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於天津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從小就長得很漂亮，比傅索安小七歲的弟弟傅索強曾憑他少年時的記憶對1968年時的傅索安作了一個白描式的敘述：“她個頭很高，大約不會少於一米六七；不胖不瘦，體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間；鴨蛋臉，五官長得很端正，分佈得很均勻，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來總閃著光波，眼睛上部長著一對濃黑的月牙眉。她和當時的同齡入一樣，愛穿一套草綠色的軍裝，右臂套著個紅袖章，剪得很短的頭髮上壓著一頂軍帽。”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在班級裡是一個很具號召力的活躍分子。傅索安喜歡看書，這個愛好又使她養成了勤于思考、善於思考的習慣。因此，她考慮的問題往往比她的同學要深遠些。正因為如此，傅索安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別人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學校的一般教師時，她已經在寫“制定和忠實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區、市教育局長頭頭的大字報了。當她的同學跟著炮轟教育局頭頭腦腦時，她已登上火車去了北京，成為8月18日毛澤東主席首次接見的紅衛兵中的一員。接著，傅索安開始了“革命大串連”。她的串連有別於當時絕大多數紅衛兵，不是遊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種社會調查。三個月中，傅索安的足跡走到了新疆、內蒙古和東北三省，不但去城市，還下了農村。
1966年底，傅索安發起組織了一個“橫空出世造反總部”，因內部鬥爭激烈又受到其他成員的排擠，傅索安遂和其他5人組成了一個所謂“山下派”戰鬥隊。
1968年，傅索安等六人在製造了一起驚動了江青的“張厚石案件”後，為逃避追查，以串連為由，逃至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與黑龍江省交界處的奇瑪村，這裡距中國、蘇聯的界河額爾古納河不到二十公里，離另一條界河黑龍江也不過百來公里。這一年的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的號召，傅索安等六人便成為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最早赴農村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
就在傅索安他們剛剛在奇瑪村安下家，準備將大批判的熱情和幹勁轉向戰天鬥地時，發生了一起事件。這起事件，導致傅索安成了祖國的叛徒，克格勃的特工。
與奇瑪村相距四華里的鮑家莊是一個各民族雜居的村落，兩村積怨已久，自60年代初困難時期開始，奇瑪村和鮑家莊又為使用新修水庫的蓄水產生矛盾，並逐漸形成衝突。當時，傅索安在思想上把自己完全當成奇瑪村的一員，自然對此事特別關心，加之她思維活躍，生性好動，便為奇瑪村出謀劃策，不料反倒讓矛盾激化，引發了兩村流血事件，一場大規模的械鬥一觸即發。內蒙古境內額爾古納河的邊境人民解放軍部隊發現隱情後，緊急向上級領導彙報，傅索安等人無疑成了“挑動群眾鬥群眾”得“黑手”。
被逮捕後的傅索安知道，自己是首犯，之前又犯過事，這次恐怕只有死路一條。1968年5月8日晚，傅索安設法從臨時監押所逃了出來，她跳進額爾古納河，往蘇聯方向游去。當她在水裡昏過去即將被冰冷的河水吞沒之際，一艘蘇聯巡邏艇發現並救起了她。
傅索安醒來後，蘇聯邊防軍和克格勃特別調查部對這個不明身份的中國姑娘進行了輪番訊問、審查和考驗。1968年7月17日，蘇聯方面終於查清傅索安確實是“真心實意前來投奔偉大的蘇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委派安德烈上校向傅索安徵詢是否願意參加他們的工作？死裡逃生的傅索安激動萬分，立刻表示同意。
隨即，傅索安被送往坐落於距莫斯科北側一百多公里的特維爾市郊區伏爾加河畔的一所特工訓練學校——特維爾諜報學校。
在特維爾諜報學校，傅索安學習努力，各科成績都很優秀。1970年元旦過後，傅索安從特維爾諜報學校畢業，前往蘇聯國家委員會第一管理局人事部報到。報到後的傅索安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去香港取一份重要情報。
傅索安的香港之行雖令她膽戰心驚，但事後證明克格勃啟用初出茅廬的她是大膽明智的，同時也證明傅索安是值得信賴的。這樣，克格勃便決定委予她一項重任。
時任蘇聯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在衛國戰爭時曾是一位將軍。1943年春，勃列日涅夫將軍在行軍途中，救下了一個餓得奄奄一息的少年，少年叫尤里·巴甫倫夫，16歲，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市列寧十年制學校的九年級學生。衛國戰爭爆發後，他的父母均死於德軍空襲，哥哥姐姐參加了游擊隊，也先後戰死。他為了給親人報仇，決定參加游擊隊，拿起武器親手殺死德國鬼子。在尋找游擊隊的途中，他凍餓交加，昏迷了過去。
勃列日涅夫將軍聽說了尤里·巴甫倫夫的情況後，深表憤懣和同情，親自去看望他，並給予安慰、問候，問他是否願意留在這支部隊裡，參加反侵略戰鬥。尤里·巴甫倫夫人喜出望外，當即表示願意。
勃列日涅夫將軍指示把尤里·巴甫倫夫送往偵察連當士兵。尤里·巴甫倫夫人在那裡表現出色，立了兩次功。1944年底，勃列日涅夫將軍下令把尤里·巴甫倫夫調往司令部，擔任他的衛士。
1948年，尤里·巴甫倫夫見蘇聯已經迅速恢復了經濟，戰前的大學也已重新設立，就向勃列日涅夫將軍表達了他想去上大學的心願。當時，勃列日涅夫已介紹他參加了蘇聯共產黨，正準備把他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但勃列日涅夫還是尊重他的選擇，馬上出面聯絡，把他送進了軍事科技大學。尤里·巴甫倫夫人入學後，選擇了輕火器專業。由於勃列日涅夫的關係，學校把他作為特殊物件進行重點培養。1953年，尤里·巴甫倫夫人以優異成績從軍事科技大學畢業，被母校留校任教。勃列日涅夫繼續對他予以關懷，勉勵他在工作的同時進行輕火器研究。在這種關心下，尤里·巴甫倫夫在三年內設計出兩種世界上一流的輕火器，填補了蘇軍在這方面的空白。1958年，他被調往專業部門從事輕火器研究，成為蘇聯新一代的兵器專家之一，獲得了許多榮譽和獎勵。
尤里·巴甫倫夫出名後，卻漸漸變了，他不僅好色，還特別喜歡揮霍錢財。儘管他是蘇聯少數高薪階層者之一，但其收入仍遠遠不能彌補支出，只能以借債來支撐。至1966年，尤里·巴甫倫夫已經債臺高築。為了躲避討債者，他不得不經常待在他的研究室裡，那裡高牆電網，戒備森嚴，即使是紅軍高階將領，也必須持通行證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進入，這樣過了大約一年，1967年11月中旬，尤里·巴甫倫夫應邀去保加利亞講學。在那裡，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對他進行收買，於是，他背叛了祖國，也背叛了挽救他、培育他的勃列日涅夫。
尤里·巴甫倫夫叛國後，先在美國特工的安排下秘密逃往西德，然後繞道英國去了美國。在美國，他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全部蘇聯兵工業的秘密，犯下了特大叛國罪和洩密罪，嚴重損害了蘇聯的利益。情況報到勃列日涅夫那裡，他大為震怒，指示必須嚴厲處置。蘇聯紅軍最高軍事法院於1968年3月組成特別法庭，進行缺席審判，判處尤里·巴甫倫夫人死刑，並特別強調任何一個蘇聯公民都可以以任何方式執行這個判決。
當時，尤里·巴甫倫夫人在美國費城。判決生效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直接向行動執行部下達命令，讓該部立即派特工去處決這個叛徒。行動執行部派兩名特工飛赴費城，但還沒下手就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發覺，並通知尤里·巴甫倫夫人轉移了。一個多月後，執行者在夏威夷群島的巴塞頁島上發現了尤里·巴甫倫夫的行蹤，但當過衛士的尤里·巴甫倫夫十分警覺，兩次避過了死神的襲擊。之後，他就失蹤了。克格勃對外諜報局奉命調查了一年有餘，還是沒有發現尤里·巴甫倫夫人的行蹤。1969年底，克格勃獲悉，他已經整容換面，改變了國籍和姓名，以西德商人的名義定居在日本東京，開了兩家公司，進行正常的經商活動。
尤里·巴甫倫夫很狡猾，他既有保衛工作的經驗，又有保鏢，並且已經對克格勃有防範意識，所以歐洲人根本不想接近他。克格勃考慮到，傅索安是中國人，又是一個年輕姑娘，也許不在尤里·巴甫倫夫的防範範圍內，因此幾經研究，決定讓她去執行這個任務。’傅索安被迅速接往位於莫斯科東側市郊的一幢建築物裡。當傅索安踏進其中一個大房間時，不禁大吃一驚：裡面設定了一個足有20平方米大的東京全景立體沙盤，上面有東京的每條道路、每條河流、每幢建築物、每座橋樑、每根電線杆，商店的招牌、公共汽車的站牌都標得清清楚楚，用放大鏡一看，全是日文。這個沙盤是特地為這次任務製作的，克格勃對此的直接投資是七萬八千六百萬盧布。它等於是從東京上方一百五十米處對全市的直接俯瞰。
負責此事的少校和他的助手極為詳細地向傅索安介紹了尤里·巴甫倫夫在東京的住宅位置、公司所在地、座車牌照號碼、日常活動規律、體態相貌特徵(有照片和錄影)，並且交代了代號為“W-I”的暗殺方案。
少校說：“我聽說中國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叫做‘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話對你這次赴東京執行‘W-I’方案完全適用，克格勃的專家在制定方案時無法判定尤里·巴甫倫夫一旦在意外情況下所採取的行為，這就需要你自己根據情況靈活掌握了。總之，不管你採用什麼方法和手段，除掉這個叛國分子就算圓滿完成了任務。”
傅索安點頭：“明白！”
少校又向傅索安交代：為了配合她執行“W-I”方案，克格勃對外諜報局已經指定在日本活動的特工抽出人員組成一個支援小組，將在她需要時提供必要的支援；具體聯絡方法以及執行方案所用的毒藥槍等，將由去東京羽田機場接她的那個人負責轉交。
1970年4月上旬的一個週末，傅索安持克格勃偽造的護照，以香港居民赴日本旅遊探親的名義，化名“李娜麗”飛抵東京，順利地通過了海關檢查。機場外面，克格勃已經安排了一個日本中年男子來接站。
這個日本人名叫固關孝三郎，是東京一家機械公司的汽車司機。傅索安在莫斯科接受任務時被告知：此人是她的臨時房東，她被安排住在他的家裡，住宿及搭夥均需付錢，絕對不能讓他知曉她的真實身份及使命。因此，傅索安到他家後，馬上贈送給固關孝三郎夫婦每人一件中國真絲短袖衫，說明自己將在東京待一段時間，邊打工邊尋找已經失散多年的叔父，還預付了一些食宿費用。固關夫婦很是客氣，再三推辭不掉方才收下，然後衝傅索安連連鞠躬。他們把傅索安安排在靠近後門的一間十來平米的小屋裡，傅索安可以從後門自由進出，這使她感到很是滿意。
當天晚上，傅索安拿出尤里·巴甫倫夫整容後的照片，最後看了一遍，然後使用銷燬劑將全部照片化為紙漿，倒進抽水馬桶沖掉。至此，尤里·巴甫倫夫的形象已經深深地印在傅索安的腦海裡，即使他混在幾十個和他年齡、體形、外貌都差不多的男子中間，她也有把握一眼就認出來。
第二天，傅索安花了一天時間，坐車兼步行把東京轉了個遍。
她驚奇地發現，東京的地理、環境、建築物分佈情況和克格勃的那個立體沙盤完全一樣，甚至連警察站崗、巡邏的位置、路線也毫無差異。傅索安由此覺得自己對東京是相當的瞭解，增加了她完成任務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開始接觸行刺目標。尤里·巴甫倫夫住在東京市區南部一個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個高階公寓小區，距傅索安下榻的固關孝三郎家有兩站路，步行大約需要一刻鐘時間。根據克格勃掌握的情報，尤里·巴甫倫夫的活動規律是這樣的：每天清晨6點鐘，他在兩個日本保鏢的陪同下，從家裡出來，步行到附近的一個小型公園散步三刻鐘左右，然後來到公園前的天橋上，那裡有幾個擦皮鞋攤，他會隨意在其中一個攤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閱讀上天橋前從報攤上買來的當天早報。一張報紙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報紙和錢走人。回到家用完早餐後，他又坐上私人轎車去他所經營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倫夫人經營著兩家公司；此外，他還開了一個技術諮詢所，專門接受機械方面的技術諮詢。尤里·巴甫倫夫上班時間通常總是待在無線電器材公司，機械公司或者技術諮詢所有業務，都是透過電話向他請示。他在無線電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點鐘，這才坐車返回阿谷町公寓。之後，他不再出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倫夫都過著這種深居簡出的單調生活。他和他叛逃後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兩個年輕漂亮的女秘書兼傭人生活在一起。由於他的好色，那兩個日本女青年無疑是他發洩性慾的物件。尤里·巴甫倫夫常年僱著兩個保鏢，他們日間一起值勤，晚上則輪換著在公寓裡提供保護。
傅索安不露聲色地盯了兩天，發現尤里·巴甫倫夫的活動規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況毫無差異。於是，她開始考慮如何下手。
根據克格勃的方案，她應當在尤里·巴甫倫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樓”下手。“兵部大樓”即尤里·巴甫倫夫經營的那家無線電器材公司所在地，這是一幢五層建築物，以業主兵部規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倫夫的公司位於八樓，佔用了一半房間。克格勃的行動專家在反覆研究後，認為傅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樓”尋找機會對尤里·巴甫倫夫下手。因為一般情況下，保鏢在公司或者家裡對他的保護物件的關注程度最為薄弱，此時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殺所用的武器是特製的毒藥槍，所以傅索安下手後不易被懷疑，容易脫身。因為此事關係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傅索安考慮得特別細緻。
她很快就發現了一個漏洞：從理論上說，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樓”伺機下手。但是，在具體實施時，可能會遇到這樣一種情況，即進入大樓後無法下手，甚至一連幾次都無法下手，這樣，對方肯定會注意到她，那時她就再沒有機會了。這不是拿她的性命當兒戲嗎？傅索安氣得差點破口大罵。但氣歸氣，罵也可以，行動卻必須實施。
克格勃的紀律森嚴，如無特別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務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安德羅波夫有句名言：“須知我們用人民所創造的財富送你們到國外去，不是為了讓你們觀賞異國風情和享受高階生活的！”後面他沒有說，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開動腦筋，另想辦法完成任務。她以生病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兩天，終於想出了一個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給她的一應急聯絡方法，在阿谷町地鐵車站出口處閱報欄的第二根木柱子一點二米高度處，用手指甲刻了一個不十分明顯的三角形圖案。次日上午8時許，她去街心花園，在長椅上坐下，手裡拿著一本色彩鮮豔的畫報。一會兒，來了一名歐洲男子，用英語對上暗號後，問她有什麼事需要協助的。
傅索安用英語說：“請給我安排一個在阿谷町天橋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賣報機會，並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時內行嗎？”
傅索安當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倫夫只在早晨去天橋，尋思三十六小時其實和二十四小時是一樣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點了點頭，又問：“怎麼聯絡？”
對方說：“明天晚上8點鐘，請您去大東京電影院門前，有人會遞給你票子，您進去就解決了。”
傅索安站起身來：“好的。那麼，再見！”
三十六小時後，傅索安準時抵達大東京電影院門口，果然有一個日本男子遞給她一張票。傅索安憑票入場，對號入座，發現旁邊的位置空著。一會兒，燈光熄滅，電影開場了。有個人無聲無息地挨著她旁邊坐下，在經過她面前時，把一個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來分鐘就離開了電影院，回到固關家開啟皮包一看，裡面有一套東京報販穿的衣服，一張摺疊式尼龍布小椅子，一塊印有“東京報紙專賣”字樣的塑膠布和一些零錢。另外還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的竟是中文，讓她明天早晨6點鐘去天橋下襬出報攤，會有人給她送來報紙。條子上還附有報紙的種類、名稱、批發價和零售價。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剛在天橋下尤里·巴甫倫夫每天買報紙的那個位置放下椅子，攤開那塊塑膠布，便有一輛腳踏車到了面前，騎車人扔下一包報紙後，點點頭便走了。傅索安把報紙在塑膠布上擺開，坐在椅子上開始賣報。不一會兒，另外幾個報販也未了，各自找了個位置，攤開報紙，等候主顧。
6點40分，傅索安估計尤里·巴甫倫夫要來了，便悄悄取出毒藥槍，卷在一份報紙裡面，然後拿了一顆“糖果”，放進嘴裡慢慢地嚼著。她剛把“糖果”嚥下去，就看見身高體壯的尤里·巴甫倫夫在馬路對面氣定神閒地踱著方步往這邊走來，身後跟著兩個比他矮一個頭的保鏢。傅索安馬上把藏著毒藥槍的那份報紙捲成喇叭狀握在手裡，朝行人輕輕晃動著。東京報販不興吆喝，這個動作就是招攬顧客。一個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駐步，買了一份《東京灣時報》。
他剛走，尤里·巴甫倫夫已經來到面前，漫不經心地往塑膠布上扔下一張紙幣，說著蹩腳的日語：“請給我一份《東京晨報》。”
直到這時，傅索安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思維上的錯誤：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倫夫面部之間的距離遠遠超過兩尺，如果開槍，顯然起不到效果，還有可能會被察覺。要想達到效果，除非站起來，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兩個保鏢馬上會作出反應！傅索安嘆一口氣，只得放棄計劃，把報紙和零錢一起遞給尤里·巴甫倫夫，衝對方嫣然一笑，用日語說了聲“謝謝”。
尤里·巴甫倫夫對女性特別注意，他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張俏麗的臉蛋，眼裡散發出一種異樣的光彩，居高臨下對著傅索安審視了幾秒鐘，開腔問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點點頭：“是的，我來自香港。”她牢牢地記著克格勃專家的關照，不說“中國人”，而說“香港人”，因為當時香港居民對外都不稱“中國人”而稱“香港人”。
尤里·巴甫倫夫點點頭，鼻音重重地“嗯”了一聲，和保鏢一起上了天橋。傅索安望著他的背影，懊惱萬分地把那份卷著毒藥槍的報紙放進了裝報紙的帆布袋。此後兩個小時，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著天橋上的那幾個擦皮鞋攤頭，尋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裝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機會了。但現在已不能“轉行”了，否則定會引起懷疑的。
就這樣，傅索安一直到賣完報紙收攤走人，還是沒能想出什麼方案來。往回走的時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沒有限定時間，還有迴旋的餘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圖。傅索安走到拐彎處時，忽然從後面走來一個人，攔住了她的去路。她定晴一看，認出是那個歐洲男子。對方開口問她還要提供什麼幫助，她說現在不需要什麼，但是從今天起每天晚上8點鐘都必須去街心花園和她見面。對方連連點頭：“明白！明白！”然後迅速離去。兩人接觸不過十秒鐘，在旁人眼裡，這是一次生活中常見的問路。
此後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町天橋下賣報，尤里·巴甫倫夫也每天從她手裡買報，他盯著她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顯然頭腦裡已經動起了歪腦筋。傅索安對於尤里·巴甫倫夫，就像一個獵手隔河面對著極想獵獲的獵物，徒然渴望而又無可奈何。
每天晚上8點，傅索安準時去街心花園赴約，因為沒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個歐洲男子說話，眼神一對，微微搖頭便走開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悶悶不樂地從街心花園往固關家走時，目睹了一次因腳踏車撞人而引發的三人吵架，她心裡突然一動：有了！我何不……
二十四小時後，傅索安和那個歐洲男子在街心花園見面，她向對方作了交代後，問實施起來是否有困難。對方沉思了一會，說：“沒問題！請您說個時間。”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點50分，請來人看我的暗號行事。事成之後，請安排我立即離開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願您獲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這個日子，無論是號碼還是星期排列，都是歐洲人所深感忌諱的，許多人把這類“13”和“一”。相逢的日子稱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國的風水先生所說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倫夫就是這天被刺身亡的。
這天早晨，尤里·巴甫倫夫和往常一樣，在6點45分左右來到阿谷町天橋下，徑直走到傅索安的報攤前，扔下鈔票買《東京晨報》。傅索安送上報紙和零錢時，一雙眼睛顯露出嬌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倫夫見狀，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隻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臉上輕輕擰了一下，用俄語嘟噥了一句：“真是誘人的東方美人啊！”這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句完整的話語。
尤里·巴甫倫夫走上天橋，在一個擦皮鞋攤前的椅子上坐下，兩個保鏢一左一右分站兩側，兩雙眼睛各自警惕地注視著兩側的通道口。尤里·巴甫倫夫開始看報，不可思議的是，這天他竟一反常態，從衣袋裡掏出香菸，點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著，這為傅索安的行動提供了極為理想的掩護。一隻皮鞋剛擦到一半，忽然從天橋下傳來爭吵聲，那是傅索安和兩個日本大漢為了對方走路時踩髒了塑膠布而引發的。傅索安銅鈴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語，馬上使尤里·巴甫倫夫辨別出這是誰了，他放下報紙，把臉轉向那個方向。就在這時“啪”的一聲，傅索安捱了其中一個大漢一記重重的耳光，她尖聲大叫，拔腿就往天橋上逃，手裡很“自然”地拿著一份捲攏的報紙。那兩個大漢嘴裡罵罵咧咧，在後面緊迫不捨。
傅索安逃上天橋，朝尤里·巴甫倫夫這邊奔來，一臉驚懼，嘴裡用日語大聲叫著“救命”。尤里·巴甫倫夫見狀，馬上作出反應，指著傅索安：“過來……攔住！”
過來——是招呼傅索安：攔住——是對保鏢下的命令，讓攔住後面那二個大漢。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大漢已經趕上傅索安，飛起一腳踢在她的臀部，傅索安驚呼一聲，整個身子朝尤里·巴甫倫夫這邊跌衝過來。兩個保鏢已經上去擋住兩名大漢，尤里·巴甫倫夫急忙把擱在架子上擦皮鞋的那隻腳放到地下，想起來扶住傅索安。就在這時，傅索安隔著報紙按下了毒藥槍的按鈕，槍管裡的毒藥從報紙裡噴出來，化成一股淡霧，直襲尤里·巴甫倫夫的臉部。幾乎是同時，尤里·巴甫倫夫一聲不響地栽倒下來，正壓在擦皮鞋者的身上，引出後者一陣負痛的狂叫。傅索安也“立足不穩”而摔倒在地上，藉機把毒藥槍塞進懷裡，將報紙扔在一邊，以示“無辜”。兩個保鏢聽見叫聲，回頭一看，大驚失色，慌忙奔過來扶尤里·巴甫倫夫。兩個日本大~漢仍不肯罷休，狂奔過來要打傅索安，傅索安爬起來就往橋下奔逃，攔下一輛出租汽車(也是預先安排的)，上去狂叫“快開”。汽車急駛而去，傅索安馬上吸解毒藥，然後將毒藥槍、解毒藥交給司機，下車攔住另一輛出租汽車，直奔羽田機場。尤里·巴甫倫夫被送到醫院時，早已氣絕身亡。那兩個保鏢這才想起報告警方。東京警視廳派員趕赴醫院，瞭解情況後，一面通知死者家屬，一面調查傅索安和那兩個日本大漢的下落，同時傳訊了那幾個在場的擦皮鞋人。尤里·巴甫倫夫的妻子趕到醫院後，同意解剖死者屍體。結果，經法醫驗檢，認定尤里·巴甫倫夫死於心肌梗塞。於是，東京各方撤回了所有調查人員。而此時，傅索安早已飛離東京了。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