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程婷
像一顆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層層漣漪般，“北京大學免去王錚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長職務”的訊息在教育圈傳開，然後不斷向外擴散。
從12月14日北大發布《關於王錚免職的通知》至今，相關話題討論仍在繼續。討論的核心並非王錚，而是他在北大附中進行的改革，以及由此引發的“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之爭。
作為一位因大力推行素質教育而受到關注的中學校長，王錚去職之後，有兩種極端對立的聲音交鋒，一種聲音是為王錚鳴不平，甚至慨嘆“中國只剩一種中學了”；另一種聲音卻認為王錚的改革是以工薪階層孩子的升學率做代價，“早該免去”。
“在正反兩面的聲音中，前者動機是好的，但並不全對；後者的評價雖然有失公允，但也不能說全錯。”作為教育學者，北師大教育學部教授檀傳寶認為，王錚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沒有錯。但需要關注的是，追求學生全面發展不能不包括升學率，若改革後學生其他方面好了但成績下去了，不叫全面發展——這應該是對所有教育改革的檢驗標準之一。
中國教育線上總編陳志文認為，王錚是一個有教育理想並執著推進的人，值得被尊敬，但或許並不算一位全面優秀的校長。王錚去職引發爭議的背後，並非簡單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爭”，實則深刻反映了中國教育面臨的困境與尷尬。
檀傳寶認為，教育的很多問題是社會問題，一定程度上需要透過社會發展來解決。但同時，他指出，在中國需要參與大國競爭的當下，應當增強孩子的綜合實力而不是去削弱。社會應該以更寬容的態度去看待這些勇敢的改革者。
王錚和他的教育改革
出生於1964年的王錚，與北大附中已結緣40餘年。
他於1980年考入北大附中，1982年考進北大物理系，四年後大學畢業回到北大附中任教。
王錚在北大附中任教期間表現可圈可點。公開資訊顯示，他1993年被評為北京市優秀教師，1994年、也即30歲起任北大附中副校長，1998年被評為北京市中青年骨幹教師。
在北大支援深圳大學建設的大背景下，2000年王錚前往深圳籌辦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兼任南山分校校長。2002年至2009年4月任深圳中學校長，並於2003年被評為深圳市優秀校長。
在深圳中學期間，王錚就開始了教育改革。比如，他強調學生髮展的主動性；主張高一高二發揮學生的興趣，讓學生在自由的空間內成長，高三學生則一心為高考做準備。
2009年，王錚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以前中國的教育模式很統一，千校一面，大家都學一樣的東西。但是其實每個學生稟賦不同，發展方向可以不一樣，社會需求也是各種各樣。所以我想在學校教育中能夠有一點多樣化，能有一些選擇，給學生一種不同的發展過程。這是我推進一些改革的初衷。”
2009年4月，王錚回到北大附中任校長。從2010年起，北大附中推行“走班制”改革，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個性化的課表到不同教室上課，高一的學生可能會和高二的學生一起上同一門課，不再有傳統的班主任。高三學生則專心為高考升學做準備。
在北大附中校友石楠看來，王錚在北大附中做出的改革主要是實行“走班制”和建立了專門的國際部（也即出國方向的單元/書院）。
2013年以後，北大附中借鑑英美House制與中國傳統書院制，將原來的六個單元發展成八個書院。書院在打破固定班級下的固定人群后，以書院自治推進公民教育、以混齡學長制推進書院傳承。2019年9月起，其中兩個書院被列為出國方向，其他書院為高考方向。
多名教育界人士在向澎湃新聞談及王錚時都提到，王錚是一個有教育理想的人。
王錚沒有直接闡釋過自己的教育理想，但從他過去的一些言論中可以略窺一二。
王錚在任深圳中學校長時提出：深圳中學致力於培養個性鮮明、充滿自信、敢於負責，具有思想力、領導力、創造力的傑出公民。他們無論身在何處，都能熱忱服務社會，並在其中表現出對自然的尊重和對他人的關愛。
在王錚回京擔任北大附中校長後，這段話也曾被寫進北大附中的宣傳冊——只是把開頭的“深圳中學”換成了“北大附中”。
另外，在2015年央視紀錄片頻道播出的紀錄片《高考》中，王錚有過一段較為直接的表述。他說，現在的體制下，教育是“戴著手銬腳鐐還得跳舞”，而真正放開了跳舞是每一個做教育的、做老師的人都向往的事情。“所以，只要有機會，只要有合適的土壤和條件，我們就一定會做這樣的嘗試。”
王錚去職後，北大附中將走向何方？
從深圳中學到北大附中，王錚的確一直在嘗試教育改革。與之同時，各種爭議、風波與他的改革如影隨形。
紀錄片《高考》中提到，王錚對高三的改革引起了軒然大波。紀錄片裡，王錚本人提到，北大附中有很多北大子弟，有人告到北大領導處，認為大學得出面，不能讓校長（王錚）亂來，甚至建議把校長給撤掉。
有學者認為，回頭再去看，當時北大並沒有免去王錚的校長職務，說明北大對王錚的改革是有較大的包容度的。與之同時，王錚在改革中也是有所妥協的。在紀錄片《高考》中，受訪的北大附中學生說，高一高二和高三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到了高三就被封閉到了五層和六層，原因是高三要按高考規則去專心備考。
然而，有教育界人士指出，近年來，在北京海淀區的幾所重點中學中，北大附中的升學率（主要是考上北大清華學生人數）已經遠遠落後於曾與之在同一個陣營的學校。有家長將北大附中“沒落”的原因歸結於王錚的教育改革，因此不時有人公開提議對王錚免職。
“事實上，如果高考更注重綜合素養一點、題型更靈活一點，會對北大附中學生有利；但在目前的考試模式下，拼高考分數的話北大附中就差了那麼一點。”一名學者說。
今年是57歲的王錚擔任北大附中校長的第13個年頭。12月14日，北大官網校內公告欄釋出通知：學校研究決定，免去王錚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長職務。
這則訊息從北大及北大附中傳出，並迅速在教育圈內傳開，進而引發社會關注。
儘管該訊息中北大未言明因何故免去王錚校長職務，但在王錚教育改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中，都有為數不少的一部分人認為，王錚去職與其教育改革引發巨大爭議有一定關係。
與之同時，不管是王錚教育改革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中，都有不少人認為北大附中將走向另一個時代。有人甚至擔心，未來的北大附中會迎合家長的需求，追趕其他名校，走向重升學率、重清北率的道路。
但中學時代經歷過王錚和王錚前任校長康健治校的石楠並不認可這種觀點。她說，“我覺得換校長不會對北大附中產生那麼大影響。”
在石楠的印象中，北大附中前任校長康健氣質儒雅，說話喜歡引經據典，見到學生總是笑眯眯的；王錚則屬於“理工男”氣質，做事雷厲風行，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學校，下午放學後留在學校參加社團活動的學生常常能碰到王錚在食堂用晚餐。
近期，石楠和很多校友聊起北大附中。討論到最後，他們有一個共識，即北大附中傳承了北大的精神與氣質。雖然北大附中經歷過多次改革，有過多任校長，但其內在的一些特質（比如追求自由、強調自主學習等）都沒有發生過本質的變化。
石楠記得，在康健時代，北大附中也是自由多元的，老師上課不會完全按照教材講，而是會做很多知識拓展；各種社團活動也很多，學生每天放學比較早，但想留在學校自習也可以。到高三時，老師會調整教學狀態，根據高考要求，再帶著學生捋一遍教材內容，以便學生能熟悉高考題型、規則，更好地應對高考。
“在王錚治校之前，北大就沒那麼重視學生是否一定要考上北大或者清華。老師平時更多是在引導學生髮現和發展自己的興趣，填志願時也引導學生要結合自己的興趣選專業，而不是學校排名。”石楠說，她當初就放棄了去北大的機會，選擇了另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名氣不如北大，但她感興趣的專業的知名度比北大相同專業知名度更高。
因此，在包括石楠在內的北大附中畢業生看來，王錚改革的步伐並沒有大到讓人難以接受；而王錚之後的校長，大機率不會、也不可能改變北大附中內在的精神。
陳志文也指出，幾乎所有大學附屬學校都會帶有其所屬大學的基因、風格，王錚去職後，北大附中可能會有一些變化，但它身上依然會是北大的基因。王錚的前任，康健校長同樣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校長，這不是偶然的。
“因此北大附中不可能去向‘清華附中’或者‘人大附中’靠攏，更不可能變成衡水中學。”陳志文說。
“歷史重演”與教育改革之困
王錚被免職後，很多人認為，這背後是一場“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之爭，已被提倡的多年的素質教育敗給了現實，敗給了應試教育。
事實上，教育改革帶來的爭議和矛盾不只存在於北大附中身上。
近期有多名教育界人士向澎湃新聞提到，其實王錚在深圳中學推行教育改革時，也曾遭到一些家長反對。
另外，2020年高考分數公佈後，南京一中校長被家長點名批評要求下課，原因是學校搞素質教育而導致“高分進校，低分高考”。壓力之下，南京一中認錯，併發布了有應試教育傾向的整改措施，如延長晚自習到十點，分層教學，組建尖子生團隊。
對此，檀傳寶指出，類似的事件在中國教育改革史上反覆出現過多次。
檀傳寶回憶，“十餘年前，南京市的學校比較重視素質教育，南師大附中等學校辦學非常靈活，特別重視發展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後來由於出現南京市的中學高考贏不過偏應試教育的蘇北地區的情況，最終是以南京市的學校大量引進蘇北地區的校長，將蘇北模式搬到南京的方式，來止歇輿論的。”
在分析王錚去職的原因時，檀傳寶認為，一方面是王錚本來快到退任的年齡了，另一方面可能不排除家長施加的壓力起到了一些作用。
令一些人疑惑的是，在素質教育已被提倡多年的背景下，在開放、包容、創新的深圳，為何王錚推行素質教育改革時也會遇阻？
在陳志文看來，這說明，王錚面臨的問題更多不在於體制機制的影響，而在於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理念、價值觀等難以撼動，當社會評價仍然停留在分數、名校、學歷的背景下，相關的教育改革寸步難行。“比如，王錚認為應該是這樣一種教育，但是很多家長認為應該是另外一種教育。”
此外，陳志文分析指出，人們對很多方面的問題的看法可能會受區域發達程度、開放程度等影響，但在教育方面，中國家長對孩子的期待或者說家長在意的方面卻是出奇一致的。深圳家長並沒有因為深圳是開放創新城市，而對可能影響升學率的教育改革有更大的包容度。
類似的，檀傳寶強調，很多教育問題實則是社會問題。儒家文化深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加之東亞社會“人的現代化”總體上完成得不夠好，人身依附、等級觀念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大家都只想自己的孩子做“人上人”，不願意做普通勞動者，這些才是關鍵所在。
也因此，陳志文說，“有人把王錚身上的爭議，簡單標籤化為‘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爭’，但爭議背後遠沒有這麼簡單。支持者與反對者雙方的感受都是客觀的，但也不是客觀的。”
陳志文認為，這些爭議從側面深刻反映了中國教育面臨的複雜情況，以及困境與尷尬。
“學生的全面發展不能不包括升學率”
當重新審視、評價王錚這些年在北大附中進行的改革時，多位教育界人士指出，王錚是一個有教育理想、值得尊敬的人，但其改革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或者說誤區。
“王錚在教育方面的一些評價標準，跟現有考試招生制度下的一些標準存在差異，這導致他的教育改革在家長端產生了一股張力。”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
在儲朝暉看來，王錚做的不是教育改革，而是儘可能按照他自己理解的教育來辦教育，比較看重個體內在天性的發揮。“在教育理論上，它是一種觀念。但是，這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是，辦教育不能夠按照我們某種單一的觀念來辦，而是要根據受教育物件的實際來辦教育。人的天性本身也是有多樣性的，每個不同孩子的天性的充分發揮，也只不存在於某一種方式。”儲朝暉說。
檀傳寶認為，王錚希望讓學生有更多的話語權，希望學生管理自己的學習，讓學生有更多的自由追求興趣的可能，方向沒問題，中國教育最需要的是鬆綁，讓孩子按照自己的獨立個性自由去學習。
“但需要關注的是，王錚的有些做法可能有問題。”檀傳寶說，學生的全面發展不能不包括升學率。孩子其他方面好了但成績下去了，不叫全面發展。這應是對所有教育改革的檢驗標準之一。
“想讓一個社會不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即使在發達國家也不可能。但好的學習成績應該是學生全面而自由發展的一個產物，而不是倒過來，只要高考成績、犧牲孩子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檀傳寶說。
“我覺得王錚的改革產生這些非議的主要的原因，未必是他的理想是錯的，而是最好的教育未必只有他的理想中的這一個維度。某一個維度的理想，不是教育生活的全部。”檀傳寶分析道。
檀傳寶認為，”不讓孩子刷題還要孩子學習能成績提上去，這就要讓孩子對學習有興趣，而且要提高效率。如果學校不能用自己的措施讓孩子的學習效能提高，卻非常抽象地讓孩子自由，就好比一隻鳥兒不能真正飛翔，那就不是鳥兒的自由。”
他指出，“如果說王錚的改革方向是對的，那這給後續改革者的一個啟示是：要有某些理想，但這些理想必須要跟其它教育規律結合，不能單向追求一個維度的理想。孩子全面自由的發展，不能不包括學習成績。”
未來教育改革者該何去何從？
未來的中國教育改革者該怎麼走？改革中該避開哪些誤區？
儲朝暉認為，從長遠來看，教育管理、評價應該有多樣性、包容性，要讓不同的教育觀念、教育理念能在其中發揮作用。因為每個個體的發展都或多或少得益於多樣性的觀念和理念，單一的標準、單一的觀念對所有個體都會是一種傷害。
檀傳寶則指出，很多人認為教育誰都可以辦，但這實際是停留在對古代經驗性德育的認識上。現當代教育與古代教育的最大區別在於，現代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有更多教育學、心理學的知識來做基礎。有教育理想的人也不能忽略教學本身的某些客觀規律，要避免教育改革“按下葫蘆浮起瓢”。尊重教育規律，注重提高教育的專業性，透過教育科學去要教育生產力，這一點很重要。
檀傳寶還強調，所有的教育改革措施都應該是能增進孩子的學習興趣，提高孩子的學習效能的；如果忽略這一點，而只宣傳某一個維度的改革，肯定會“出師未捷身先死”——尤其是在應試教育慣性還沒有完全消除之時。所有的教育舉措最終要促進孩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包括學習成績的有效提高。如果教育改革不能帶來教學實效的提高，即便理念是對的，也沒用。
他說，“對今天的中國來說，一方面我們要堅持素質教育的大方向，另一方面素質教育不能把我們的孩子的成績給整沒了。我們需要參與大國競爭，需要增強而不是削弱孩子的綜合實力。我們要做的是用教育科學提高效率，讓孩子有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空間去自由發展，讓他們學習起來更有內在動力。搞素質教育不等同於孩子愛怎麼玩怎麼玩。”
檀傳寶認為，在“錢學森之問”還沒有被很好地回答的情況下，社會應該以更寬容的態度去看待這些勇敢的改革者。
（應受訪者要求，石楠為化名）
責任編輯：蔣子文 圖片編輯：施佳慧
校對：張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