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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智與悲智—— 楊絳的文學世界》 呂約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1年7月 |
●呂 約
■編者按：今年是楊絳先生誕辰110週年，在7月17日誕辰紀念日前夕，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以示紀念。該書是首屆駱一禾詩歌獎得主、詩人兼學者呂約多年潛心研究後的心血之作，是海內外首部系統化、總體性闡述楊絳八十餘年文學創作的專著。北大教授、著名學者陳曉明專門為新書作序。該書旨在透過深入剖析楊絳畢生的戲劇、小說、散文作品，引領讀者領略楊絳作品幽默與悲憫交織、理性與感性並舉的獨特魅力。本文系作者的創作自述，分享了她關於楊絳文學生命、人格精神與生命智慧的解讀和思考。
五年前的暮春，105歲的楊絳先生與世長辭，質本潔來還潔去，離開她“暫住”百年的人世“驛站”，踏上她所珍視的靈魂“歸途”，留給世人的，除了“我們仨團聚”的溫暖想象，還有九卷本的《楊絳全集》，包括她在80餘年文學生涯中所創作的小說、散文、戲劇、文論、譯文。朱弦一拂遺音在，這位自謙“我只是一個業餘作者”的現代中國文學家，饋贈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是她深厚蘊藉而氣韻生動、呈現了現代白話漢語尊嚴的精純文字，以及隱藏在文字背後的人格精神與智慧境界。
《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脫胎於我在北師大完成的博士論文。2014年夏，論文完成後，我的最大心願是能送到楊絳先生手上，表達我對她的敬意與祝福。我用鋼筆寫了一封短札，向楊絳先生報告兩個心願，亦即博士論文的未盡問題和日後的研究計劃：一是關於現代白話漢語文學的語言問題反思，以及楊絳在這一方面的獨特貢獻；二是增加楊絳和錢鍾書的“比較研究”。在兩位文學界前輩的熱心幫助下，論文和小札終於送達三里河楊絳先生家中。其時已聽聞先生身體欠佳，唯有默默為她祝福。兩年後，楊絳先生辭世“回家”。
在晚期代表作《我們仨》的結尾，楊絳這樣表達喜與悲的不可拆分：“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一起過日子。’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人的情感有喜與悲，故事形式有喜劇與悲劇，智慧方式有喜智與悲智。喜智與悲智的情感辯證法與藝術辯證法，是楊絳智慧的綵鳳雙翼。錢鍾書借佛教術語“悲智”評價王國維：“比興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勝義”。按照情感辯證法的規律，“悲”與“喜”乃人之情感心理中相反相成的辯證統一。在我看來，既有“悲智”，亦應有“喜智”，即表現為喜劇意識的智慧。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上海“淪陷”時期的灰暗苦悶之中，楊絳以喜劇創作登上文壇，“用喜劇裡的幾聲笑，表示我們在漫漫長夜的黑暗裡始終沒有喪失信心，在艱苦的生活裡始終保持著樂觀的精神。”在三部喜劇之後，她又創作了悲劇作品《風絮》。喜智與悲智的情感辯證法，不僅是楊絳的“初始風格”，還貫穿其創作始終，是貫穿她文學生命的風格與人格本質。
正是這種喜智與悲智的辯證智慧，使得楊絳不同時期不同體裁的創作之間，形成了精神的統一性與內在的關聯性。因此，我用“喜智與悲智”來概括她的智慧特徵。楊絳的晚年寫作之所以構成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不僅因為她在高齡之年持續創作出富有精神深度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其自由活潑、氣韻生動的表達方式，與暮年生命圖景所形成的反差。在其晚年作品中，憂世傷生的人文情懷與終極思考的深沉智慧，始終伴隨著積極樂觀的生命意志，以及自由創造的審美精神。在現當代文學史中，楊絳是少有的能將達觀精神與“笑”的能力保持到人生終點的作家。其晚年文體風格的獨特性，正體現在悲劇與喜劇美學的相互轉化之中。
陳曉明先生在序言中說：“楊絳身上既有古代中國的隱士風流，也有現代中國的啟蒙意識，她足夠複雜，正因為她足夠真誠。魯迅先生說，知識分子要有‘野草’精神。那麼，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楊絳可否被視作一株優雅佇立的‘野草’呢？”的確如此。楊絳的野草精神，源於她的人格魅力，以及深厚的歷史文化智慧。她秉承“修辭立其誠”的中國文字傳統，將“修身”與“修辭”合二為一。她心接古今的審美理想，貫通中西的文化視野，透過長達八十餘年的文學實踐，將作家和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與美學風格合而為一。
在文學創作之外，楊絳的風格與人格，還為身處價值選擇困境中的當代人提供了一種精神啟示。身處楊絳筆下喧鬧紛擾的“軟紅塵”裡，此時我們更能體會，面對現實世界與人生的不完美，面對天人之際永恆的衝突與和解，“喜智”與“悲智”，作為人在面對自身與世界時理性與情感的雙重智慧，恰如綵鳳雙飛翼，缺一不可。楊絳智慧的雙翼，正是她饋贈給我們的“仙家法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