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東北需要“經濟特區”這樣一劑猛藥扭轉困局》一文，將東北是否需要“特區”一事重新推向大眾視野。
東北發展困境由來已久，2020年東北地區的GDP增長率只有1.1%，在全國墊底，“投資不過山海關”的流傳，更是為東北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在被頻頻唱衰的當下，關於東北是否要設立“特區”的爭論一直不斷，設立“特區”是否能扭轉目前東北發展困境，也存在很大的爭議。但毫無疑問，東北若想全面振興，不下猛藥，難治沉痾。
遼寧省本溪市城市風光。圖/圖蟲創意
參照深圳模式
“東北問題並不只是東北本身的問題，而是折射中國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不平衡狀態。”高柏在越洋連線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道。高柏的研究方向是經濟社會學、比較歷史社會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近些年持續關注東北發展。他認為，無論是目前制止經濟下滑的短期效應，還是回應中國面臨的中長期挑戰，東北都是一個最佳的抓手。
因此，在《東北需要“經濟特區”這樣一劑猛藥扭轉困局》一文中，他提出東北可以在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下，參照當年深圳模式，在主要城市設立經濟特區，來扭轉當下發展困局。
不過，雖說是參照，但高柏認為二者著眼點完全不同。當年建立深圳特區，是為了擴大對外貿易，讓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市場迅速接軌，帶動國內經濟增長。但在東北設“特區”，主要在於促進共同富裕。
他說：“把資源向東北地區傾斜，吸引來自發達地區的直接投資，幫助東北實現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降低地區間的增長不平衡，透過內迴圈的方式在東北複製當年經濟特區的歷史經驗。”
高柏認為，設立“特區”還能有效改善東北的營商環境。在2021年10月24日印發的《東北全面振興“十四五”實施方案》中，明確了“十四五”期間推動東北振興的工作要點，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著力最佳化營商環境”。
“與其在東北現有體制內靠修修補補改善營商環境費時費力，不如直接建立‘特區’提供一塊‘政策飛地’。”高柏說，和沿海地區進行較大規模的互派幹部掛職鍛鍊，效果可能會更好。
同時，高柏建議，應比照當年深圳給外資的待遇，引進國內直接投資，為市場主體不斷注入新動能。過去二十幾年的實踐證明，如果當地缺乏外部帶來的經濟增長新動能，想把國有企業改造成適合開放型市場經濟的行動主體，又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似乎是無法完成的任務。
此外，高柏還認為，可以以建設工業網際網路為突破口，著重打造產業數字化服務業。
“發展工業網際網路，需要將現代的資訊科技與傳統制造業相互結合。”他說，東北製造業有深厚的積澱，更不缺相關的人才，缺的是資訊產業的資本、技術、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創新孵化機制以及支撐初創企業的制度環境。”
他認為，沿海發達地區在資訊產業的優勢，與東北在傳統制造業的技術積澱和人力資本，是發展工業網際網路的最佳要素組合。
藉助對口合作
東北地區工業發展始於19世紀末。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和東北地方政府大力開展工業化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56個重大工業專案中有54個在東北，佈局建設了一大批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戰略產業企業。
100多年來的工業發展，使得東北三省工業基礎紮實、技術沉澱雄厚、產業聚集度高，更有吉林大學、東北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一大批重點高校支撐。
改革開放後，和其他地區相比，東北經濟增速的確放緩，東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杜寶貴認為，究其原因，一是固有產業結構的路徑依賴。東北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中，承載了更多的歷史使命，以重化工業為核心的產業結構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轉型，且這些都是國家現時和長久需要的，共和國的“長子”需要有責任擔當。二是國家區域政策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政策紅利更多向東南沿海傾斜，東北幾乎沒有享受到多少政策紅利；三是固有觀念的束縛。長期以來，受計劃經濟思維的羈絆，總體上，東北地區的“保守”思想較為濃厚，政府的“有為”與市場的“有效”形成錯配狀態，要素市場發育緩慢。
對於網上種種“唱衰”東北的聲音，杜寶貴並不認可。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發展”是一個綜合性指標，不單純指GDP增長，經濟只是“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
他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由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這一新的歷史階段，應該重新審視“發展”的核心要義，不能因為某些地區經濟發展滯後了，就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唱衰這個地區的所有方面。
遼寧省鞍山市經濟開發區。圖/圖蟲創意
為了加快振興東北的步伐，自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東北地區與東部地區部分省市對口合作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來，遼寧省與江蘇省，吉林省與浙江省，黑龍江省與廣東省分別開展對口合作。
與此同時，瀋陽市與北京市，大連市與上海市，長春市與天津市，哈爾濱市與深圳市也分別建立對口合作關係。
從披露出來的資料來看，相關成果較為顯著。自京沈對口合作開展以來，一批知名北京企業開始在瀋陽投資興業，重點為新興產業專案，截至2020年底，320個產業合作專案順利實施，實際完成投資280億元；黑龍江與廣東省、深圳與哈爾濱開展對口合作以來，截至2021年9月，兩省除地產類外的合作專案已經超過500個，總簽約額接近5000億元（達到4901億元）。
在高柏的構想中，東北的“特區”可以從哈爾濱、長春、瀋陽和大連四個市開始，“它們目前已經有類似沿海城市對口援疆的‘對口合作’形式，唯一缺少的是對口援疆的內容。”
對口援疆的內容，是要求19個省市每年把GDP的3%投到新疆。高柏認為，如果在東北建立“特區”，沿海地區的城市也以類似援疆的方式，對東北四個城市集中投資，“這樣會有很大成功的希望”。
“特區”發展願景
目前，關於東北是否要設立“特區”的討論，還僅限於民間，並沒有任何官方正式表態，但不妨礙東北民眾對“特區”的期待。
有聲音認為“特區”可以考慮丹東，以便更好輻射朝鮮、韓國和俄羅斯，也有人認為大連更具備“特區”潛質。
杜寶貴認為，設立“特區”是一種可行的政策工具，正如當年選擇深珠汕廈瓊作為開放嘗試一樣，在東北設立“特區”同樣會形成政策紅利，引導市場主體發現價值。此外，在國家實現共同富裕的程序中，給予欠發達地區政策紅利，也是實現這個戰略的有效路徑之一。
至於將“特區”設在哪座城市，杜寶貴認為，這只是技術問題，不構成價值判斷。
他說，“新時代設立‘特區’，與改革開放設立‘特區’相比，會有很大不同，經濟環境、國際關係均發生了很大變化，需要仔細研判東北‘特區’的特殊之處，認真分析東北‘特區’的國家佈局意義，審慎設計東北‘特區’的政策工具箱。”
原國家質檢總局總工程師劉兆彬，長期關注東北發展。他也表示，可以嘗試在東北設立“特區”。
“在特區建設上，我國有著很多成功的經驗，建特區不難，關鍵在於這個‘特區’應該怎麼‘特’。”但劉兆彬不贊同，讓東北複製深圳模式。
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深圳特區早期能發展是因為背靠香港，但東北沒有這個現實條件，“也不能光靠內迴圈去促進東北發展，這也不符合中央的雙迴圈新格局。”
關於“特區”應該怎麼“特”，劉兆彬認為它一定是包含了以下內容：“一是體制轉型，用市場經濟思維營造好的營商環境；二是產業轉型，在保留重工業的基礎上重點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三是加強城鄉結構轉型，進一步加快城鎮化推進步伐；四是深化數字化轉型，加速技術創新；五是加大生態環保轉型，可將東北豐富的自然資源轉變成可交易的碳匯資源；六是理念轉型，革新‘官本位’思想；七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東北振興最終還是要靠東北人自己的努力和奮鬥，光靠外力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劉兆彬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