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7年4月,姚科貴調任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的秘書。
要說起韓先楚來,“旋風司令”的大名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據說這個綽號不是自己人給取的,而是敵人給取的。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以後,韓先楚率領一大批抗日軍政大學畢業的學員趕赴東北,參加東北根據地的建設。韓先楚本人先後擔任東北民主聯軍4縱副司令員、3縱司令員,隨後開始了在東北戰場上縱橫馳騁,國民黨軍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被韓先楚纏得焦頭爛額,後來因病不得不離開東北休養,在離開時杜聿明囑咐下屬:“最難對付的是韓先楚的旋風部隊。”
1950年4月16日,韓先楚在沒有海空軍的配合下,率領40軍、43軍跨海作戰解放了海南島。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以後,韓先楚又作為志願軍副司令員兼黨委常委,繼續發光發熱。
可以說韓先楚的光輝事蹟,基本上都是在戰爭年代創造的。
姚科貴調到韓先楚身邊的時候,已經是和平年代,可事實上姚科貴調到韓先楚身邊以後,曾受到他的影響很多,姚科貴後來回憶起在韓先楚身邊的日子時,曾有這樣一句話:“韓將軍心繫百姓,始終保持著為人民服務的信念,我在他身上學習到很多!”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姚科貴出生於1936年,1950年12月光榮參軍入伍。正值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姚科貴當時參軍入伍,原本是為了走上朝鮮戰場,不過姚科貴卻並沒有被派往朝鮮,而是被分配到南京解放軍軍事學院接受培訓。
雖然並沒有額外說明原因,可是也很好理解,姚科貴參軍入伍前,在湖北沙市新沙中學讀書,在全國當時文盲普遍遍地的情況下,中學學歷就要算是高等的知識分子,類似姚科貴這樣的人才,自然應該是留在部隊裡面好好培養。
從南京解放軍軍事學院畢業以後,姚科貴被分配到了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1956年又被選派到了解放軍第一政治幹部學校學習,一直到1957年,姚科貴才申請下基層鍛鍊,被分配到福州軍區28軍83師29團幹部處工作。為了能得到更好的鍛鍊,姚科貴又主動申請,再下基層,又被分配到基層連隊當中,從一名普通的列兵幹起,一直做到了副指導員。
1965年姚科貴調任福州軍區黨委辦公室工作,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姚科貴第一次接觸到了韓先楚。
可更讓姚科貴沒有想到的是,兩年過後,軍區政治部秘書處找到他,準備調他到韓先楚身邊工作,希望他能有個心理準備。
姚科貴並沒有認為這是一個喜訊,而是認為以自己的能力恐怕難以勝任,聽到命令的一瞬間,姚科貴想的是推辭:“我怕我幹不好這個工作。”
軍區黨委辦公室主任找姚科貴談話,並勉勵他:“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做好工作不會一帆風順,必須在工作中實踐中勤奮學習,刻苦磨礪。”
就這樣姚科貴到了韓先楚身邊工作,只是沒有想到的是,自此以後再韓先楚身邊,一干就是20年,從而立之年一直幹到了知天命之年。
姚科貴跟隨韓先楚工作,第一個感受就是累,是一種跑斷雙腿的累。
韓先楚自五十年代調任福州軍區以後,一雙腿是跑遍了福州軍區,對軍區所屬的部隊、前沿陣地、島嶼哨所、灘塗和後方設施都一一進行了視察,並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當時福州軍區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負責戰備工作,韓先楚不僅僅是自己親自調查,更是採納了各個部隊領導的意見,制定戰備方案。
姚科貴跟隨韓先楚以後,也必須要適應這種工作風格,韓先楚不喜歡坐在辦公室裡,他一定要堅持到一線去考察,而姚科貴作為秘書,也要一起跟隨。
從1966年5月開始,韓先楚開始擔任福建省委書記處書記,一直到1973年12月,由於韓先楚這一時期開始負責地方工作,所以他將主要的經歷都放在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上。
那麼福建要建成什麼樣子呢?
按照韓先楚的話來說,首先要解決四個問題:“一個是吃飯問題;一個是穿衣問題;一個是基礎工業、基礎設施;一個是工作母機(製造機械和機器的機器),這幾大項要列計劃,要解決。”
“脫幾層皮,改變福建面貌。”
這是韓先楚鄭重立下的誓言。
韓先楚知道,自己過去帶兵打仗駕輕熟就,可要領導經濟建設,他自己沒有足夠的經驗,為此每次到省裡和地方開會,韓先楚都虛心聽從地方同志的建議。
數學家華羅庚到福建時,韓先楚更是熱情地接待了他,並請教了華羅庚有關“統籌優選法”的理論,為此結合地方經濟建設,韓先楚嫁接了在部隊時候的經驗,讓秘書繪製了一副福建的經濟地圖,把福建大中小企業、水庫以及投資專案,統統標註在上面,便於對這些專案瞭如指掌。
與此同時,韓先楚也積極關注著海峽東岸的實際變化,除了認真閱讀內部關於臺灣的情報外,還要求姚科貴,去北京圖書公司訂閱進口的臺灣出版的《中央日報》、《中國時報》以及香港出版的《星島日報》、澳門出版的《澳門日報》。
不僅如此,韓先楚還要求姚科貴,利用福州軍區情報部唯一一臺電視,到福州北峰一個高地上收看臺灣的新聞。可惜這種方法費時費力,因此沒能繼續下去。
一雙腿跑遍大江南北
為了抓好福建的經濟建設,韓先楚強調:“深入實際搞調研,把底子摸清楚。”
姚科貴回憶稱:“那幾年會議特別多,除了省革委會必須要開的會議外,他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輕車簡從,親臨基層調查研究。”
由於姚科貴本身就是韓先楚秘書,因此韓先楚走到哪裡,哪裡就有姚科貴的身影,從1969年開始到1973年,姚科貴跟隨韓先楚走了20多個縣市。
韓先楚對待自己所要辦的事情,通常都很認真仔細,凡是一定要尋求一個結果。
1974年1月,韓先楚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
1973年12月31日,韓先楚召集蘭州軍區師以上幹部工作會議,制定1974年第一季度的工作計劃,由於胸有成竹,韓先楚講話幾乎是沒有用到講話稿,直接開門見山。
到了蘭州軍區以後,韓先楚依然延續在福州軍區時候的習慣,深入一線搞調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韓先楚赴任蘭州軍區的時候,已經是年過六旬,腸胃還不太好,卻依然堅持深入一線,踏遍了蘭州軍區的山山水水。
姚科貴記得,在蘭州軍區六年的時間裡面,韓先楚先後13次到基層部隊去。
在蒙古策克邊防站視察時,韓先楚曾提出要求,要在邊防連住一個晚上,當時部隊又規定,高階幹部一律不準住在邊防連,韓先楚為了能住在這裡,要求姚科貴迅速給葉帥打電話。
姚科貴跟葉帥秘書通話後,經過在再三的懇求,葉帥終於同意讓韓先楚住一個晚上。
韓先楚下連隊視察的時候發現,邊防連戰士們蔬菜時常短缺,因此要求下連隊視察的軍隊幹部一律不準吃部隊的蔬菜,而要求自帶,甚至為此以身作則,與此同時邊防部隊吃水困難的情況,韓先楚也要求部隊勘探打井,解決吃水的問題。
而作為韓先楚的秘書,有時候不僅僅是要陪同他下連隊,有時候也要完成韓先楚交代要辦的事情,和需要了解的情況和資料,姚科貴在跟隨韓先楚下基層過程中,光是記錄工作情況的筆記本就有90多個,另外還有不少的資料卡片。
姚科貴還有一個比較好的愛好是喜歡攝影,由於他和韓先楚下基層時沒有記者隨行,因此姚科貴拍攝的照片大多數都成為歷史資料的一部分。
當然秘書工作最重要的還是文字整理。從1970年到1983年,姚科貴光是整理起草的文稿就有200多份,大約有100萬字。
姚科貴後來也回憶,為韓先楚起草文稿,也必須要注意兩點:其一、要按照韓先楚的習慣來擬稿;其二、必須經過反覆修改才行。
韓先楚的文稿無疑是具有自己語言特色的,這一切也都多虧了姚科貴的貢獻。
比如在省工作會議上,講經濟工作安排時,韓先楚就曾要求各地專署必須要有全域性觀念,按照韓先楚的話來說,就是“不要叫花子討米,什麼都往自己褲襠裡扒拉”。而且一些文稿中較長的句子,也必須按照韓先楚的習慣,適當地斷句,並標出停頓符號。
另外韓先楚的文稿必須要經過反覆的修改,姚科貴回憶“至少也要改兩次”。每次準備文稿前,韓先楚總會大概地告訴姚科貴一下,自己想要講的幾個關鍵的點,然後再由姚科貴自己組稿,當然韓先楚交代任務以後,也不是完全不再想這個問題,有時候姚科貴正在寫稿,韓先楚還會專門打過電話來,強調要補充的幾個點。
當然有些時候文稿要的急,姚科貴也不得不加班加點,韓先楚在會議頭天告訴他要準備的文稿,姚科貴當天晚上就得加班加點準備,尤其是到中央開會,文稿要的很急,姚科貴每到這個時候,腦子裡這根線就繃得很緊,按照韓先楚的要求改好以後,第二天凌晨送交到他手裡。
更為關鍵的,有時候會開完了,韓先楚也會要求姚科貴改稿,一份文稿多的時候,要修改5次以上,直到修改到滿意為止。
“你跟了我這麼多年,我把你耽誤了”
姚科貴給韓先楚擬定文稿,一般都是陰陽顛倒,忙起來的時候,基本上也沒有一個時間尺度。
不過韓先楚本身自己也是如此,他如果當天交代姚科貴要準備的文稿以後,如果晚上睡覺時又想起來哪一點,就會打電話通知姚科貴,甚至有些時候還會到辦公室,當面談修改意見。
1982年,韓先楚在第六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當選為副委員長,在參加人大軍隊代表團會議時,韓先楚要求姚科貴起草第二天的發言稿,姚科貴晚上開始忙活,一直到凌晨3時寫好,睡了3個小時爬起來以後,到韓先楚辦公室給他念了一遍。
結果姚科貴唸了一遍以後,韓先楚覺得應該在第一條後面再加一條,姚科貴聽韓先楚說了大概意思以後,立刻趕回去重新組稿,到中午時姚科貴將修改好的稿子交給韓先楚,這才算是圓滿完成了這次寫稿的任務。
由於工作十分忙碌,姚科貴跟隨韓先楚的這20多年時間裡面,基本上沒有“節假日”的概念,幾乎是隨叫隨到。
只要韓先楚不休息,姚科貴就不能下班,兩人忙起來的時候,一天要忙十七八個小時,睡覺僅有三四個小時。
姚科貴回憶起來:“韓先楚在福建任職時,他的家在福州市馬鞍山戰時指揮所坑道口外東側,那是依山而建的一棟兩層的小樓,而西側是一處平房,是韓先楚的辦公室和會議室,秘書也在這裡辦公,緊鄰著這棟平房的西側是一間約10平方米的屋子,原本是秘書們的值班休息室,我卻長期住在這裡。”
韓先楚的生活習慣是,每天早上5點鐘起床,半夜12點鐘休息,幾乎是雷打不動,要是人在福州的時候,姚科貴也必須要遵守這個時間,只有韓先楚休息以後,才是姚科貴自由支配的時間。當然從來也沒有什麼週六日,因為週六日休息也都是由韓先楚說了算,只要韓先楚不發話,姚科貴就不能回家,當然韓先楚也並非是一味的工作,所以週六日的時候,也會要求姚科貴回家一趟。
只是回到家裡姚科貴依然要繃緊神經,因為只要韓先楚一個電話,他就必須馬上回到辦公室。
一年下來,除了除夕和正月初一是安全的以外,大部分的時候都是有事的。
妻子生孩子,姚科貴也不在身邊,孩子出生以後,妻子打電話給丈夫:“給孩子起個名字吧。”
姚科貴想了想說:“要不就叫姚遠吧,反正也看不見。”
姚遠長到兩歲半,姚科貴回家見到了自己的兒子,由於平常也不見面,兒子看到自己的父親以後,怯生生地叫了一聲“解放軍叔叔”,這一聲叔叔,讓姚科貴的心裡忍不住一陣難過。
不過話說回來,姚科貴因為工作強度大,還曾有過幾次生病,每次生病韓先楚都會強制要求他休息,不僅如此,還派警衛員開車將姚科貴送到醫院去,韓先楚也會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去看望,這也令姚科貴十分感動。
也許是覺得姚科貴認真細緻負責,還也許是韓先楚信任的緣故,姚科貴曾遇到過幾次調動工作的機會,每次韓先楚都不願意他調走。姚科貴在韓先楚身邊20多年的時間,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85年,韓先楚病情加重,被安排到了武漢東湖休養,對於自己的秘書姚科貴,韓先楚也很是惦念。
1986年1月15日,韓先楚專門打電話給姚科貴,要他到武漢去過春節,恰逢韓先楚生日臨近,姚科貴還專門買了一個大蛋糕,於2月1日趕赴武漢為韓先楚過生日。
也就是在這個春節,韓先楚拄著柺杖到了姚科貴的房間,對他說了這樣一番話:“你跟了我這麼些年,是秘書也是參謀,也是助理,我把你耽誤了。”
後來韓先楚親自給餘秋裡打電話,為姚科貴安排工作,餘秋裡當時是總政治部主任,負責軍隊幹部的管理和調配。
總參的一個幹部也來看望,韓先楚對他說:“你向楊總長說一說,我的意見給他(姚科貴)分配工作,以後寫傳記時再調來幫助工作。”
韓先楚晚年患腎結石、膽結石,後來發展成肝癌,即便到了這個時候,韓先楚依然很關心戰友的病情,可是他自己卻經常睡不著覺。
姚科貴曾勸他:“要少說話,多睡覺。”
韓先楚卻無奈地說了一句:“做夢多。”
“你想的事情越多,做夢也就越多”
姚科貴記錄了韓先楚晚年時的種種情況,10月1日,韓先楚對前來看望的陳雲說:“我不大好,決定不做手術了,70多歲的人了。”
姚科貴聽了以後,心中無限傷感,1986年10月3日,韓先楚在北京病逝,享年73歲。而1988年恢復軍銜後,姚科貴被授予少將軍銜,後來又被授予了中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