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均需要面對區域性甚至全國性的疫情爆發。僅僅是《明史》、《清史稿》中有明確記載的疫病，明朝共180多次，清朝共130多次，能夠被記入史書的只是規模較大的疫情，實際上發生過疫情的次數肯定遠不止這些。因此，中國人也積累了千百年來的應對疫情的經驗和辦法，很多經驗或辦法甚至已經成為一種習俗，不知不覺早已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首先，就是預防。
預防是最難的，也是最重要的。幾乎每一個簡單的步驟或者方法，都是在無數條生命逝去後得出的經驗。所以有個說法叫做“聖人不治己病，治未病。”
舉個最常見的例子，中國人喝開水的習俗，經過研究就有很大的可能是出於防疫的需要，逐步養成的習慣。再比如，疫病多發的五月端午時，家家飲雄黃酒，艾葉酒，掛蒲菖，雄黃，艾葉，都是具有殺菌抑菌，預防疾病的功效。此外，東漢時，不食用死、病畜肉和魚肉已經成為民間常識。
還有，現在還有一些農村地區流傳有這樣的習俗，即家裡有了病人，要在家門口掛紅布。這一習俗流傳了幾千年。用現代科學解釋，它的優點很多，第一，防止打擾病人休息，第二，這也是現代醫學的隔離，防止了交叉傳染，如果病人是傳染病，可以有效防止疫情傳播。
古人很早就發現，“大災之後必有大疫”。因此，歷史上的各個朝代，在遇到大的災難時，除了首要的賑災，同步進行的就是預防瘟疫的工作。深埋屍體，保護水源不被汙染，清理災區衛生。發展到宋代，掩埋屍體已經不僅是災害爆發後的重要措施，它已經成為地方官吏的一項日常工作，並在各地開闢了專門收埋無主屍體的公共墳場——漏澤園。
其次，建立中央管轄的醫療體系和強制隔離制度：
古代統治者意識到疫病的巨大危害後，開始逐步加強對醫療衛生的管理，建立了專門的醫療機構，並創辦醫科學校。隋唐時期，政府在中央設立了太醫署，太醫署既是醫療機構又負責醫學校的管理。宋代的中央醫療機構更加完備，設立翰林醫官院，掌“供奉醫藥及承詔視療眾疾之事”。並設定了太醫局、惠民局、方劑局、藥局等專門機構，主管政府的醫學教育和藥材經營。在疫病流行時，這些機構由政府統一調遣，到民間散發藥品，治療疾病。到了南宋，政府更是將其推廣到地方，由諸路提舉常平司專門管理。我國曆史上第一所官立醫科學校建立於南宋元嘉二十四年（443），與此同時存在的北魏也出現了官立的醫科學校。
對於傳染病，歷代朝廷均採取隔離制度。古代醫學家很早就認識到了一些疾病的傳染性，並主張透過隔離的方式來阻遏疫情的傳播。秦朝就透過立法來規定，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記載，兩千多年前的秦國便有將麻風病人集中遷移到“癘所”居住的規定。在漢代，朝廷就要求做好隔離工作，預防人傳人。《漢書•卷十二•平帝紀第十二》記載：“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又如，《晉書•王彪之傳》亦記載：“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說明晉朝時如果官員家庭成員染病，那麼官員也不能上朝，需過了隔離期後，才能繼續上朝，這有點像我們現在的醫學觀察期，確保安全，才能放心。隋唐時期出現了收治麻風病人的“癘人坊”， 唐代中期改名為悲田養病坊， 兼收治其他病人，成為一個社會慈善機構式的收容所。到了宋代，更名為安濟坊。北宋末年，政府開始對這些病坊進行管理，由國家撥發安濟坊每年所需的錢米醫藥。這些措施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在地方救疫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代為了防止天花傳播，設立了專門的避痘處，為諸皇子建立隔離帶。另一種是強制性隔離，即將傳染病人， 強制集中到某一地點進行隔離。
第三，政府統籌，免費醫療
為了減輕民眾的負擔，朝廷都會在災區或者疫區推行減免稅賦的政策。對於災民或疫區給予財政上的支援，以幫助他們維繫基本的生活。財政的支援對抗擊疫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時已經開始對受災地區的百姓進行分片輪流發放食物，根據受災的情況，以耆為基本單位，將受災地區進行劃分，並依照耆的大小，或五耆七耆，或十耆為一區，選派有行止、清廉幹當、素不作過犯的官員進行管理。這樣避免了饑民大量地湧入城市，既便於賑災，又起到了預防疫病發生的作用。同時，大規模疫情發生的時候，作為實施“仁政”的必要舉措之一，歷代政府都會推行“免費醫療”，派出官員和隊伍救治民眾。例如：《後漢書》中記載：“建寧四年三月大疫，使中渴者巡行致醫藥。”魏晉南北朝時期朝廷會定期免費給民眾提供醫書和藥方，來提高民間醫療水平。而到了宋朝直接推出了“特效藥”由官府發放給民眾，以控制疫情。當然不僅僅有“免費醫療”，朝廷還會根據災情的情況，發放賑災的物資，例如我們在影視劇中看到的“粥廠”，就是當時的產物。
最後，還有非常重要的一條：“醫者仁心”
自古以來，醫護人員永遠總是站在抗疫的最前線。
名醫張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間死亡了2/3，他在哀傷之餘寫就《傷寒雜病論》，成為中醫辨證論治的典範之作。他強調醫生要有“上以濟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的擔當精神，在研究醫學中貫徹“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嚴謹態度，被後世尊稱為“醫聖”。
唐代名醫孫思邈，收治被社會歧視的慢性傳染病麻風患者600多人，要求醫生在救治病人時“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樹立了中醫的醫德規範，其醫德醫術深為後世敬仰，有“藥王”之稱。
1232年，汴梁暴發大疫，死者九十餘萬人。當時名醫李杲創制了“普濟消毒飲”全活甚眾，人們將藥方刻在石碑上以流傳。他的學生羅天益也成為善於救疫的名醫，在元代軍隊中救治了許多染疫的官兵。
許多現在仍然在應用的中醫救疫名方，都是名醫在實戰中總結出來的。如吳又可的達原飲、葉天士與吳鞠通的銀翹散、餘師愚的清瘟敗毒飲、楊慄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創制的解毒活血湯等。
面對各種瘟疫，中國古代一批批仁心名醫毫不退縮，不避艱險，反覆在實踐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價值的經驗，挽救了無數生命，為古代社會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