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中國科大校區 王世保 攝
中國科大南遷安徽合肥有著深刻的歷史烙印。
經過50多年的建設發展,如今中國科大已成為我國知名的高等學府之一, 在世界大學行列也佔有一席之地。建校以來,為我國培養出大批傑出人才。中國科大現有東、南、西、北四個校區,學校環境優美,每年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千餘名優秀學子彙集到這裡,其中不乏各省的文理科頭名,中國科大正成為安徽合肥對外的一張靚麗科教名片。
那麼,中國科大當年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南遷到安徽合肥的呢 ? 也許,這段歷史對於如今的中國科大人來說,也不一定了解得那麼詳細。此前,記者專訪了中國科大原副校長蔡有智,作為當年親自參與中國科大內遷選址的當事人之一,談起這段歷史,往事歷歷在目。
中國科大首任校長郭沫若的題詞
郭沫若校長在學生中
《通知》要求立即下遷
196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決定國務院各部門所屬高等院校,凡遷往外地的,交由當地政府領導。中國科大被國務院科教組列入北京十三所下遷高校之中。
1969年10月,在時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國務院駐中國科學院聯絡員劉西堯的主持下,領導中國科大的工宣隊、軍宣隊帶著中國科大《關於要求創辦“五七”教育革命實驗基地的報告》,申請離開大都市到離城市較遠但交通條件較為方便的地方辦學,基地既是學校,又是工廠、農場、科研的教改基地。分兩批下遷,計劃用兩三年時間完成基地建設等籌建工作,並把學校逐步遷到新基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謝富治批示同意了這一方案。
於是,中國科大立即派出四個小組分赴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個省選新校址。選址小組趕赴湖北、江西、河南三地商談選址事宜時,當地的負責同志都表示,只能提供學校建校土地,對人員的吃、住以及建校經費無能為力。此時,只剩下到安徽的選址小組。
安徽的選址小組一行,先來到皖南宣城地區的安徽勞動大學。考察組透過實際調查發現,雖然此處有一定的辦學基礎,周圍環境也很幽靜,土地也不少,但交通閉塞,進出不便,不適合建大學,考察組也不是很滿意。
就在下遷任務催促很緊,考察組舉步維艱時,時任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德生了解到中國科大正在下遷選址的訊息後,對中國科大表示了極大熱情,表示願意提供搬遷學校的一切便利。
1969年11月份,作為選址小組成員之一的蔡有智和江西組的工作人員在獲得這一訊息後,十分高興,就星夜兼程趕到安徽省安慶市。蔡有智說,此時,在宣城選址小組的工作人員也全部彙集到安慶,重點考察安慶的實際辦學條件。
大家在一起商量,認為安慶瀕臨長江,交通方便, 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當時,安慶市委黨校正好有一座三層小樓閒置著,加上附近還有一所中學的校舍可供使用,同時,安慶地區革命委員會和軍分割槽以及安徽省革委會也都表示願意克服困難,接收中國科大。大家初步商定,中國科大校址可考慮放在安慶。
1969年12月初,中國科大開始正式從北京南遷到安慶。中國科大自此踏上了漫漫南遷路。
南遷過程一波三折
起初,在中國科大南遷的訊息公佈後,學校內部教職工就有不同意的聲音, 大部分都認為南遷只是暫時的,不可能長久,同時,教職工對南遷也想不通,存在牴觸情緒, 即使已經有了合適的新校址。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學校南遷的進度。
關鍵時刻劉西堯來到中國科大給全校師生作搬遷動員報告,為顧及大家情緒,報告中未提及南遷是永久性的,也沒有說不能回遷北京,這才使中國科大的教職工思想稍稍穩定一些。
《人民日報》當年對中國科大的報道
蔡有智說,在1969年12月初,由行政、後勤部門組成的先遣人員90多人就匆匆從北京坐上到武漢的火車,再從武漢乘船到安慶,路上用了近一週時間。
12月中旬又來了一批,一共有近1300多人落戶安慶。當時,大家都住在安慶市委黨校的一棟三層小樓裡 ,只有一個食堂,現在一下子來了這麼多人,吃住成了問題。隨即,安慶市七中也被安排為教職工的臨時宿舍。即使這樣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小房子裡,到後來連鋪地的稻草都買不到。
1986年,有三對雙胞胎考進中國科大
當年的化學樓
中國科大東校區校門
此時,正值寒風凜冽的冬季,安慶又剛下了一場大雪,自來水水管被凍住 , 吃水要翻過一條河溝到對面山上去挑,一日三餐也只能吃一些大白菜, 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因為文化大革命武鬥,房屋的門窗全無,大家只好用稻草編成簾子遮擋風雪。
安慶市革委會經過多方努力,才從廣德山區買回來兩噸木炭給教職工取暖,但是大家還是冷餓交加,生活難以為繼。
十一歲考入少年班的謝彥波站在凳子上演算習題
教育部關於少年班招生的通知
盛邀之下改遷合肥
為了能留住中國科大,安徽省費盡心思,尋找新的地點,改善中國科大的安置現狀,最終商議決定騰出合肥師範學院和合肥銀行幹校用來安置中國科大,並明確表示“再苦,安徽人民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國的科學苗子保住。”
此時,對於中國科大的廣大教職工來說,中國科大能從安慶搬到合肥,無論是生活還是交通都會好許多。這一改變,使得大家對學校南遷不滿情緒進一步得到緩解。
對於中國科大為何能那麼快搬遷到合肥,在學校搬遷過程中,除了合肥的地理條件外,當時北京中國科大的軍宣隊屬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他們給予了大力支援,還無償提供了500多臺次的車輛。
合肥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奠基典禮現場
到了1970年10月,中國科大的人員和物資基本完成搬遷,也是北京13所高等院校搬遷最快最徹底的一所高校。
蔡有智說,中國科大自1969年12月開始遷入安徽,至 1970年10月基本完成搬遷,總計組織貨運裝車70餘次,運貨量865噸,裝運儀器、器材、圖書、檔案等35000箱;遷出家屬470多戶,組織職工、學生、家屬客運20多批,約6000人次,用火車皮510多節,搬遷費達77萬元。學校遷入合肥時,由於房屋緊張,大多儀器裝置只好在露天封存堆放,風吹雨淋,儀器裝置損失2/3,檔案資料大量流失,教師流失50%以上。1972年,全校講師以上職稱的教師不足百人,教學、生活用房嚴重不足,校舍面積不到6萬平方米。教職工普遍是四人一間宿舍,最突出的是一家祖孫三代擠在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簡陋屋裡,四家共用一個廚房。
1971年9月,國務院決定將中國科大改為安徽省與三機部雙重領導,以安徽省為主。
1975年9月,中國科學院經請示國務院,決定中國科大由以安徽省領導為主改為以中國科學院領導為主,由中科院和安徽省雙重領導。
中國科大下遷的最初幾年,政治上遭受了“四人幫”的極端摧殘,物質上的困難加上政治上的打擊,中國科大瀕臨解體,直到萬里、張勁夫先後來到安徽領導工作,中國科大才真正在安徽紮根重獲新生。骨子裡滲透著創新進取精神的中國科大人,憑著自己的堅忍、勤奮和對學校的摯愛,開始了對科學的孜孜追求。
嚴濟慈的題詞
據安徽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