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簡稱“三區”)的農牧民不堪忍受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舉行武裝起義。到 1945年秋，國民黨軍隊抵擋不住“三區”革命民族軍的反抗，大部被殲滅，餘部撤至瑪納斯河東岸，雙方形成對峙局面。

這時抗戰剛勝利，國共兩黨正在重慶舉行談判，蔣介石為了安定大後方，穩定人心，組成了以張治中為首的中央和平代表團，赴迪化（今烏魯木齊市） 解決新疆問題。經過反覆遴選，張治中將屈武列為代表團成員之一。

此時，屈武在陝西省建設廳廳長任上，在重慶向國民黨中央述職並請求撥款。聽到張治中要他去新疆的訊息後，一時也拿不定主意。便去見了周恩來，報告了這個事情。

周恩來

周恩來說：“如果蔣介石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這樣不但可以擺脫胡宗南和祝紹周的魔掌，而且張文白（張治中字）在國民黨內不是頑固派，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幫助他不斷地進步，對將來處理國共之間問題是有好處的，你應該去。”一番話使屈武豁然開朗。

臨行前，周恩來特別交代了屈武到新疆後要辦一件大事。

行文至此，許多朋友不禁要問：作為國民黨官員，屈武到新疆去為什麼要徵求周恩來的意見？他與周恩來是什麼關係？到新疆後的“大事”辦得怎樣？

今天，隱者就與大家一起追尋屈武的革命歷程，以及他在和平解放新疆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血濺總統府”的青年英雄

屈武，字經文，1898年出生在陝西渭南縣（現臨渭區）的一個貧民家庭。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五四愛國運動。訊息傳到陝西，在成德中學讀書的屈武聞訊後十分激動，他在校內廣泛宣傳北京學生的愛國正義鬥爭，並秘密組織起十人救國團。

6月初，在屈武等人的籌劃下，陝西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屈武當選為會長。6月中旬，陝西學生聯合會推選屈武和省立三中學生李伍亭為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學生第一次代表大會。

為了躲開反動當局的監視，他們化裝離開了西安。因去上海的路費不足，不得不假道北京求助。6月27日，屈武、李伍亭代表陝西學生聯合會同山東代表請願團、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代表請願團、京師總商會代表、留日學生代表、報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餘人，聯合向總統府請願，要求面見總統徐世昌。

徐世昌怕事態擴大，局面難以收拾，不得不於第二天在懷仁堂接見了屈武等學生代表。但代表們對徐世昌的敷衍態度十分不滿，相繼發言同他辯論。

這就有了今年播放的電視劇《覺醒年代》中令人熱血澎湃的一幕：

屈武基於愛國的義憤，衝著徐世昌聲淚俱下，慷慨陳詞：“現在國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丟青島，明天丟山東，後天就可能丟掉整個華北。如果政府再不想辦法，不答應學生的要求，我們只好以死力爭! ”

說罷，就以頭撞壁，血流如注，幸被其他代表扶住。對此，徐世昌竟毫不動心，拂袖而退。訊息傳出，一時輿論大譁。屈武的義行被稱為“血濺總統府”事件，他也被譽為“愛國英雄”，名揚天下。最後，終於迫使北洋政府內閣同意愛國學生要求，並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二、與孫中山的三面之緣

作為當時一名年輕的革命者，能與孫中山先生見一面已經很了不起了，而屈武卻與中山先生見了三面，聆聽革命先賢的教誨，可以說非常有緣分。

第一次會面：上海中山先生寓所

1919年7月上旬, 屈武和李伍亭在陝西旅京學生聯合會的資助下, 前往上海參加全國學生第一次代表大會。屈武透過邵元衝先生介紹，到位於莫利哀路的孫中山寓所拜訪了孫中山。

孫中山

孫中山誇讚屈武是“血濺‘總統府’的青年英雄”，並鼓勵他回陝後, 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傳三民主義, 做救國的事業，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的希望，就寄託在你們這般青年人的身上。”

第二次會面：中山先生北上途經天津

1924年12月, 孫中山應馮玉祥的邀請北上, 後因肝病在天津暫時休養, 提出約見屈武。此時, 屈武作為參議隨國民軍第二軍駐紮河南，他聞訊後立即趕往天津。一見面, 孫中山十分高興地回憶起他們在上海相見時的情形, 並問起屈武開封和西北地區學生運動的情況。

孫中山對屈武說:“現在軍閥混戰, 民不聊生, 長此以往, 中國的政治將永遠無清明之望, 民眾將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唯一的辦法, 是舉行有各省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 選出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 由民眾來管理國家大事。”

他委派屈武作為私人代表, 赴陝西宣傳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以及召開國民會議、和平解決南北統一問題等政治主張,爭取陝西地方實力派的支援。臨別時, 孫中山還交給屈武一份印好的宣傳大綱和其他宣傳材料, 作為開展工作的依據。

青年學生街頭集會演講

第三次會面：兩個月後的北平

兩個多月後, 屈武等回到北京, 向孫中山覆命。那時孫中山已經病重, 臥床不起。屈武同於右任到孫中山行轅去探望。當於右任把屈武介紹給孫中山時, 孫中山很清楚地對於右任說:“我早認識他了, 是我派他到陝西去的。”屈武向孫中山作了簡略的彙報便匆匆告辭。

這是屈武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孫中山。不久, 孫中山與世長辭。後來，每每憶及同孫中山幾次會面，屈武總是難以忘懷，說孫中山是他“心目中第一盞指路明燈”。

三、曲折的革命鬥爭歷程

1922 年夏，屈武考入北京大學文科預科。期間，在李大釗的教育和幫助下，屈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1923 年春天，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 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經李大釗介紹，屈武赴蘇聯中山大學學習, 畢業後又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軍事。1930年4月，始料未及的是，即將畢業的屈武，被聯共( 布) 組織冠以“違犯軍紀”等“莫須有”的罪名，中斷了他同黨組織的聯絡，並將他發配到北冰洋岸邊的一座小城服苦役。

無奈之下，屈武在蘇聯度過了難熬的12個春秋。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屈武熱切要求回國參戰。在岳父于右任等人極力斡旋之下，才得以回國。

回國途中，在香港停留期間，他聯絡到中共派駐香港的代表廖承志，請求黨組織審查自己的歷史，希望儘快恢復自己的黨組織關係。答覆說：歡迎您回國參加抗戰。關於恢復黨組織關係的問題，待回重慶後再研究，另作答覆。

屈武回到重慶時，“保衛大武漢”的戰事正酣，抗日前線急需軍事人才。之所以返回重慶而沒有去其他地方，主要是因為屈武共產黨組織關係沒有恢復，而其岳父又在國民黨任要職。

屈武多次向有關方面提出參戰請求，但是因屈武既不是黃埔軍校嫡系出身，又是所謂的“赤化”分子，蔣介石根本不放心讓他帶兵抗日。只讓他擔任了立法委員、陸軍大學教官、軍事顧問處處長等虛職。屈武報國無門, 心中憤懣不已。

1939年初，經同鄉王炳南（共產黨員，解放後曾任外交部副部長）介紹，屈武結識了周恩來。當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常住在重慶。相互之間聯絡自然多了起來，有時屈武去曾家巖50號周公館請教問題，有時周恩來找他談話。

知道屈武與于右任之間的特殊關係，周恩來對屈武說:“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氣節。你應該愛護他，首先在政治方面愛護他。要讓他在國共兩黨團結抗戰問題上保持堅定的立場；對這方面發生的重大問題，要有正確的理解和積極的態度。”

曾家巖50號周恩來重慶寓所

屈武明白周恩來珍視國共間合作的良苦用心，此後在於右任身邊近6年時間裡，為維護國共合作，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同時，屈武一直沒有忘記恢復自己的黨組織關係。一次，向周恩來提出了恢復其中共組織關係的請求。周恩來沉思之後對屈武說:“關於你的請求，廖承志同志已經告訴過我。經過研究，為了便於在國民黨上層開展工作，暫時不恢復黨組織關係為好。”

屈武十分理解並堅決服從了黨組織的決定。皖南事變後，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屈武和王崑崙、王炳南、許寶駒等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他們團結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維護國共合作，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四、新疆和平解放的幕後英雄

回到文章開頭，事實證明，周恩來建議屈武去新疆是非常正確的，幫助100多名被關押共產黨員順利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屈武隨張治中到了新疆，任省政府委員兼迪化市長。儘管工作繁忙, 但屈武一刻也沒有忘記周恩來託付的事，始終把釋放被關押的政治犯這件大事放在心上。

張治中

不出周恩來所料，由於張治中將全部精力貫注在“三區”和談問題上，無暇過問釋放共產黨人的事。1945年11月下旬，屈武提醒張治中說：“釋放在押的共產黨員，恐怕要快辦。要放便趕快放，以表示我們的誠意。”約半個月後，屈武再次催促張治中放人：“釋放這批人的事，不能再拖了吧！”

聽了屈武的提醒，張治中便派他去監獄看望政治犯。屈武首先前往新疆第四監獄，探望了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和她的女兒獨伊（七一勳章獲得者），轉達了周恩來對她們的關懷和慰問，又從楊之華那裡瞭解到王韻雪(陳潭秋夫人)、陳茵素(林基路夫人)、朱旦華(毛澤民夫人) 等其他共產黨員的下落，並向張治中作了彙報。

楊之華和瞿獨伊

後來，在屈武的關照下，監獄改善了關押人員的生活待遇, 提高了伙食標準。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經過張治中和屈武的不懈努力，1946年，國民黨當局終於同意釋放這批關押4年之久的中共黨員。

6月10日，在新疆監獄中被關押4年之久的中共黨員及其家屬共131人從監獄直接上車離開迪化。7月11日所有人員安全順利回到了延安。

驚險的是，6月26日，蔣介石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大舉進攻解放區，新的全國內戰爆發。如果晚幾天，釋放這批共產黨員，將是不可能的事了。1949年4月，當屈武以國民黨和談代表顧問身份在北平再次見到周恩來時，周恩來對屈武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說：“謝謝你完成了這件重要任務。”

在新疆期間，屈武更大的貢獻在於推動新疆和平解放。

受周恩來直接領導，同時又是國民黨黨員身份，與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有著特殊關係，這些都使屈武在促進新疆和平解放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1949年初，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岌岌可危。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告下野，避居家鄉奉化溪口。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實現和平的聲浪中，新任代總統李宗仁於1月22日表示願意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條件”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

經過反覆醞釀，國民黨組成了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和談代表團，屈武為代表團顧問。和談前，3月3日至11日和29日至30日，屈武隨張治中去浙江奉化溪口兩次秘密拜見蔣介石。

透過會晤, 屈武基本摸清了蔣氏父子對和談的態度：他們把和談作為緩兵之計，伺機反攻，反攻如不可能就搞劃江而治，決不接受懲辦戰犯、改編軍隊等條件。隨後屈武把兩次溪口之行的情況透過地下關係向周恩來作了詳細報告，使中共和談代表團在談判中掌握主動。

4月1日，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抵達北平。國共雙方代表團經過半個月的磋商，於 4月15日對草擬的8條24 款《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達成了協議。當日晚，張治中留在北平，決定派屈武帶著《協定》回南京。

國內和平協定

第二天早晨4點鐘，周恩來又親臨屈武的住所，同屈武進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周恩來問到關於新疆部隊將領的情況，特別是陶峙嶽的政治態度時，屈武說：“陶峙嶽是個誠實的人，張治中的態度就是他的態度。”

周恩來對屈武說：“南京政府批准這個協定的可能性很小，國內實現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決裂了，你要趕緊回到新疆去，策動那方面的部隊起義，儘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損失。”

4月16日，屈武等回到南京向李宗仁覆命。南京政府軍政要員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最後於4月20日決定拒絕簽字。這時，南京方面有人要屈武同他們一起去廣州。屈武藉口新疆方面有急事需要處理，於5月初回到迪化。

屈武返回新疆後，首先同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省政府秘書長劉孟純商議和平起義事宜。因為劉孟純是張治中的親信，與包爾漢關係也非常接近，是能影響陶峙嶽、包爾漢的最有實權的人物。

劉孟純

他們共同認為，全國範圍雖然實現不了和平，但是新疆根據和平協議，是可以實現和平的。劉孟純表示：“那就幹吧，關鍵在陶峙嶽，我們還是先找他談談, 摸摸他的底。”於是，屈、劉二人找到陶峙嶽，屈武向他彙報了國共和談的經過和結果，談到全國和新疆的形勢，並傳達了張治中關於新疆應走和平道路的意見。陶峙嶽聽彙報後,沒有表示具體意見，只是說“等等看，看發展。”

陶峙嶽這種態度是有原因的。雖然是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新疆警備司令，名義上是新疆軍界的頭號人物，統帥10萬大軍，但實際掌握的兵力卻很有限，僅有整編第四十二師，而且駐守南疆；另外兩個師的師長葉成、馬呈祥都是聽命於胡宗南和馬步芳，他們堅決反對起義。

陶峙嶽將軍

面對這種情況，屈武和劉孟純商定，首先大造和平輿論，將在北平、南京的所見所聞告知新疆人民。

屈武首先選擇了青年知識分子集中的新疆學院，他熱情洋溢地宣傳了人民解放軍在三大戰役中所取得的輝煌戰績，以及傅作義將軍率部在北平起義的重大意義，最後提出“新疆怎麼辦？也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採取和平解決”。

他號召學生們緊跟上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為新疆的和平解放奔走呼號。自此後，學生紛紛談論時局，由此推動了全迪化的青年知識分子密切關心時局，議論時事，過去沉悶狀態，一掃而空。

屈武還深入到民眾和軍隊中做工作，召開軍政人員座談會，宣傳和談，在部隊中開展上層和中級軍官的思想工作，爭取他們參加和平起義，為後來新疆國民黨部隊的和平起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與此同時，屈武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陶峙嶽司令、劉孟純秘書長以及蘇聯駐迪化總領事葉浦賽耶夫等人多次秘密開會，就新疆局勢正式交換了意見，表明了看法，大家一致表示無條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條件，實現和平解放新疆。

看到這一切，葉成、馬呈祥、羅恕人等坐不住了。他們找到陶峙嶽大叫大嚷，說：“如果屈武這些文人墨客再不停止赤化宣傳與和談宣傳，我們將付諸武力。”

陶峙嶽卻不緊不慢地笑著說：“你們依仗槍桿子逞兇去對付他們，不顯得過分嗎？不是很虛弱嗎？你們也知道經文先生是于右任院長的女婿, 而於院長在蔣介石面前可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呀！”那些人只得悻悻而去。

此後，特務曾附信寄給他兩枚子彈，向他恐嚇，甚至佈置暗殺活動，幸被提前得知，方免於難，屈武始終不為所動。

對著生與死的考驗，屈武臨危不懼、挺身而出。9月9日在迪化市各界慶祝第八界體育節暨兒童“體育杯”籃足球賽開幕典禮的講話中, 大聲疾呼，宣傳走和平道路。

他說：“新疆的和平政策是不變的……新疆必須是和平的新疆，不是流血與戰爭的新疆。”屈武的講話受到各族各界人士和群眾的歡迎。9月11日迪化市各界集會，表示竭誠擁護新疆和平的號召，併成立了全省範圍內的擁護和平促進會。

國民黨部隊中的頑固派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馬呈祥、葉成、羅恕人等策劃9月20日暴亂，企圖劫持陶峙嶽，逮捕並殺害包爾漢、屈武、劉孟純等人。新疆軍政當局和平起義面臨夭折的危險。

陶峙嶽得知這一密謀後，對 馬、葉、羅做了艱苦的說服工作。在各方面的影響下，馬呈祥、葉成、羅恕人權衡利害，眼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地表示願交出部隊，辦清手續，從南疆逃去印度。國民黨頑固派的出逃，排除了新疆和平解放的重大障礙。

馬呈祥、葉成、羅恕人等逃離新疆

1949年9月25日，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嶽將軍通電起義。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及政府委員屈武、劉孟純等聯名領銜發出起義通電。至此，新疆省實現和平解放。

10月11日，屈武擔任“歡迎解放軍入新代表團”團長率團前往甘肅酒泉，代表新疆起義部隊、省政府和人民群眾歡迎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屈武向彭德懷副總司令彙報了和平起義情況。

解放軍進入新疆

11月27日，彭德懷抵達迪化，屈武向彭老總再次提出恢復黨籍的要求。彭總說等一等，到北京解決。不久屈武調北京工作，周恩來總理接見了他，屈武再次要求恢復黨籍。

1950年，由徐冰、李克農介織，中共中央批准他重新入黨。

解放後的屈武

隱者認為，屈武在新疆和平起義過程中，以下幾個方面是一般人無法替代的：

一是屈武受周恩來領導，能夠將新疆情況，特別是新疆高層的情況準確無誤傳遞給中共高層，以便做出正確的對策；

二是屈武是天才的組織者和演說家，能很好地在新疆群眾中宣傳黨中央政策、遊說新疆其他高層參與和平起義；

三是屈武長期處在國民黨高層，能夠直接在新疆高層中開展工作，一般的地下工作者根本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四是屈武早年當面聆聽中山先生教誨，又是于右任女婿，敵特分子忌憚其身份，一般也不敢輕舉妄動，為其開展工作提供了一定便利。

七十多年過去了，今天當我們欣賞新疆的胡楊林、雪山天池等獨特風景時，當我們享用新疆的哈密瓜、葡萄時，當我們身穿新疆棉花製成的衣服時，我們是否還會想起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貢獻的屈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