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在經受西方國家統治百年之後，終於迴歸祖國的懷抱。
但是，那個時候的香港其實已經是“亞洲四小龍”，一顆在經濟上蓬勃發展的“璀璨明珠”。
相對貧困落後的中國，如何領導經濟繁榮的香港？
兩者如何更好地互融共處？
國際響起了此起彼伏的質疑之聲。
當時，有著“國際金融大鱷”之稱的索羅斯，在“做空”了英國、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國之後，將目光瞄準了香港。
此時的香港，剛剛回歸不久，正處於發展的“分岔口”，所以索羅斯此時掀起香港界的金融戰爭，正處於最佳時機。
索羅想要“做空”香港，從中套利鉅額資金，但是朱鎔基總理絕不答應。
讓我們來看看，代表官方政府的朱鎔基是如何打敗代表國際金融的索羅斯的。
索羅斯
一、朱鎔基與索羅斯是何許人也？
朱鎔基是一個政治家兼經濟家，被稱為“經濟沙皇”。
朱鎔基曾經是上海市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後來直升國務院做總理，一直到2003年，朱鎔基任期屆滿，才卸去了國務院總理一職。
早年的朱鎔基身世甚為悲慘，自己還沒出生，親生父親就去世了。
到朱鎔基12歲那年，母親也去世了。
因此，朱鎔基說，“我是靠自己個人的努力，才能夠受到教育的。也許這培養了我一種性格，就是沒有什麼困難是不能克服的”。
這是朱鎔基在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董事長兼發行人帕金森先生採訪時所說的話，朱鎔基跌宕起伏的人生，造就了他不怕困難，勇於接受挑戰的特點，這也為他後來迎難而上，決心打敗索羅斯奠定了性格基礎。
都說索羅斯是一位運用哲學的思維來判斷經濟形勢的金融家，但朱鎔基也是一個帶有哲思的人，而且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
朱鎔基敢於在中美關係的“緊張期”出訪美國，就證明了他那充滿哲思的睿智眼光，他說，
“在歷史長河中，你會發現不管是什麼樣的障礙，在眾多事物發展過程中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當我們抵達洛杉磯時，下著瓢潑大雨，但到華盛頓時，卻是陽光燦爛。我認為和這場風雨一樣”，“問題”“會過去的”。
這些話充分體現了他善於充分把握世界風雲變化，充滿哲學思維的特點。
索羅斯是一個金融家兼哲學家，被稱為“金融大鱷”。
金融界的人都知道“索羅斯”的大名，而且說他是像“一頭獵豹”的金融天才。
除了是一位著名的金融家，索羅斯還是著名的哲學家、貨幣股票投資者、慈善家、投資家、政治行動主義分子。
1979年，索羅金創立了“量子基金”，並逐漸成為了量子集團內部最大和最老的基金。
基金成立之後，他創立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優秀業績，基金每年以35%的綜合成長率成長，將同行業的其他投資專家遠遠拋在了後面。
他一直都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和開放社會研究所主席，是外交事務委員會董事會前成員。
索羅斯聞名海內外，是在他成功“做空”了英鎊之後，那時的他弄垮了英格蘭銀行。
而這還不夠，索羅斯在1997年還大舉襲擊了泰國的泰銖，泰國當局政權因此而垮臺，並引發了當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許多亞洲國家的金融系統因此而崩潰，陷入經濟困境。
但他又是一個慈善家、哲學家，索羅斯曾經獲得了“代頓和平獎”，並在20世紀70年代資助南非的黑人進入開普敦大學讀書。
而當時，南非正在實行黑人與白人的種族隔離政策。
在2000年的時候，索羅斯還援助了波黑的教育，在波黑的社會發展領域投入了5億美元，他還用自己的錢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專門用於解決貧困學生的上學問題。
因此，有人說，索羅斯是“天使”與“惡魔”的結合體，是不可思議的“兩面人”。
二、金融大鱷索羅斯的“做空”套路
“做空”對於非金融領域的人來說，可能比較陌生。
“做空”其實就是“賺取差價”，投資者預期未來行情下跌，並將手中股票高價賣出，等行情真正下跌之後再買進股票，以此獲得差價利潤。
如果你還不明白，可以看這個例子——你發現某廠家賣手機時在和其他廠家的競爭下已經江河日下了，但是該廠家的股票還是價格較高，每股價格是90元。
你擁有該廠家的大量股票，而且能夠明顯預感到該廠家的股價在將來會大幅度下跌，只是目前沒有下跌。
於是你提前按照每股90元的價格“賣空”手中的股票。
兩個月之後，每股股票的價格已經跌到了40元，你再以每股40元的價格買入股票，還給券商，這樣你就能夠盈利50元。
索羅斯是一位運用哲學思維來判斷經濟形勢的金融家，他早年師從卡爾·波普爾。
卡爾·波普爾
在上面理論的指導之下，索羅斯有了自己的一套“做空套路”。
核心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原來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同自然界的運動都有一定的規律，並預言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會滅亡。
然而，自然界的運動有規律可尋，而人類社會的變化卻是無規律的。
馬克思主義式的科學理論不適用於普世，現實世界的“真偽是不對稱的”。
馬克思
索羅斯就是在導師的影響之下，繼承性地提出了反射理論。
他的反射理論認為，人類的思維和客觀世界之間，存在扭曲，人類不完全瞭解這個世界，也絕不可能有人掌握絕對的真理。
相對於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的非客觀性顯而易見，社會科學完全模仿自然科學是不正確的，還可能有不好的結果產生。
繼承了卡爾·波普爾的“真偽不對稱性”，索羅斯提出了“三個不對稱性”——資訊不對稱、機構問題不對稱、議價能力不對稱。
在上面理論的指導之下，索羅斯有了自己的一套“做空套路”。
索羅斯善於尋找偏差，因為金融市場在不均衡中運轉時，會造成市場參與者的市場預期與客觀事物出現不可避免的偏差。
尋找市場可能出現過度非均衡的傾向，是發現投資機會的捷徑。
因此，索羅斯的“做空”套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潛伏和調研決定攻擊方法；
第二，展開行動消耗目標的外儲；
第三，等待對方失血，對外圍展開佯攻；
第四，致命一擊。
整個“做空”過程，持續了有一年多的時間，這個套路是一個典型的“做空”一國貨幣的經典手法。
三、索羅斯如何“做空”英鎊？
索羅斯一直在金融領域實踐著自己的理論，在“做空”英鎊的經濟戰爭中，他是如何做到的？
根據統計，索羅斯在個人的投資歷史上，有5次大“做空”紀錄，成績是4勝1負。
而每一次“做空”的勝利，都可以索羅金純獲利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
其中，最被人津津樂道的應該是1992年9月成功“做空”英鎊一戰。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索羅斯的這次戰績。
在20世紀，美國由於佈雷頓森林體系而使得美元成功統治了世界貨幣。
但是20世紀60年代，美元頻繁爆發危機且日益深化，當時的歐洲各國感覺不能再受美元牽制了，於是想要建立貨幣方面的合作。
1979年3月13日，法國巴黎舉行了歐洲共同體九國政府首腦的會議，決定建立“歐洲貨幣體系”。
在該體系裡，九個國家的貨幣是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並每5年調整一次九個國家貨幣之間的中心匯率。
1990年，東德和西德剛剛合併，並歸於一統。
因為東德的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較為落後，所以政府將較多的投資放在了東德。
與之相伴，私人投資熱情也極為高漲。
1990年當年德國經濟增長達到5.3％，是原西德1970年以來的最高增速。
1991年增速繼續保持在5％以上。伴隨投資和經濟增速提高，通脹水平也在上升，德國經濟出現了過熱趨勢。
而與德國相反，英國的經濟剛好陷入了衰退。
此時，德國的銀行不斷提高利率，來抑制通貨膨脹；
而英國則需要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發展。
面對德國中央銀行的加息，從維持英鎊與德國馬克匯率穩定的角度，英國中央銀行只有兩個選擇：
要麼跟隨德國的步伐，增加英鎊利率，以維持英鎊在金融市場的競爭力；
要麼籌集足夠的資金，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購買英鎊，以支撐英鎊匯率的穩定。
兩條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如果跟隨德國加息，無疑將給英國已經陷入衰退的經濟進一步的打擊；
如果籌集資金穩定匯率，英國政府和中央銀行一時又拿不出這麼多資金，只能向其它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借貸。
而一旦穩定市場的努力失敗，英國政府必將鉅額虧損，負上沉重的外債包袱。
英格蘭銀行曾多次請求德國中央銀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國降低利率，從而刺激英國的出口。
但是德國央行在多次權衡利弊之後，一再拒絕了這種要求。
為了阻止英鎊一再貶值，英格蘭銀行在市場上買進了33億英鎊，以顯示其穩定英鎊匯率的決心。
1992年9月10日，德國中央行長的一篇訪談被刊登了出來，他提到，
“歐洲貨幣體系不穩定的問題只能透過部分國家貨幣的貶值來解決。（部分國家很大程度上是指英鎊的貶值）”
但是，香港的房地產市場泡沫非常明顯，股票市場的泡沫更是如此。
9月16日上午，英國政府決定將利率由10％提升至15％，但此時已無力緩解英鎊下跌之勢。
當天晚上，英國決定退出歐洲匯率體系。索羅斯最終贏得了賭局，據說，他的基金從此戰中獲利超過10億美元。
索羅斯“做空”英國之後，以同樣的套路“做空”了泰國、緬甸等國。
這不，香港剛剛回歸不久，索羅斯就計劃將“魔爪”伸向香港。
四、經濟沙皇打敗金融大鱷
索羅斯是如何做起“做空”香港夢的？
這與當時香港的經濟背景、政治背景有關。
1997年，香港剛回歸不久。
但是，香港的房地產市場泡沫非常明顯，股票市場的泡沫更是如此。
根據當年的資料統計，1995年10月到1997年10月這兩年之間，香港的平均房價上漲了80%，而股票市場裡的恆生指數也上漲了1.4倍，於是就引起了索羅斯的注意。
以索羅斯為代表的金融大鱷或國際炒家，在1997年10月20日當週向香港發起了大規模進攻。
比如，港幣值錢時，港幣與美元的比6:1；港幣不值錢時，港幣與美元的比值是7:1。
當時，香港的經管局並沒有注入港幣流動性，反而對香港的銀行收取高利息，以懲罰銀行，因為他們借出了錢款給這些國際炒家。
短時間內，香港的銀行港幣難求，而且拆借利率高升到了300%。
然而，拆借利率的攀升並不利於股票價格，但是炒家們可以從股票價格下跌中獲取利潤。
後來，國際炒家對港幣發動了多次攻擊，香港股市同時一路下行。
索羅斯等人就是在外匯市場賺取價格差。
他先用自己的美元資產做抵押，拆借港幣（港幣很值錢）；
然後，大量拋售，港幣會輕微波動或下降，但散戶害怕風險而產生拋售港幣的羊群效應，港幣一定會大量貶值（港幣不值錢）。
比如，港幣值錢時，港幣與美元的比6:1；港幣不值錢時，港幣與美元的比值是7:1。
當索羅斯等人借錢時，借到6港幣需要1美元；而還錢時，還6港幣用不到1美元了。
如果匯率發現變化，索羅斯等國際炒家大量拋售港幣，港幣變得不值錢了，那麼索羅斯等人就賺了差價。
早在索羅斯在第一輪發動經濟戰爭時，香港政府就非常清楚，自己沒有足夠的美元儲備，根本沒有力量與索羅斯等人發起的金融襲擊單打獨鬥。
於是，香港的高官連夜進京，得到了背後中央的全力支援。
這也是在首輪港元狙擊戰中港府死守港元匯率的底氣來源。
不久，索羅斯與朱鎔基同時接受邀請參加了世界銀行年會。
在年會上，朱鎔基直接對索羅斯表示，“中國將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立場，承擔穩定亞洲金融環境的歷史責任！”
朱鎔基素來有“經濟沙皇”之稱，這句話也被視為對“金融大鱷”索羅斯的宣戰之言！
索羅斯當然清楚香港背後的中央政府的實力，但是索羅斯賭中央政府會隱忍不發，不會大規模干預香港自由的資本市場。
1998年8月13日，恆生指數爆跌到了6600點，在國際金融大鱷們擊掌相慶的時候，8月14日特區政府果斷持巨資入市，透過中銀國際等三家券商，一路高舉高打地買入大藍籌，並大規模建倉股指期貨多頭倉位。
恆指在14日被特區政府暴拉了564點，漲幅高達8.47%。
索羅斯這一次的賭注，下錯了！
朱鎔基總理說，“中央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
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也發表談話表示，“維繫聯絡匯率是特區政府堅定不移的政策”。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以兩人為代表的“官鱷大戰”在香港 打響了！
特區政府一方面大量賣出美元，以保持港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穩定；另一方面則利用手中積累的大量港幣買進股票和恆生期貨。
恆生指數上升，投機商就會在外匯市場上盈利落空，甚至出現虧損。
1999年8月28日，是期貨的結算日期，也是香港金融戰爭最為激烈的一天。雙方在這一天抵上全部身家一起拼殺。
國際金融大鱷為了挽救敗局，準備了幾百億港幣，股票一開盤的時候，就大量拋售港幣，但是香港誓死捍衛，不斷地購買拋售的港幣，幾乎成為了港幣的“唯一買家”。
在上午兩個半小時裡，香港買進了400億港幣；在下午的一個半小時裡，香港也買進了390億港幣。
在交易快要結束時，投機商已經抵上了全部身家，仍然看不到翻盤和勝利的希望，最後，炒家們被擊潰！
在國際大鱷被消滅後，儘管美元指數依然攀升至2000年的121點，但恆指也同時展開了一波超級牛市，指數從7000點飆升到18000點，盈富基金暴賺。
雖然港幣的價格降低，然而港幣和美元是固定匯率，香港政府有義務保證港幣價格不變。
但是，香港政府沒有足夠的美元儲備，中國大陸出手才避免了港幣的危機。
小結
以索羅斯為代表的金融炒家，多次在外匯市場攻擊經濟體，給我們帶來了值得深思的反思。
我們有必要與東亞各國加強國際貨幣合作，避免走英國與德國合作的老路，以消除索羅斯之類的投機者藉以發動攻擊的缺口。
最後，我們也要堅定地走“中國道路”，以“中國道路”駁斥“做空中國”、“唱衰中國”之類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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