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書生誤國是一種共識。那麼，問題來了，書生為什麼會誤國？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覺得還是要讀一讀一篇文章，方孝孺的《深慮論》。為了方便起見，我把全文複製一下，然後逐層解析。

深慮論

先看題目，論是古代的一種文體，著名的有賈誼的《過秦論》。深慮，是說考慮得深刻。題目的大致意思就是討論或論證一下如何才能看得深，看得遠。但讀過文章之後我們就會知道，這位方老先生其實是在討論治理國家的問題。

方孝孺 〔明代〕

各位應該知道，方孝孺是明朝人，朱元璋的孫子朱允炆的老師。從歷史上看，這位方老先生是朱元璋為他的孫子朱允炆選定的老師。很顯然，朱元璋是想讓方孝孺幫助朱允炆治理好國家。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這是文章的第一段，作者開篇明義，借歷史上的災禍常發於人們所忽視的事情，點出“慮之未周”。並進一步深入，明確指出，人們慮之所能及的是人事，慮之所不能及的事是天道。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不可複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削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

這一段是作者對他的觀點論證。作者旁徵博引，從秦朝開始說起。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就想著讓秦朝的江山永固。他從歷史教訓入手，認為周朝的滅亡是因為諸侯的過於強大，尾大則不掉，於是施行郡縣制。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一個平民百姓劉邦，崛起於隴畝之中，最終滅亡了秦朝。

劉邦建立了漢朝，也想著長治久安，他也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認為秦朝的滅亡是因為王室的孤立無援，於是就廢除了郡縣制，大封子孫為諸侯。可劉邦沒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後，正是這些諸侯犯上作亂，幾乎動搖了皇室根本。武帝和宣帝之後，諸侯受到削弱，但權臣又起，最終王莽篡漢，西漢滅亡。

此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是這樣，慮切與此而禍興於彼，考慮到這一層，卻忽視了那一層，可謂顧此失彼。作者由此得出進一步的結論，“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

　　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在這一段裡，作者先上承前文，繼續論述他的結論，透過類比來論證“智可以謀人，不可以謀天”。在此基礎上，他得出的結論是，“古之聖人，知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並得出結論，這樣才是“慮之遠者”。

嗚呼！方孝孺可謂一書生矣！誠然，治理國家是一件難事，沒有一種完美無缺的制度，也沒有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也都沒有能夠實現長治久安。但面對問題時，僅僅把它歸結於天意，一味地施行所謂的仁義，聽天由命，絕對不是一個智者所應該持有的態度。我認為，面對不斷出現的問題，必須敢於面對，必須不斷地去尋找相應的解決辦法。身為帝王師，方孝孺顯然是不合格的。一個合格的帝王師，必須要深謀遠慮，必須要勇於實踐，善於實踐，從實踐中總結，不斷地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書生有兩大弱點：一是拘泥於書本，不知變通；二是缺乏實踐經驗，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事實證明，坐而論道，拘泥於空洞的大道理，一定不能把事情做好。

雖飽讀詩書，身為顧命大臣，肩負歷史責任，但面對問題束手無策，聽天由命。方孝孺令人可惜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