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全球經濟進入了大滯漲時代，通脹嚴重，GDP增速緩慢。直到1980年的里根總統上臺，啟用"芝加哥經濟學派"。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對通脹開炮，美聯儲多次加息，美元利率為20%，強勢美元下，美元快速升值。在里根的第一個任期內，美元走出了單邊上漲行情，但是里根奉行自由市場，對匯率不做任何干預。
由於美元升值快，美國商品出口優勢更小了。日本和西德佔盡了匯率的便宜，商品出口優勢極大，紛紛流向美國。美國對日本和西德貿易逆差嚴重，美國的出口停滯，貿易赤字飆升。而日本悶聲發大財，成為最大的贏家。
1984年底，共和黨人里根再次贏得大選。1985年4月，民主黨這次把火力放在了貿易問題上，參議院全票透過日本為"不公正貿易國"。在輿論上，民主黨走民粹和民族主義路線，引導民眾的仇日情緒。在這種宣傳下，美國的風向在急劇轉變，民間甚至出現了很多砸日本車的鬧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關稅大棒隨時有可能揮來。
這讓日本首相中曾根寢食難安，他呼籲日本人購買外國貨，尤其是美國貨，中曾根意識到貿易失衡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地步，必須要日元升值，雖然出口商的日子會難過些，但是日本不能只靠出口來搞經濟了。其實日元升值也不像當初想象的那麼恐怖,1944年日本兌美元匯率為360:1,而且1978年的時候日元曾升值到179：1。
首相中曾根找到了竹下登商量日元升值的構想，兩個人一拍即合。而美國的情況更加激烈，財政部長貝克壓力更大。1985年，6月22日，G10峰會在日本東京舉行。竹下登和貝克提前見了一面，日方正式提出了兩國聯合干預外匯的設想。貝克考慮的更長遠，認為干預治標不治本，日本還需要減稅和擴大內需的措施。雙方第一次沒有談攏，由於美國這一邊民主黨鬧的厲害，貝克只能積極推動。
兩國又在7月23日的巴黎和8月21日的夏威夷進行了兩次副財長會談，美方代表說到，美方為了降低貿易赤字，不得不降低進口，日本必須做好相應的政策調整。日方表示理解，但是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日方減稅，因為日本計劃到1990年消滅財政赤字，減稅的話這個目標就完不成了。經過了一番討價還價，除了減稅，日本基本同意了其他要求。日本需要完成：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和降低利率。作為交換，美國需要完成：干預匯市和稅制改革。
隨後美國人馬不停蹄的奔向歐洲，勸說德英法三國加入。歐洲一開始是不情願的，尤其是西德，但是為了給美國面子，還是同意了。9月15日，在倫敦舉行了五國會議，出席的都是各國副財長級別的，相當於廣場協議的預備會議。會議進行的異常艱苦，會議從早上8:30開到下午18點。大家就像過合同一樣，把美日事先準備好的宣告逐字逐句的過了一遍。期間，西德強烈抗議把自己和日本並列為貿易順差國，美國這麼做可能是為了照顧日本的面子，因為對美國貿易赤字的貢獻，日本是西德的4倍，英法可以忽略不計。
9月22日，G5的重要人物全部到齊了，共有18人出席了會議。其實就是美日德三國之間的博弈，從美國角度看，廣場協議是對抗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利器，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相較於干預匯市，美國更注重各國在擴大內需方面的舉措。從日本角度看，這是第一次日本來主導的國際事物，體現了日本願意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大國形象，意義非凡。從西德角度看，自己就是被拉過來陪綁的，不希望承擔太大責任。而且相對於美元，日元匯率更關鍵，在國際市場上日本才是真正的對手。日元升值就代表著日本商品會變貴，這對歐洲是有利的。
但是日本的表現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雖然竹下登在會議上講話不多，但卻很關鍵，他說：6年前我在大平內閣中任大藏相，上任時1美元兌242日元，卸任是變成了219日元，因此我在日本被稱為"升值大臣"，我這次的任期目標是200,甚至190。
如果以當天匯率240計算，這相當於日本可接受升值26%。連美國人都感到驚訝，這個基調一定，西德也無話可說。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非常擔心由於干預不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提議要在協議中加入有序的，希望G5在操作時要謹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