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瑞聲 曾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中國駐印度使館參贊，中國駐緬甸、印度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
不丹沒有電視，我們所住的不丹賓館雖給房間配備了一臺小收音機，但由於訪問日程排得很滿，也沒有時間去尋找電臺收聽廣播，因此有點與世隔絕了。
1994年9月26日上午，從不丹回抵新德里後，才從印度報紙瞭解到，近日印度古賈拉特邦蘇拉特市爆發了鼠疫，幾十萬人逃離該市，鼠疫繼續蔓延。9月28日，印度報紙報道，德里近日也發生了多起鼠疫病例。
就在這時，國內通知我於11月中旬離任回國，並提名裴遠穎同志為新任駐印度大使。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站好最後一班崗，處理好中印友好來往以及使館對外活動和內部工作，保證使館同志們的健康，成為我離任前的主要任務。
△印度副總統納拉亞南夫婦（右二、右三）參加駐印使館國慶招待會。
鼠疫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在當今世界上已很少出現。如一旦出現，確實容易引起人們的恐慌。印度群眾和報界就十分恐慌，把一些感冒病人也作為鼠疫嫌疑者統計報道，草木皆兵，使疫情有很大水分。例如印度報紙報道，德里鼠疫曾達到千多病例，但最後確診的只有幾十例，而且多數是從疫區來到德里的人。
由於鼠疫在世界上已很少，鼠疫病毒不具備抗藥性，在治療時，及時口服四環素等抗生素就很有效。在一次招待會上，英國大使見到我，就從上衣口袋中拿出一板四環素片給我看，表示他如有症狀，立即服用。
儘管如此，我館仍有不少人陷入恐慌，經同使館其他領導同志研究，決定立即向國內建議派一個醫療小組到使館坐鎮。國內同意使館建議，派出以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鼠疫室主任俞東征大夫為首的四人醫療小組於10月13日到達德里。實際上，由於我館無人感染，醫療小組也沒有治療任務，但在穩定館員情緒上卻有重要的作用。在疫情解除後，醫療小組在回國前又為使館人員普遍進行了一次體檢，倒查出個別同志的一些慢性病。
△ 作者與納拉亞南副總統（左）在使館國慶招待會上交談。
另一個難題是如何處理中印兩國代表團互訪問題，特別是印度副總統納拉亞南已確定在同年10月訪問中國，究竟是否推遲，成為一個急迫的問題。
納拉亞南是1994年印方訪華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訪問對推動中印關係有重要作用。納拉亞南在1976年中印關係恢復正常時出任駐華大使，為中印關係的改善做了很多工作，因此又是中國的老朋友。
納拉亞南也是我個人的老朋友。在納拉亞南任駐華大使時，我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常有機會出席他和夫人的小型宴會。他給我的印象是學識淵博，待人誠懇。特別使我高興的是，他和我一樣，也曾在緬甸工作過，擔任過印度駐緬甸使館的一秘，對緬甸情況很熟悉。我們常就緬甸情況交換意見。
他的夫人烏莎是緬甸人，性格活潑，也會緬甸語，於是我和烏莎常用緬甸語交談。納拉亞南幽默地說，緬甸語對他來說，就像“密碼”一樣，無法破解。後來我到印度工作，才得知納拉亞南的戀愛經過。原來，印度的外交官一般是不允許同外國人結婚的，但納拉亞南埋頭苦幹，才智出眾，深得當時印度總理兼外長尼赫魯的賞識，就親自批准了他和烏莎的婚事。
我擔任駐印大使後，在1991年12月李鵬總理訪問印度會見國大黨人士時，又見到了納拉亞南。這時他已進入政界，成為國大黨議員。不久他和夫人為我和李路舉行了親切友好的歡迎宴會。我和李路也不止一次在大使官邸為納拉亞南夫婦舉行過小型宴會。1992年納拉亞南擔任副總統後，仍打破禮賓慣例，和夫人一起出席我和李路的小型宴會。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我對納拉亞南能否如期訪華，是非常重視的，反覆進行了考慮和研究。
當時世界各國針對印度鼠疫採取了不同的防範措施，寬嚴有所不同。中國是印度的鄰國，又是人口大國，採取的措施是較嚴的，對印度訪華的人員在到達機場後都要隔離六天。印方對此意見較大。
至於同印度的人員互訪問題，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在訪印後表示，各國同印度仍可進行人員互訪，只需迴避蘇拉特疫區。因此，印度派往西方國家的代表團一般都如期成行。
正當我們等待國內關於納拉亞南副總統訪華問題的指示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終於表了態，表示對納拉亞南是否如期訪華正在研究。我們分析，國內正在研究對此事的對策，使館應提出自己的建議。我們當即向國內報告，透過對印度疫情進行客觀的分析，認為其有關數字不大可靠，實際情況沒有那麼嚴重，且正在緩解，建議同意納拉亞南如期訪華。國內接受了我們的意見。
10月21日晨，我和李路到機場為納拉亞南夫婦一行送行後，為他們如期實現訪華感到高興。然而從機場回來後不久，又從印度報業托拉斯通訊社得到使我們十分驚訝的訊息：納拉亞南夫婦一行所乘波音747專機於晨6時起飛後，因起落架的門關不上而迫降返回德里。於是我急忙向印度外交部打電話探詢有關情況。中午12時半，納拉亞南夫婦一行換乘另一架從孟買調來的專機得以起飛。當我們得到他們當晚抵達北京的訊息後，才放了心。納拉亞南訪華取得了圓滿成功。
△ 作者夫婦為印副總統納拉亞南夫婦（右二、右三）舉行小型宴會。
納拉亞南夫婦訪華歸來後，破例為我和李路舉行了歡送宴會，在我們臨行前又再次邀請我們到他們的官邸喝茶。陪同他們訪華的女兒和只有6歲的外孫女也都出來見面，氣氛親切友好。外孫女已學會幾句中國話，十分可愛，還把她畫的圖畫送給我們。我說，他們的外孫女是訪華的印度客人中年齡最小的，將來一定會為中印友好作出貢獻。
11月21日和24日，我先後向印度總統夏爾馬和總理拉奧辭行。他們都讚揚了我為中印關係所做的工作。拉奧表示，中印關係已趨穩定，兩國合作擴充套件到各個領域，他為此感到高興。除印度外事秘書斯里尼瓦森夫婦為我們舉行歡送宴會外，印度聯邦院副議長赫帕杜拉女士也為我們舉行了歡送招待會。
11月24日晚，我和李路在使館大廳舉行告別招待會，來賓超過預計，多達300多人，整個大廳爆滿。印度官方有三位部長出席了招待會。由於我任期內，每年春節都舉行一次新春舞會，在招待會上，很多客人要求和我們跳舞，使這次招待會成為又一次舞會。
參加印中協會為作者離任舉行歡送大會。右一為前總理錢德拉·謝卡爾，左二為老潘特，左一為李路，右二為作者
在離開新德里前夕，出現了歡送我們的高潮。11月25日下午5時30分，我和李路到一家飯店參加印度國際團結基金組織召開的友好集會，接受該組織給我頒發的“1993年大使獎”。前總統扎爾·辛格參加了集會，向我頒發了銅牌和獎狀。扎爾·辛格和其他友好人士講了話，熱烈讚揚中印關係的發展和我所做的工作，我也講話表示感謝。
集會後，我們又行車一個多小時到達郊區一所中學，參加印中協會德里分會為歡送我們舉行的群眾集會。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我們到達時受到千多群眾的夾道歡迎，學生軍樂隊奏樂，氣氛非常熱烈。前總理錢德拉·謝卡爾、印中協會主席潘特等出席並講話，我也講了話。這真是一個難忘的友好之夜。
1994年11月26日，我和李路圓滿結束了在印度的使命，離開新德里回國。印度的壯麗河山、印度的古老文明、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誼從此成為我們美好的回憶。
回國之後，每當新年之際，印度副總統納拉亞南夫婦和其他一些印度朋友都給我們寄來賀年片，使我們回想起在印度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我們感覺到友誼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是常青的，也是最珍貴的。
-End-
圖文 | 《睦鄰外交四十年》
作者 | 程瑞聲
編輯 | 外交官說事兒 小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