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夏商周的三代歷史是中國古代文明產生、發展、形成的三個歷史時期，是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主脈絡。因為中國地域遼闊、氏族部落眾多、古代王朝更迭頻繁，是什麼原因能夠讓中華文化可以穿越歷史的變遷，實現中國五千年曆史文化的延綿不斷傳、承至今？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得夏商周的歷史變遷能夠摒棄地區氏族部落的矛盾，保持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延續傳承，並最終誕生偉大中華文明？輝煌的中國歷史、偉大的中華文明的產生，必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根源。
華夏曆史文化肇始於四千多年前的堯舜禹時期。根據現有文獻史料，能夠確立堯舜禹足跡的地方，只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的淮河之濱的塗山。“夏之興也以塗山”的中國文獻史料更是明確了夏王朝的誕生與淮河塗山有著不過分割的關係，標誌著近五百年曆史的夏王朝與夏文化同淮河塗山地區的密切關係。因此，淮河塗山是唯一可以追尋、可以依據的歷史地理座標，為我們破解夏王朝的歷史提供不可移動的地理依據。
禹會村是塗山南麓、淮河之濱的一個小村莊。不僅中國文獻史料將“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的地方指示為禹會村，而且透過現代考古發掘，已經證明禹會村的地下先民遺存為4100年前的早中期龍山文化部落遺址，為“夏之興也以塗山”史料的真實性提供了最可靠的考古證明。淮河塗山與禹會村，是追尋、求證堯舜禹人物歷史事蹟的自然地理座標。離開了自然環境、地理標誌的歷史人物、事蹟，只能是傳說與神話。只有以淮河塗山與禹會村遺址為基礎構建的夏文化體系，才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夏王朝歷史。
大邑商是商朝人對他們的國都的美稱，是商王直接管轄的統治區，但它卻不是現代考古發現的殷墟遺址。大邑商是商王朝統治管理中國東南地區的一座中心城邑，位於今天的淮河塗山之北一十五公里處的四方湖古城遺址。大邑商是商紂王帝辛數次南征人方的落腳地，因此我們在殷墟出土的“帝辛徵人方”的甲骨文中看到，商紂王在從殷墟出發後經歷幾處地方之後，“王今入大邑商”（《殷虛書契續編》），並且“王才在大邑商”發號施令。“王其入大邑商”《殷契佚存》987，“告於茲大邑商”《小屯殷虛文字甲編》2416，說明了商紂王對大邑商的客居關係，而非商紂王的常居地。如果不能對此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探尋破解“王其入大邑商”歷史情景下的地理區別，把所有歷史概念都一廂情願地附加到殷墟遺址，就無法真正地還原殷商王朝的真實歷史。
西周的周武王在伐紂成功後，消滅了商紂王，結束了商王朝的統治，控制了中國北方地區。那麼，周武王征服控制中國東南地區，就是周武王需要立即實現的下一個目標。在此情況下，周武王征服殷商王朝控制東南地區的中心城邑大邑商，就是歷史中記載的“武王克商”歷史事件。因為商紂王的眾叛親離，商紂王被消滅後，商貴族群龍無首，周武王在南征克服“大邑商”的征伐戰爭中，可以說是兵不血刃地征服了大邑商，並安撫了商貴族。於是，我們在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看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的誓言“餘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
於是，發跡於西北部的“西土之人”“小邦周”，征服了殷墟的北方地區，拿下了中國東南地區的“大邑商”，控制穩定了東南地區，天下安定，才有了周武王“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史記》）。商紂王曾經數次南征東南地區的人方，周武王如果沒有徵服東南地區淮夷部落就“偃干戈，振兵釋旅”的話，那無異於將伐紂的成果，拱手讓於東南的淮夷勢力。因此，“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實為商王朝的南都“大邑商”，即今天的四方湖古城。“武王伐紂”與“武王克商”實為周武王分別征服殷商王朝的北都殷墟與南都“大邑商”的兩次重要歷史事件。
周武王取代了殷商王朝，就需要在中國東南地區建立一個西周的統治中心。最好的方法、最便捷的途徑就是將商王朝的中心都邑“大邑商”建設為西周王朝的“大邑周”中心城邑。於是，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真實地記錄了這一歷史：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
商王朝時期的“大邑商”與西周周武王時期的“大邑周”，實為同一歷史遺址即今天的四方湖古城遺址，其功能與目的都是為了控制中國東南地區，控制淮夷地區，為了淮夷地區富饒的土地、豐富的物質財富、聰慧的人口資源。
既然商王朝的“大邑商”與西周的“大邑周”都位於今天的四方湖古城，那麼，四方湖古城地區有何非物質文化遺存可以證明三者之間的必然關聯呢？當然有，這正是中華民族傳承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
四方湖古城與淮河塗山、禹會村所在的地方縣誌記載：“懷遠，古名邑，又為中都畿輔地。荊塗二山對峙，淮渦二水合流，以故賢才代出”；古代當地仁人志士對自身稱之謂“邑人”。四方湖古城位於古“邑”之地理中心。商王朝的“大邑商”與西周的“大邑周”位於今天的四方湖古城，不論是商王朝時期還是西周時期，四方湖古城地區人士自稱為“邑人”，稱呼本地為“邑”，不僅是理所當然，而且是一種歷史文化自信。一種遺傳在當地人們血脈中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
“水經雲：淮水出荊之左，迂迴以入渦，麓高水匯為患，禹鑿荊塗二山之峽，使淮出於其間，水乃安流。所鑿處有遺蹟，冬月可見。”大禹治水成功，讓淮河中游地區避免了經常性的水患，才有了“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的中華盛況，建立了中華文明起始的夏王朝。因而，歷代淮河塗山當地“邑人”尊稱夏禹為“大禹”。當地“邑人”將商周時期的本地中心城邑，稱之為“大邑商”與“大邑周”，不只是對本地中心城邑規模的稱謂，而是一種歷史自豪與文化自信的表現。
因為中國夏商周歷史的變遷，夏王朝之“夏邑”，商王朝之“大邑商”，西周之“大邑周”，雖歷經朝代更迭，唯一不變的就是“大邑”城池在中華歷史文明發展中的標誌作用。而一個地方能夠排他性地稱之為“邑”，獨佔其名地單稱之“邑”，在中華大地上又有何地何處能出其右？
因此，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夏商周三代王朝歷史文化傳承的根源與源泉，不在已知的殷商王朝的殷墟遺址，西周的宗周豐鎬遺址，而在“夏之興也以塗山”的“夏邑”，“王其入大邑商”的“大邑商”，“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的“大邑周”，也即“古名邑”的“邑人”所在的四方湖古城。承載夏商周歷史的古邑與邑人，今天您能給它一個怎樣的合乎其歷史身份的稱謂呢？最好還是視若罔聞、避而不談、稀裡糊塗、難得糊塗地稱之為“古城”吧！否則，天休震動，何以面對中華夏商周的真實歷史？以何面目面對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作者：趙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