近但又不完全像印象中的報告文學。您是怎麼把自己的作品歸類的？當初《南渡北歸》曾經落選魯迅文學獎，是不是與其體裁的“四不像”有關係？據說現在有了“考古文學”這個名稱，甚至有了相關組織，您是否贊同這樣的命名？
嶽南：這個品種，用中國規範來說應是紀實文學，用西方語言和規範描述，應叫做非虛構文學。當年參評魯迅文學獎，我報的是“報告文學與紀實文學”專案，當年評選是位列前十名的，後來落選了，據說與體裁無關，而與內容有些關係。有一個來自山東大學的評委轉告我，如果當年拿第一部《南渡》評選就會得中。至於“考古文學”之類，只是一個小圈子的叫法，並不能代表一個大的文學品種，如當年的“尋根文學”、“知青文學”“大牆文學”“打工文學”等等一樣，成不了氣候，很快就會過去的。所以，叫什麼文學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文字表現作者眼中的人與事。
記者：您當初上過作家班，為什麼沒有像其他大多數作家一樣寫大家認為“正兒八經”的小說，而是走上了“考古文學”之路？是因為覺得寫小說寫不過你們鄰縣的莫言，才另闢蹊徑的嗎？
嶽南：是。像大多數文學青年一樣，我寫過詩歌、散文、小說、劇本，也發表了一些，但都沒成氣候。1989年由山東武警總隊政治部考入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就讀，那時比我高兩級的學長莫言已發表《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並引起轟動，而另一位學長李存葆更是早就因《高山下的花環》引起轟動。我思忖再三，也練習再三，認為詩歌、散文、小說、編劇都不是我的強項，唯紀實類題材尚可一試，或與同行爭雄，於是開始以紀實文學為業，著手創作《風雪定陵》，現在算來，已三十年矣。自認為這一樣式適合自己，於是決定繼續沿此小道走下去。
記者：不得不說，與您的考古文學作品相比，《鬼吹燈》、《盜墓筆記》等“盜墓文學”一樣很火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請問您如何看待盜墓文學？如果和盜墓文學打擂，您有信心獲勝嗎？
嶽南：前些年有人問過這個問題，我說那是“廁所文學”，於是有人不滿意這種提法，現在我就不再說了。但按文學類劃分，一個是虛構的小說，一是非虛構的紀實，二者沒有可比性，也就不存在打什麼擂臺了。不管是什麼文學樣式，只要能表達作者內心的情感，讀者喜歡就好了。
記者：您如何看待眼下考古熱？您如何看待你的考古文學作品和考古熱的關係？是您的作品催生了考古熱，還是考古熱使您的作品更火了？
嶽南：當下的考古熱與時代大氣候有關係，並不是我的作品催生的，因為中國人要找到自信，就需要從歷史中去尋找，歷史需要考古學的證實，因而當考古學證實了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強盛之後，反過來又催生了今天人們對民族文化復興的信心。如果說我的作品能火起來，與時代與民族的發展有至關重要的關係。
記者：您作為作家寫考古，和考古學者寫考古相比，有什麼優勢和劣勢？考古學者許宏說要向您學習講故事，也寫更多暢銷的作品，您看過他的書嗎？如果和他競爭你有信心獲勝嗎？
嶽南：與考古學家寫考古題材相比，我沒有什麼優勢，因為畢竟是外行，有些事非內行不能通解和透解，我是摸著一些皮毛在寫作，而像考古學家許宏老師則是浸在內部寫作，他更知道考古的分寸，也能更好地把握每一個考古遺址的內容。我只是善於講一點故事，但故事誰都會講，只是有些考古學家不講罷了。說到文筆，我們從小學就開始練習作文，高中生的語言基本成形了，稍加練習就可寫作。因而，如果我與許宏老師竟爭，完全是處於劣勢的一方。或者可以說，我寫的東西過個十年二十年就過時了，沒人讀了，而許宏老師寫的東西再過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都不過時，所以，你提到許宏老師，我是很佩服的。我願意在有生之年向許先生學習，哪怕靠近一步也好。
記者：《嶽南大中華史》之後，您還有什麼樣的寫作計劃？下部作品是什麼，大約什麼時間跟讀者見面？
嶽南：現在大家看到的《嶽南大中華史》只是一個開始，是一個粗線條的連線，細的方面和光滑的線條並沒有建立起來，如《嶽南大中華史》中的宋代、元代等朝代就沒有描述，這是由於一時找不到適合的有代表性的遺址、遺物來加以闡述發揮，這個工作還要做下去，準備採訪考察五十個左右的遺址，以考古發掘的新材料，把中華民族的文化史、文明史有機地串聯起來，從形式到內容確實是一部史書的樣子，估計整個《嶽南大中華史》完成還需要四部或更多，當然最多不超過十部，如此就較為完善了。現在手頭還有一部“國立劇專”的稿子在撰寫中，估計後年開始，就可轉過身投入到中華史的訪問寫作中來了。要做完這個工作，計劃需要十年時間，即2031年可完成。
記者：您是諸城人，作為老鄉想跟山東的讀者說點什麼嗎？
嶽南：我今天的這點成就，是諸城乃至山東的父老鄉親與部隊領導還有新聞界、文學界前輩辛勤栽培的結果，我永遠心懷感念。
我三十歲之前是在家鄉山東度過的，1982年離開諸城賈悅鎮西拐莊，到日照武警邊防局服役。1985年武警濟南指揮學校畢業提幹後，又奉調濟南，在《大眾日報》後邊那個院子，即現在的濼源大街1號山東武警總隊政治部宣傳處工作了八年，為部隊做宣傳工作，每年都要下部隊採訪好人好事與官兵的工作情況，有的寫成新聞或專題稿件投到報社，除北京的報刊外，更多的是在《大眾日報》、《齊魯晚報》發表，部隊領導、同事對我的成長給予很大的關懷，報社的編輯們給予我很大鼓勵與提攜，如《大眾日報》的李瑞成等都是我的指導老師，經常給我新聞業務上的指導，使我的稿件能在報上不斷髮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與同事到青島武警邊防部隊採訪，得知流亭機場一架客機起飛後前輪甩掉，執勤的武警戰士發現後立即報告，塔臺指揮立即通知飛機降落，從而避免了一場重大惡性事故。這個事我們寫成一篇新聞稿，在《齊魯晚報》頭版頭條發表，引起很大反響。——儘管這事過去許多年了，至今難以忘懷。
記者：能夠感受到你對家鄉的深厚感情，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祝您新作大賣，也期待您下一部作品儘早面世。
嶽南在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發掘點與當地文物部門人員（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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