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人生，總難免送別。

有的送別，是永別。有的送別，是為了再見。再見在下一個路口，再見在美好的明天。

黃敬，新中國成立後首任天津市長，曾被彭德懷稱讚為黨內的大知識分子。

楊得志，紅軍強渡大渡河的直接指揮者，志願軍第三任司令員，解放軍第十任總參謀長。

兩人一文一武，都是人傑。因何相識，又因何送別，而且還是兩次送別？

01第一次送別

1944年1月，他倆正年輕。黃敬32歲，冀魯豫軍區政治委員。楊得志33歲，冀魯豫軍區司令。

楊得志接到命令，率領一批部隊回延安。這件事，與毛澤東之前的一個決定有關。

1943年10月21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致電鄧小平、滕代遠並轉黃敬、楊勇，電報說：蔣介石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佈置仍在積極準備中。決定由冀魯豫邊區調三個大團至陝北，保證每團二千五百人，今年底補充準備完畢，明年二月底到達綏德待命。

當時，鄧小平任中共北方局書記，是黃敬和楊得志的頂頭上司。楊勇是冀魯豫軍區副司令，此時正在延安學習。

這裡先分析一下，為什麼從抗日前線調部隊回延安？按理說，前線形勢緊張，應該補充兵力才對。這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 電報已說明，蔣介石要對延安動手。雖然日本還在侵略中華，但“兄弟”依然要鬩牆，這就是蔣氏特色。

第二，電報裡沒明說——中共中央正在籌備七大，到時那麼多前方將領回來，要做好周全保衛。

這一年，距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會議，已過去十五年。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開會，決定成立七大籌委會，這時也已過去六年。

這一年，中國抗日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納粹德國已露敗像，日軍和美軍在太平洋限於苦戰。國內外形勢將如何發展，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應該採取什麼對策，下一步怎麼辦，確實有必要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深入研究，統一認識。

別說一個黨，換做今天任何一家公司，各地分公司十五年無法到總部開會，不說一定會經營失敗，但肯定大受影響。雖說也有電報、檔案上傳下達，但總不如當面開會、交流那麼深入和到位。

可是，即使開不了全黨大會，在那樣險惡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卻能如此團結、高效，革命事業不斷壯大，革命火種四處開花，這種內在的凝聚力、生長力，十分強大，其中到底是怎樣的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更值得深思、學習。

調部隊回延安，從哪調的？從最近的華北地區的八路軍調來。八路軍有三個師，戰鬥力都不弱。優中選優，從隸屬129師的冀魯豫軍區調。這說明冀魯豫部隊的戰鬥力，絕對是槓槓的。

這支部隊是誰帶的？楊得志。

毛澤東很快點將。1943年11月11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致電鄧小平、滕代遠並轉黃敬、楊得志等人：由楊得志率主力五千人，年底或明年正月初出動來延安。

02 楊得志離開冀魯豫，既願意又不願意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更何況是回延安。但為什麼說，楊得志既願意又不願意？

這句話，其實是楊得志自己說的。他對黃敬講，“我是不願意離開同志們的，但是你們知道，我又不能不離開大家……”

他在冀魯豫這片土地上，戰鬥了五年零三個月。這裡留下了他的青春，他的奮鬥，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他太多的戰友、同胞的生命。他說，“我最不忍離別的，是埋葬在這片神聖的國土上的戰友、同志和骨肉同胞。“

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冀魯豫。一看名字，就知道位於河北、山東、河南三省的交界。按今天的地理方位，西靠河北邯鄲、河南安陽一線，東挨山東濟南一線，北到河北衡水，南到河南漯河、周口。東西約260公里，南北約540公里。

也是在這片土地上，楊得志和黃敬共同戰鬥，相識相知，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他們相識在哪一年？1941年12月。

1941年9月至12月，楊得志率領冀魯豫軍區的部隊，先後兩次粉碎日寇第十二軍團的“掃蕩”，可自己也犧牲了兩千多人，其中還有很多幹部，老紅軍，業務骨幹，這讓楊得志非常難受。

就在他難受時，12月份，黃敬從河北的冀中區調來冀魯豫，跟楊得志搭班子。

人常說，患難見真情。這時，楊得志除了心情難受，還面臨一個大患難。什麼患難？

冀魯豫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大災荒，已持續一年多。早在1941年，從春到夏，再到秋，沒下過一場透雨。往日奔湧澎湃的黃河，水位急劇下降，有段時間竟可以騎馬過河。1942年，旱災更甚。整個冀魯豫，按人計算，缺少五個月的糧食，很多戰士連南瓜湯都喝不上。

飢餓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更何況是五個月？

黃敬是國立青島大學（今山東大學）物理系的高材生。那個年代就學物理，腦袋瓜子不是一般的聰明吧。他給楊得志出了個主意。

什麼主意？辦救災合作社。

合作社，不知大家熟不熟悉。我小時候見過“供銷合作社”，是個貨品比較齊全的商店。很多鄉村都有，像個連鎖商業集團。現在還有這個組織，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有興趣的朋友，可去網上搜。

天災、外患，在那個年代，對中華大地不是一般的“眷顧”。黃敬在冀中區工作，就辦過合作社。他向楊得志介紹，把群眾組織起來，“辦法很多，比如紡紗織布，燒磚燒瓦，搞各種運輸等等，總之，因地制宜，著眼生產，群眾自己救自己。”

一盤散沙各顧各，肯定不行；把群眾組織起來出去討飯，肯定也不行。組織起來，自力更生，我理解黃敬說的，就是這八個字。其中的關鍵，是要“組織起來”。這跟毛澤東1939年提的“自力更生，豐衣足食”是一脈相承的。

最近有一個國家的政客講，中國的發展，是靠他們國家的恩賜。往好了說，這是他們不瞭解中國，不瞭解中國歷史，不瞭解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所以信口雌黃。首先就是邏輯不通。他們國家才建立多少年？沒他們國家之前，難道中國一直在地獄裡待著，沒發展過？如果發展過，那時又靠誰的恩賜？所以說，這話不值一駁。

在廣泛的宣傳、發動、組織下，冀魯豫根據地辦起各種災民合作社。紡織、運輸、打井、熬硝曬鹽，形式多樣，很短的時間發展到二十多個縣，幾十萬災民得救。比如，一個災民織一匹布，可賺30元，按當時的米價，可買三斤四兩米；一個人參加運糧，每天除賺到自己吃的，還可以養活一個人；一個曬硝鹽的，每天收入60元，可買五斤穀子。

冀魯豫不但初步解決了困難，還有餘力支援別人。他們拿出幾萬斤糧食，秘密送到更加困難，正在遭受鬼子掃蕩和自然災害的冀南根據地。冀南軍區的陳再道司令員和宋任窮政委，也是赫赫有名的戰將，十分感激冀魯豫的“雪中送炭”。

1942年，黃敬才30歲，楊得志才31歲，很年輕。但一邊跟日寇鬥爭，一邊還能想出辦法，組織、發動根據地的幾十萬老百姓，解決吃飯問題。這是為什麼？他倆不是什麼高人穿越、貴人重生，而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困難的年代早成才。

楊得志，很小就學打鐵，11歲跟著堂哥去離家200裡的安源煤礦做苦力挑煤，17歲參加紅軍，21歲當團長，24歲指揮強渡大渡河；黃敬，19歲領導青島大學學生參加罷課，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22歲參與領導“一二·九”愛國運動。

有的人一輩子長不大，到老還是“媽寶男“、“啃老一族”。有的人年紀雖輕，但少年老成，能幹大事。

值得一問的是，我們該怎樣培養自己的孩子？我認為要既給必要指導，也要放手讓他們去生活中摔打。不經歷坎坷，難長智慧。不經歷困難，難長本領。道理人人懂，但做到的不多。

從這個角度講，對一個國家也如此。我認為，如今少數西方國家對中國“鎖喉”“抱腰”“掃腿”，很壞，但並不全是壞事。為什麼？

人類社會萬萬年，最好是能夠世界和平，國與國和睦相處。但即使是一個人自己，內心深處不也常有一個好的”我”和一個惡的”我”鬥爭，一個進取的“我”和一個惰性的“我”互博？這是人性。國家也一樣，不可能超脫人性而獨立。總體看，鬥爭是長期的，緩和是短暫的。

03 中國和美國之間不就是這樣？

一段時間的鬥爭，帶來一段時間的緩和，之後再迎來新的鬥爭，再達到新的緩和，螺旋往復。

1899年，美國要求在中國“門戶開放”。那時是鬥爭，是欺負我。

1941年，日本打珍珠港，美國很受傷，很憤怒，於是和中國結盟，那時是緩和，是團結我。

1944年，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美國擔心影響中國抗日成效，進而影響美國對日反攻，於是不顧蔣介石反對，堅持和中共接觸，向延安派出美軍觀察組。中共表示歡迎，毛澤東給以美方很高的禮遇，舉個例子：

為準備和安排美軍觀察組飛機在延安降落，1944年7月4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董必武（兩人當時在重慶），告知美軍飛機在延安機場降落時應注意的事項，包括雨季飛機不能超過的重量，跑道的長度、寬度和降落方向，機場標記等，請他們轉達。

附帶插播一句：如果你是某個公司的董事長，或者某村的村長，今天有客人來，你會關注對方怎麼在停車場停車，告訴對方停車場有多寬、多長？最多給秘書交代一句吧？毛澤東的偉大，不僅在於縱橫捭闔、理國治軍，還在於這些微察秋毫、知大抓小的功力。（寫作此文的今天，正是他老人家誕辰，祝他在天之靈生日快樂）

1945年，抗戰結束，美國與蘇聯的矛盾佔據首位，於是扶持國民黨發動內戰，重歸鬥爭。

來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趁機和新中國在戰場直接碰撞。碰撞的結果，出乎美國預料，自此敵視新中國幾十年，一直鬥爭。

1970年代，美國出於牽制蘇聯的戰略需要，基辛格秘密訪華，雙方關係歸於緩和。

1998年，美國感受到中國發展帶來的威脅，趁南斯拉夫內戰，突然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兩國關係往鬥爭的方向走了一小步；2001年4月1日，美軍飛機抵近中國海南島附近海域上空偵查，兩軍撞機，往鬥爭的方向再走一大步。

但美國算盤打得好，也敵不過本拉登2011年9月1日發動飛機撞樓行動。美國人意識到，自己找錯了鬥爭的方向。之後，中美關係再趨緩和。

2017年以來的鬥爭，大家都熟悉，不必我囉嗦。

縱觀近一百多年的中美歷史，可以看出，鬥爭是長期的，緩和是短暫的。歷史還告訴我們：以鬥爭求緩和，則緩和存；以退讓求緩和，則緩和亡。這不是我的發現，我只是歷史的一個小學生。更重要的是，在國與國的層面，要排除“媽寶男”狀態。在這個世上，中國沒有“媽媽”。所有國家都是成年人，都要靠自己！

04 第二次送別

1944年1月，楊得志率三個團，從當時屬於山東的濮陽回延安。兩個同患難的戰友，第一次分別。

戰爭年代，這是常事。和平年代，我覺得也是常事。小時的玩伴，同桌的同學，宿舍的室友，單位的熟人，曾經玩笑打鬧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但忽然哪一天，就失去了音訊，這種事你難道沒碰到過？

聚散無常的感覺，在黃敬和楊得志的心裡，恐怕有過那麼一閃念。但最多也就一閃念。面對民族存亡，聚或散，都是歷史的需要。我不知黃敬有沒有把楊得志送到村邊的路口，但他們一定是笑著告別，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

時間很快來到1951年。

2月3日深夜零點，天津火車站，一輛軍列緩緩駛入，在一節軌道處停下。為了保密，並沒有停靠站臺，站內也幾乎沒有燈光。

楊得志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九兵團的幾個領導下車。

幾小時後，軍列繼續出發，載著齊裝滿員的十九兵團其他勇士，遠赴東北，出征抗美援朝前線。楊得志會在5天后，再去追趕部隊。此前要去一趟北京，接受周恩來的接見。

讓楊得志完全沒想到的是，黃敬在鐵道旁等候。北方的黑夜、寒風，絲毫沒能抵消黃敬帶來的一股撲面溫暖，楊得志激動得一時無法說話。

黃敬也激動異常，握著楊得志的手，久久沒有說話。

一別七年，再次見面。如果說人世間有些情感，能讓人“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那一定不止是男女之情。

楊得志率兵出征，是軍事行動。黃敬時任天津市委書記，作為“地主”，可以等，但完全不必等在寒風裡，等在黑夜中，等在沒有燈火的鐵道旁。

不同的是，這一次相見，他們不會再共事兩年。

值得一說的是，第二天中午，黃敬和楊得志進行了一番對話。這些話無疑告訴我們，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千萬不要以為，今天發生的事，都是歷史上第一次發生。

黃敬說：“國內有一些人對我們能打勝這一仗，很有一些顧慮啊！”

楊得志點點頭，“實在說，我對美國人要搞我們是有準備的，但這樣的搞法，形勢變化得這樣快——怎麼說呢？可以說是意料中的意外！”

黃敬說：“中央已經橫下了一條心嘛！”

楊得志說：“對！不打則已，打則必勝！”

黃敬舉杯，“來，為了打則必勝乾一杯！”

這杯酒，等於就是送別。喝這杯酒，可不是因為“西出陽關無故人”，而是因為“不破樓蘭終不回”。

我相信，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樣壯懷激烈的碰酒，在黃敬和楊得志之前，必定已有無數回。而在他們之後，必定還有無數回。

05 尾聲

1951年2月5日，十九兵團司令楊得志和政委李志民一起到來中南海。周恩來接見了他倆。

周恩來很有感觸地說：抗美援朝是一場軍事鬥爭，也是一場很嚴重的政治鬥爭。全國人民關心著你們，全世界人民也看著你們，實際上是看著我們整個國家。

他說：你們十九兵團，還有楊勇、楊成武同志指揮的兩個兵團，都是有著光榮傳統、戰鬥力很強的部隊。我曾經說過，要把你們“三楊”拿出來，叫做“三楊開泰”！

這讓我想起，黃敬第一次送別楊得志，是因為中央點將，讓楊得志率部回去保衛延安；而第二次送別，也是因為中央再次點將，讓楊得志率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有些人，每當家國有難、民族危亡，總會被點將。

隨著光陰前行，我們已永遠送別這些英雄，但他們的鬥爭意識、鬥爭精神、鬥爭本領永存。他們面對困難，有能力，有辦法，和人民一起戰勝挑戰，這是寶貴的財富，永遠給後人啟迪。

有的送別，在物理上是永別，但在精神上，則是永遠還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