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來自革命導師列寧的關於革命徹底性的語錄,本是對於革命運動中幼稚病的鞭笞和警示。由於他深刻揭示的事物發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甚至會走向與其願望相反方面的辯證法原理,在一定情況下邏輯性的存在,所以也成為現實生活中人們常常用來作為“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另一種形象表述。作為革命導師對於革命運動的徹底性的這一指導性論斷,其影響作用也充分體現在了十月革命後對於反動勢力特別是羅曼諾夫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無情鎮壓上,使當時正在密謀尋找劫持尼古拉二世實行復闢的俄國白軍徹底斷了念頭,給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減少了極大地威脅;以及後來蘇聯歷史上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政治運動,無產階級專政在黨內黨外思想意識和階級鬥爭上寧左勿右的殘酷無情。當時僅1937年至1938年被歷史學家稱為蘇聯的“大恐怖”時期,在這短短的兩年內蘇聯至少有70萬人遭到槍殺,約150萬人遭到逮捕,其中還包括許多蘇聯優秀的科學家都被抓起來了,從而也鑄成了“真理再往前多邁一步就成為謬誤”的歷史憾事。
本文要說的是關於前者,也就是十月革命勝利後,對於已經退出歷史舞臺成為被監禁的俘虜的羅曼諾夫尼古拉二世家族斬草除根的歷史事例,作為一種革命手段,同中國對於同樣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處置方式的不同形成的歷史差異和帶來歷史後患,相形之下對於文章題目列寧這句話在大革命時期一定的真理性的體現。當然,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國與俄國革命程序的不同和清朝政府的落幕背景不同,所以產生的對於末代皇帝一波三折的命運折騰,最後終於釀成大患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其歷史演變雖然是中國一方面的厄運,但追根溯源來說只能是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主革命的艱鉅性和複雜性導致的局面。因而在這一歷史一幕上,由於歷史程序和階段的時差交錯,雖然被革命物件相同,都是的腐朽暮落地封建王朝,但由於直接的革命勢力物件不同,使之逃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法網,也可以說是末代皇帝乃至家族的幸運。假若歷史倒回重寫,“十月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爆裂模式完全會在中國效仿上演,何況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滅亡皇宮易主有幾個不是血雨腥風的。
從皇帝到被秘密處決——尼古拉二世的命運顛覆
由於地緣關係,沙皇俄國受西歐工業革命影響,資本主義民族工業發展相比中國較早,因而相應地受到西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波及,本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意識也得到激發,加之包括農村無產者和城市產業工人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對封建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不滿,反封建反壓迫民主革命運動此起彼伏,在1905年終於形成聲勢浩大的人民革命運動,迫使羅曼諾夫沙皇政府不得表面答應接受人民的要求進行政治改革,一面又玩弄陰謀詭計對革命力量進行扼殺,在脆弱的資產階級的妥協下,和羅曼諾夫沙皇政府懾於人民運動的威力,進行了一些政治改革,設立了國家杜馬,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羅曼諾夫沙皇政府又露出反動面目,倒行逆施,國家杜馬不但流於形式,反而成為欺騙人民的政治工具,尼古拉二世獨斷專行毫無節制,人民依然生活在封建壓迫和資本剝削制度之下,渴望的政治改革民主平等終成泡影,雖仍有此起彼伏的不斷反抗,帶來的只是一次次殘酷鎮壓,成為用鮮血和犧牲喚起廣大人民日異更加覺醒的代價,看清羅曼諾夫王朝頑固與人民為敵的反動面目,也為俄共布林什維克的成立和壯大打下了群眾基礎,醞釀革命暴風聚雨的到來。
歷史進入到1917年暴風雨終於來臨,3月8日爆發了以工人和士兵為主要力量的二月革命,在強大的革命浪潮下,3月1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佈退位,當時由於列寧還在國外尚未回國,布林什維克缺乏有力領導,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支援下,資產階級組成了以李沃夫公爵為首的臨時政府,把持了政權,但工人士兵革命的主要力量還掌握在布林什維克手中,並與臨時政府有協定不得解散,因而地方蘇維埃政權陸續建立,形成了兩個政權並立局面。
由於臨時政府成員中存在著形式上的君主立憲時期舊官吏,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右傾妥協,這個不顧本國人民水深火熱,頑固堅持對外擴張窮兵黷武,對內雙手沾滿革命人民鮮血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被人民革命力量趕下臺之後,竟然讓其帶著全部家眷和保姆侍從,臨時政府還撥著經費安排到西伯利亞的託博爾斯克政府官邸,並派三百名士兵保護其安全,使其享受著悠閒富足的生活。
但好景不長,清算還是到來了。二月革命勝利正好一月之後,列寧於4月16日回國,擔負起了繼續革命的領袖重任,十月革命爆發,臨時政府垮臺,蘇維埃國家政權成立,立即宣佈了停止對外戰爭,對國內包括伊萬諾夫保皇勢力在內的反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反動勢力展開進攻,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當然作為本身就在尋求利用姻親關係到外國政治避難,而且反動勢力時刻企圖用以復辟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依然存在,一旦被反動勢力劫持利用無疑是有力的抓手或槓桿,隨時都是禍患,死灰復燃,成為新生蘇維埃政權的威脅,必須對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討還其對革命人民欠下的血債,使保皇勢力及其他反動勢力徹底失去精神支柱,瓦解其力量。也對於防止歐洲同盟國帝國主義勢力利用其進行反撲復闢斷絕後患。所以,蘇維埃最高決策層果斷做出決定。1918年7月中旬,看守沙皇的秘密警察接到命令,為了維護蘇維埃的安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達到革命的徹底性,決定處決沙皇全家。處決沙皇的行刑隊到達監禁地,當時,沙皇夫妻和子女共7人,還有4名誓死忠心陪伴他們的僕人,分別是沙皇的御醫、廚師、貼身女僕和男僕。
1918年7月17日凌晨兩點,行刑隊頭領讓御醫喚醒熟睡中的沙皇一家,到地下室集合,聲稱要臨時轉移,被押解到一個僅30平方米空無一物極其簡陋地下室裡,尼古拉二世懷抱著兒子和全家一起進去後,4名僕人尾隨。皇后問能否給他們個椅子坐,行刑隊頭領命人搬來三把椅子。於是,沙皇夫妻坐下,太子坐在父母中間,四個公主和隨侍圍站在後面。隨後一個八人的行刑隊進入地下室,並關上房門。行刑隊頭領簡短宣佈了死刑令:在尼古拉二世及所有人一片驚愕中,行刑隊頭領又重複了一遍處決令,立馬指揮行刑隊舉槍射擊。行刑隊頭領親自用手槍朝尼古拉二世的咽喉近距離射擊,尼古拉二世倒在血泊中,又朝沙皇的前胸補射數槍後,隨即向皇太子頭部射擊兩槍至其斃命。與此同時,其他行刑隊成員向沙皇家人及僕役亂槍掃射。皇后曾一度想雙手合十做臨終禱告,也沒能如願而中彈身亡。
新生的蘇維埃尋求和平的步履維艱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俄國為了自己的生存決定先和德奧進行和平談判。蘇維埃俄國提出對戰時被佔領的領土不得強行合併,恢復戰時喪失政治獨立的人民的政治獨立。德奧則趁機要求蘇維埃俄國放棄15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把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一部分土地讓給德國。
為此,德奧還以全線進攻的武力相威脅。蘇俄政府最後不得不簽訂割地的《佈列斯特和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西部地區為德國所控制。於是,在蘇德、蘇波關係中從此出現了“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問題”。雖然這只是列寧暫時的戰略讓步,但也可見帝國主義的擴張野心,得步進尺,咄咄逼人,新生蘇維埃的惡劣處境。
另外,由於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政權發生了變更,新生的蘇維埃政府宣佈退出協約國停止戰爭,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除了同盟國對蘇俄趁機要挾之外,英法美等國看到俄國革命的政治影響,也隨之改變態度對蘇俄進行防範警惕,在行動上利用波蘭給蘇俄製造麻煩,在獨立邊境劃界上漫天要價,甚至把手伸向俄羅斯固有領土上,由於其後面存在的大國背景,新生的蘇維埃政府經過一番爭執折騰之後,為了避免擴大戰爭,集中力量打擊國內反動勢力,鞏固革命政權,發展生產擺脫經濟困境,只有忍辱負重簽訂了《里加條約》,本來歷史上的老冤家小國波蘭就敢在戰鬥民族太歲頭上動土,結果還竟然得呈,可想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脆弱和無奈。試想在這種局面下,如果羅曼諾夫尼古拉二世沒有被及時採取果斷措施消除後患,一旦被封建反動勢力和資產階級沆瀣一氣所利用,在蘇維埃政府四面危機的時期,其惡劣作用後果可想而知。
中國末代皇帝退位的幸運與衍生的禍患罪惡
如果說歷史假設不能說明問題,那麼比鄰中國鐵的事實血的教訓,作為證實任何反動勢力都不會甘心於退出歷史舞臺,都會伺機進行倒行逆施恢復自己的權勢地位,其借鑑作用應該是足夠的,況且又有歷史近在咫尺法國拿破崙的鮮明例子。
1912年2月12日,中國清庭傅儀退位之後,被袁世凱竊取權力的民國政府與清室協商,保留了許多對皇室的優待條件,承諾每年支付清室費用400萬兩銀元。並且同意溥儀暫居紫禁城,為了保護紫禁城的安全,清室與民國政府協商後,決定派國民革命軍陸軍第16師下的第二步兵團用來保護暫時居住在皇宮裡的宣統皇帝,而這支國民革命軍陸軍第16師的前身就是清政府在1908年由載灃建立的禁衛軍,掌握該禁衛軍大權的便是溥儀的七叔陸軍部大臣載濤。是多麼的優待條件!又是多大的潛在隱患。
清朝封建皇室的死而不僵,終於釀成了倒行逆施的鬧劇。1917年6月,張勳利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辮子兵",借"調停"為名,於6月14日進北京。入京後,張勳急電各地清朝遺老進京,'襄贊復辟大業'。鬧得天怒人怨,前後12天,被迫放棄。由於在整個張勳復辟過程中,黎元洪與段祺瑞權利博弈戲中有戲,所以段祺瑞掌控北洋軍閥政府權力後也沒有敢追究張勳的復辟之罪,而清廷在頗具爭議中依然享受著清室優待條件,直至1924年馮玉祥把清室趕出紫禁城,然而,由於沒有從根本上採取斷然措施剷除封建勢力的餘孽,也鑄成了巨大的後患,被野心勃勃的日本看做奇貨可居保護了起來,並挾持到奉天,做起了偽滿傀儡皇帝,成為日本侵略者“拉大旗作虎皮’的工具,中華民族的罪人。
中國末代宣統皇帝,是離我們並不遙遠的中國最後一位皇帝,他的確是幸運的,在中國大革命風暴中,由於中國革命歷史演進的背景決定,他避免了社會革命爆裂性的宿命,皇室家族得以保全軟著陸,躲過了歷史上王朝更迭的血腥屠殺,甚至還受到了優待。然而,悲情的是自己王朝的覆滅沒有走歷史老路,也不免在他思想意識上形成不切實際的復辟想法,被封建復辟勢力和別有用心日本侵略者所利用,從而導致兩度的人生跌宕起伏,給中國近代史增加了變數和災難,使歷史的善待反而釀成不應有的惡果,成為中華民族多難興邦的劫數。
2021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