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易代的幾十年間，朝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謂“屬國安則大明亦安，屬國危則大明亦危”，明與朝鮮可謂唇齒相依，命運與共。明亡之前，清朝兩次出兵，把明朝這個最為重要的藩國變成清朝的藩屬，從而剪除明朝羽翼。張存武指出，從1592到1637年，清朝與朝鮮是從無關係到非正式的關係，到兄弟聯盟，再到封貢關係，而這種關係轉變的手段則只能訴諸戰爭。但在清朝征服過程中，朝鮮始終不改對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以後，朝鮮還是想方設法與明朝潛通往來。明亡之後，朝鮮又企圖與南明及臺灣鄭氏政權相通。而支配朝鮮行動背後的即是春秋義理思想。對於明清交替時的中韓關係，劉家駒、張存武等先生已作過細緻深入的闡述。筆者無意重複前人的研究，只想透過朝鮮應對清朝的過程，來揭示其所持的義理觀，從而理清朝鮮思明的淵源與歷程。
《北關遺址圖》
薩爾滸戰前朝鮮與建州之往來
清朝興起於建州。按照吳晗的話說，建州介於三大勢力之間，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鮮。建州在勢力強盛時，乘虛入寇，或助明朝攻伐蒙古，或聯合蒙古寇犯明朝邊境，或南下攻擊朝鮮。勢衰時便卑辭求內服，同時受三方官職，乞求賞賜糧食。朝鮮與清朝宗藩關係發展的艱難，與朝鮮長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關。因為朝鮮在長期與女真的往來中，一直將女真看作是夷、胡，非中華族類。在文化上始終認為朝鮮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雙方交往中，亦存在過某種程度上的上下尊卑關係，這些都是阻礙清代中朝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學者河內良弘對明代女真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把女真與朝鮮的關係視作藩屬與宗主國的關係，女真諸部以事奉上國的姿態事奉朝鮮，而朝鮮又以待藩邦的態度對待女真諸部。朝鮮與女真的關係是在以明朝為中心的大中華體系之下，以朝鮮為中心的小天朝體系。筆者對此論不敢苟同，因為女真各部衛所皆是明朝設立的，並非朝鮮所設立的。而且女真諸衛所隸屬明朝版圖，並非朝鮮的領地，故而不能說具有宗藩關係。但朝鮮與女真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上下、尊卑不平等的關係，在明代雙方的交往中，朝鮮處於主動和支配地位，女真處於被動和被支配地位。這樣在朝鮮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未開化的民族，他們與女真交往採羈縻之策，確保女真不對其北部邊疆構成威脅，從而使北部邊疆領土得以鞏固。
朝鮮王朝初年，朝鮮北部（今朝鮮鹹境道一帶）是女真人的活動地域。遼、金、元三朝四百年間，中朝北部邊界基本穩定在朝鮮江原道的永興地區。元朝時朝鮮北部由鐵嶺衛管轄，明朝永樂以後，鐵嶺衛北撤，這片土地遂由朝鮮掌管。但當時這一帶的居民以女真人為主，女真部族構成了朝鮮北部藩籬。世宗（1419-1450在位）以後，朝鮮先後在北部設立了四郡六鎮，以加強控制，並從南方強制遷徙朝鮮人在北部地區定居，逐步實施對北部地區的有效控制。當時遷徙來的朝鮮人，因為不適應北方的氣候，疾疫流行，以致“不安其居，思歸故土，或至亡命”。為了確保北部地區的穩定與安全，控制女真，朝鮮採取羈縻與武力征伐兩手措施。女真因為鹽、鐵等物資的需求，亦常與朝鮮進行貿易往來，接受朝鮮的羈絆之策。
朝鮮對女真的羈縻策，首先是施恩籠絡，授女真酋長以侍衛、將軍等職位，同時，遇上天災，亦予以救濟。太宗時開始對女真施恩。當時建州衛酋長猛哥帖木兒求見，即以其“居吾境內，為吾藩籬，宜待之以厚”，遂厚待之。世宗時期對女真諸衛酋長多除侍衛一類頭銜，《世宗實錄》載：“中朝於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職者，非欲侍衛也，欲其羈縻也。又國初萬戶宣略將軍之職，不惜遙授，亦欲羈縻也。”於是對當時建州衛酋長童倉、凡察等人子弟，除授官職，並令在朝鮮娶妻，使其安心侍衛，“使之迭相往來覲親，則彼自有永久按堵之心”。世宗年間，建州三衛天火焦地，穀食皆枯，朝鮮遂給糧，人給米二升、鹽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盡。此次皆是籠絡措施。
但朝鮮與女真關係時好時壞，關係好時則和平相處，相互貿易；關係不好時，則對女真加以征伐。朝鮮多次出兵掃蕩女真駐地。永樂八年（1410）三月，朝鮮邊將趙涓屠殺女真眾多，又捕捉女真首領甫乙吾，殺他無藉口，又不敢放回，因為朝鮮顧忌若將其放還，擔心他迴歸故里，見到積屍遍野，屋廬燒盡，妻子朋友皆已死亡的情況，會“怨極於天，必告諸天子，誓死復仇矣”。世祖年間，申叔舟多次領兵征討女真，焚其廬舍，毀其莊稼，斷其貿易。女真在不能與朝鮮貿易時，往往在朝鮮邊境搶竊財物，以維持生計，朝鮮則派兵鎮壓，故而戰事不斷。弘治九年（1496），朝鮮使者童清禮出使建州衛，建州衛首領完者禿還在向他述說朝鮮征討其祖李滿住之事：朝鮮無故征討李滿住，使其身被九創，其妻子皆死於鋒刃之下，李滿住“由是含怒，痛入於骨”，實施了一系列的報復行動。
因此，在朝鮮與女真長期的交往中，朝鮮處於主動的地位，女真處於分散、被動的境地。這種長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鮮鄙視女真的文化心態，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觀念。當女真強大起來，建立政權以後，尤其是實力膨脹到足以與明朝抗衡時，為使朝鮮臣服，即便是讓朝鮮接納女真，賦予平等的地位，都必施以戰爭，否則不得成功。而將其臣服為藩國，必須訴諸戰爭。故而清先後兩次出兵朝鮮，將朝鮮置於藩屬國地位。原來對女真具有某種宗主地位的朝鮮王朝，卻被迫成為其後人的藩國，以前的上下、尊卑關係完全易位，對於秉持儒家禮義，尤其是持程朱理學華夷觀的朝鮮來說，這是個十分痛苦的過程。為了尋求心靈與思想上的平衡，朝鮮遂將尊周觀念大加發揚。對於清朝出兵朝鮮這一過程已為治史者所熟知，筆者對具體的出兵過程不再討論，只是討論在此過程中朝鮮是如何把持春秋義理與清人抗爭的，以檢視朝鮮文化心態的變動。
光海君通“虜”與仁祖反正
光海君可以說是朝鮮唯一一位對明朝不但沒有誠心事大之意、可能還有刻骨仇恨的國王。前面已經提及，明朝因為他是次子，十幾年間曾經五六度拒絕冊封他為世子，令他一直處於寢食不安的狀態，光海君時刻擔心世子之位隨時被他的哥哥臨海君搶去。所以，在他成為朝鮮國王后，雖然禮節上對明朝維持事大的傳統，但事實上，面對日益嚴重的女真人的威脅，他採取“事大則日新恪謹，待夷則務盡其權”的策略，以圖保安社稷。
光海君墓
薩爾滸戰前，為了籌劃與努爾哈赤決戰，明朝以楊鎬為經略。楊鎬在朝鮮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聲譽，視之為壬辰戰爭（1592-1598）拯救朝鮮于水火的功臣。但面對楊鎬派來督促朝鮮出兵支援的使節，朝鮮在光海君遊離政策下，一再推諉，“不曰建賊見蹙，隳突可虞，則曰我國力分勢孤為慮”，楊鎬斥其“豈遽忘昔年……援東國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其實，朝鮮對於明朝征討後金的重要性看得相當清楚，因為“國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於徵胡之一役”。但光海君敷衍推諉，以致“經略（楊鎬）於我國深惡而痛絕之”。與此同時，朝鮮則極力開展與後金的往來，暗中遣使聯絡。
由於光海君刻意周旋於明朝和建州之間，所以當得知劉綎派劉海前來督察之時，朝鮮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為劉海本來是朝鮮人，後為劉綎部將，“凡我國大小事必無所不知，尤極可慮”。朝鮮商議派譯官將其止於途中，這在明與朝鮮的交往上是極為罕見的現象。在此情形下，國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帥姜弘立、副都元帥金景瑞率領三營兵馬一萬三千人，往援遼東。但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戰場上坐觀其變，發現明軍失利，即與金兵約和，除金應河等少數朝鮮士兵開戰外，朝鮮大部分軍隊在姜弘立率領下降於後金。其實，他們在未開戰前，就已暗通，《光海君日記》稱：
當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違天朝督發，黽勉出師。而我國初非仇敵，實無戰攻之意，密諭弘立，遣人潛通於虜。故深河之役，虜中先呼通事，弘立應時投附。至是在拘囚中，書狀啟裁作紙繩以送，備及結好緩禍之意。
獲知姜弘立降清以後，承政院、備邊司屢啟拘捕姜弘立家屬，但光海君以為“弘立等只陳奴情而已，有何賣國之事乎”而不予批准。以致修《光海君日記》的史臣們大發議論，“弘立等專軍投賊，賣國逃生，則其忘君負國之罪，固所難逭。所當即施邦刑，傳首中朝，而備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饒貸之責，而自上反以‘有何負國’為教，惜哉”。此論代表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由此可見，明朝遲遲不冊封光海君為世子，影響是何等之大。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清實乃光海君幕後所定之策。同時光海君始終暗中與後金往來，但當時後金對其暗中往來方式很不滿，以為“交則交，不交則已，何必暗裡行走”。光海君試圖尋找一條既應付明朝，又不得罪後金的策略，相當艱難。
光海君的兩面政策，雖然使朝鮮免遭一時兵災，但與朝鮮的事大主義傳統相違背。朝鮮人把後金看作夷虜，光海君卻棄“中華”（明朝）而交“夷虜”（後金），背逆了朝鮮信奉的正統觀。天啟三年（1623）二月，朝鮮發生宮廷政變，光海君被廢。從廢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種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統觀念，使得他無法被宗室與大臣們接受：
我國服事天朝二百餘載，義即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惠，萬世不可忘也。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己未徵虜之役，密教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師投虜，流醜四海。王人之來本國，羈縶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屢降，無意濟師。使我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痛心疾首，胡可勝言！夫滅天理、人倫，上以得罪於宗社，下以結怨於萬姓，罪惡至此，其何以君國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靈乎？茲以廢之，量宜居住。
此教完全以華夷正統作為理由，認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使“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其“滅天理， 人倫，上以得罪於宗社，下以結怨於萬姓”，罪惡至此，理當廢之。光海君先被流放江華島，再放於濟州島，67歲卒於流放地。他的悲劇說明儒家正統觀念對朝鮮影響何等深遠，不但思想上將其奉為圭臬，現實中亦不得違背。否則，國王寶座將有不保之危險。這樣的危機令以後的國君時刻警醒，以免重蹈覆轍，故始終將尊攘的大旗高高舉起，以確保政權的穩定。
仁祖（始稱仁宗，後改仁祖）即位，改弦易張，一切以明朝為本位，絕不與後金往來，終於迫使後金發動丁卯之役，將不平等、不往來的關係改變成平等的兄弟之國關係。
清兩徵朝鮮與朝鮮之對抗
天聰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皇太極命阿敏率軍攻打駐守朝鮮的毛文龍，順便攻打朝鮮。後金軍隊長驅直入，朝鮮則望風披靡。後金十四日攻入義州，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開始與朝鮮談判。朝鮮雖然軍事上遠不是後金的對手，但在談判過程中卻充分顯示了作為“禮義”之邦的特色，堅持事大理念，與阿敏的代表展開了激烈的談判，頑強對抗。此固然是為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於春秋義理。自元月二十七日，阿敏試著遣人致書於朝鮮國王仁宗開始，直到三月三日後金八大臣與朝鮮盟誓，歷時月餘，談判過程較之戰爭經過長了許多。
後金最初堅決要求朝鮮斷絕與明朝的宗藩關係，而與後金約為兄弟之邦。但朝鮮極力維持與明朝的宗藩關係，因這是“大義所繫，斷不可許”。朝鮮舉國上下認為：“此則君臣天地，大義截然，有以國斃，不敢從也。”在文書往來中，朝鮮屢書“天啟”年號，令阿敏大怒，以為後金並非明朝屬國，不當用“天啟”年號，而“天啟”“天聰”不過一字之差，可用“天聰”。朝鮮則認為此非小節，而是“毀滅綱常”的大義。“君臣之分，天經地義，截然不可犯，寧以國斃，豈忍為此？請還收改書之命。”後來雙方妥協，依揭帖式，不書年號。年號問題解決了，卻又因議和盟誓問題而爭執，朝鮮國王以母喪“方在憂服之中”，“三年之內，絕不殺生”為由，拒絕與後金阿敏盟誓。阿敏以為“無盟誓，何以信其誠，令貴國王慳滯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幾經交涉，雙方妥協，以朝鮮國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於外廷刑牲以誓，方達成盟誓協議。朝鮮與後金談判中始終堅持不背離明朝，其正朔之爭和儀式之爭皆關乎正統，正統觀是朝鮮談判秉承的原則，故而寸步不讓。
阿敏最終以朝鮮對明朝始終不改其忠心，以為朝鮮是有節義之國，故而不再堅持永絕明朝一款。而此又招致清朝第二次進兵朝鮮。1636年皇太極稱帝時，朝鮮既不朝賀，又不接待前來勸說的清朝使臣，終於使得皇太極親領大軍第二次征伐。面對清大軍壓境，朝鮮束手無策，賴以自衛的就是其堅信的儒家義理觀。答清使書曰：
凡貴國之責於我者大略有三：一則漢人之事也，二則邊民之事也，三則讒間之說也。我國臣事中朝，敬待漢人，乃禮之當然也。凡漢人所為，我豈可以號令禁斷也？當約和之初，我國以不背中朝為第一義，而貴國乃謂“朝鮮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鄰之契，此上天之所監臨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漢人責我，此豈約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窮天地、亙古今之大義也。以此為罪，則我國豈不樂聞而順受乎！
此時仁祖被圍困於南漢山城，外無救兵，內乏糧草。而朝鮮依然高舉傳統義理觀的大旗，逐一駁斥清朝的指責。始終堅持“不背中朝”的原則，把臣事明朝，敬待漢人，看成是理所當然之事。因為漢人、明朝是“華”，中華之象徵，故不得不尊。而與清朝只是交鄰關係，清人並不具“華”的資格。朝鮮以為與明朝乃君臣事大關係，並搬出丁卯之役時後金肯定朝鮮“以不背中朝為第一義”為理由與清朝爭辯，但是皇太極征討朝鮮正是衝著這一點來的，要將朝鮮由“不背中朝”變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後，朝鮮雖與後金建立了兄弟之國的關係，但對後金採取敷衍塞責的態度，對於後金的使者亦不加禮遇，以致後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來，則供饋贈遺甚厚，“而今接吾輩，還同隸人”。在貿易、逃人等問題上朝鮮也採取消極敷衍塞責的態度。為了消除這種不公平，剪除明朝的羽翼，清朝就要將朝鮮臣服。
仁祖困守南漢山城時，崔鳴吉請與清議和，清亦派人議和談判。但在朝鮮內部斥和派勢力極大，洪翼漢曰：“建州欲竊大號即自帝，何詢殿下耶？彼其意欲藉殿下之言，將以稱於天子曰：‘朝鮮尊我為天子。’殿下何以解天下之惑乎？宜斬使者之頭，並其書奏之天子。”吳達濟論崔鳴吉，“夫崔鳴吉，一憸臣也……願殿下抵鳴吉罪，以厲人臣之節”。尹集論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虜，父母之仇也。屬國之義，固不可連和於虜也。今虜逼京師，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雖不能悉賦而從徵，以報天子之仇，亦何忍復遣使者，與虜連和乎？”“不去鳴吉，國必亡矣。”這使得當時雙方議和相當艱難，清朝為了打擊朝鮮斥和勢力，勒令朝鮮縛送斥和主首者，於是金尚憲、鄭蘊、尹煌、尹集、吳達濟、金益熙等11人請行，而洪翼漢時在平壤，故不得“首實”。仁祖大驚。最後只定尹集、吳達濟及在平壤的洪翼漢三人，尹集等對清使英俄爾岱說：朝鮮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爭者義也，成敗存亡不論也”。可見支配他們斥和的正是與明朝三百年來的君臣禮義，不惜一死。他們被押到瀋陽，不屈而死。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鮮隨後二百多年中備受稱頌，被視作是朝鮮尊周大義的象徵。即如權尚吉《吊三學士文》稱頌道：
嗚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綱淪矣，九法糜矣，冠屨倒植，夷夏變易。當此之時，不有吾三先生死，則堂堂數百年小中華之國，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後史之秉筆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於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綱常廢而復舉，國家之大義理晦而復明。廟社之神靈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後世之修《春秋》者，必書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遺臣洪某、吳某、尹某，為虜汗所殺，不亦大快矣乎！然則三先生之死，非直為三先生之幸，實為吾東方萬萬世之幸也！
但後來為形勢所迫，仁祖只得採用崔鳴吉之辦法，與清簽訂城下盟約。盟約首要一條即是“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獻納明國所與之誥命冊印”，意在割斷朝鮮與明朝的一切關係。其後是一系列敦促朝鮮遵循此規範的規約，質子、奉清正朔，清帝萬壽節及中宮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慶弔等事，俱行貢獻之禮，並遣大臣及內官奉表。從而奠定清代中朝關係的基調。當時朝鮮實際上無任何力量與清談判，一切聽命於皇太極安排。清朝深知朝鮮對明朝之情感及對清之心態，因此採取人質的策略，以朝鮮世子並另一王子及朝鮮諸大臣之子為質，加以牽制和督促。
南漢山城盟約使朝鮮成為清朝藩屬，但朝鮮國王仁祖“以計窮力盡，屈意圖存之狀”，將降服經過報告皮島都督陳洪範，希望轉呈明朝，又支援平安兵使林慶業派僧申歇與洪承疇相通，從而開啟潛通明朝之舉。對於朝鮮臣服於清，明朝不久即獲悉其情狀，當時朝鮮使節金堉尚在出使明朝途中，但是明對金堉不但未加絲毫為難，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護送，陸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經椵（皮）島，都督陳洪範贈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帶回，以奉給國王，令朝鮮君臣更加感激不盡。對於朝鮮潛通明朝始末，劉家駒有詳盡的討論，筆者無意全面論述，只論其數點：
其一，潛通明朝，時間是從南漢盟約之後一直到松錦之戰前的數年間（1637-1643），松錦戰後，由於明遼東經略洪承疇降清，洪承疇將朝鮮潛通明朝之事和盤托出，清朝徹底追查，懲處一批朝鮮官員，最終使得潛通明朝結束。
其二，雖然只有幾個人參與潛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節度使林慶業、僧人獨步、義州府尹黃一皓、壯士崔孝一、車禮亮等人，但實際上背後有左議政崔鳴吉等人及仁祖的支援。朝鮮潛通明朝與國王仁祖直接相關。南漢城下：
王每歲正朔西鄉（向）哭，左右皆泣，乃求義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鳴吉因林慶業得獨步，乃遂遣之。移諮於承疇，具道為清所圍，不能城守狀。獨步間走承疇軍。因致國書，承疇上之天子，是歲崇禎十二年也。天子下詔褒其義，因賜獨步號曰麗忠。十四年，獨步歸自京師，王大喜。賜獨步米五百五十石，白金千五百兩，人參五十觔，復遣之。
僧人獨步，成了明廷與朝鮮王室之間傳遞資訊的使者，洪承疇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洪承疇降清後，朝鮮與明方真正斷絕一切往來。
崔孝一原為朝鮮軍人，多次與清朝作戰。朝鮮臣服於清後，明室日漸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車禮亮謀求刺殺皇太極，以報明室。義州府尹黃一皓、安州節度使林慶業皆與其事。崔孝一浮海到東江向皮島守將陳洪範出謀劃策，未見採納。又去寧遠投奔吳三桂，吳三桂以為謀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得知其事，將其家人皆處死。吳三桂降清後，崔孝一到北京，“獨不朝賀，不剃髮，待先帝殯，晝夜臨，十日不食，死於先帝之旁，三桂為收而葬之”。真乃忠明義士。
安州節度使林慶業先後參與了策劃獨步、崔孝一潛通明朝之事，而作為朝鮮當時最為重要的將領，清多次要求其率軍援助，他都陽奉陰違，拖延塞責。松錦戰時，清令林慶業率舟師前往旅順口，林慶業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條船漂到登州，把清將要攻打錦州情報洩露給明軍。船行海上，遇明水軍，明兵佯與之戰，誡射者不裝鉛頭空發火藥，曰：洪都督軍也。炮毋中，承疇亦誡其射者不鉛而發，曰：林總兵軍也。雙方發空炮，以故兩軍無一死傷者。又使兩人潛水到明軍告知清陰謀，又日沉船，凡六十四船。如斯援清，實則壞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責。
崇禎十二年（1639）八月，朝鮮令林慶業率兵三百人到九連城，傳令於義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軍督率五邑軍進鳳凰城，但其意不在助攻，而在於“解清人之嘖責”。進兵途中，總是故意拖延時間或想方設法自我破壞。松錦之戰後，潛通之事敗露，清使前來抓捕林慶業。林慶業逃亡，削髮為僧，伺機浮海到登州，效忠於都督黃龍麾下。不久明亡，林慶業被清兵俘獲，被送回朝鮮。當時朝鮮親清派勢力金自點掌權，林慶業被刑審逼供，跟隨林慶業的人皆被懲處，林慶業亦被掠殺。
縱觀朝鮮潛通明朝，雖然好像是幾個人所為，其實很有代表性。獨步為僧人，崔孝一為退役士兵，林慶業是將領，而背後則有朝鮮國王的支援。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書於義州族屬，言“本國（朝鮮）亦欲潛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這些潛通明朝的人和事，是否確有其事，因為無法從中國找到相應的史料，故而難以斷定。即便只是一種傳說，實質上也反映出當時朝鮮人一種普遍心態，試圖透過這種傳說，寄託某種思明的情感。朝鮮尊周思明正是在潛通明朝無法實施的情況下開始的。潛通明朝的心態在明朝滅亡後轉化為尊周思明心態，這種心態影響著朝鮮的思想與現實政治，成為朝鮮處理與清關係及國內政治的基本原則。
（本文摘自孫衛國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