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張穎，編輯：趙普通，原文標題：《一個場記的自我修養》，頭圖來自受訪者
電影是集體的藝術。每一顆小小的螺絲釘都堅固地運轉，才讓大銀幕的光照到更遠的地方。
過去幾年，我們和電影從業者們走得很近，透過他們的眼睛，看到了電影行業鮮活生動的模樣。也曾經記錄過電影美術的故事 電影美術：銀幕落下無人喝彩，今後，還會有更多崗位裡更多的電影人被我們持續關注下去。希望下一次電影散場後，燈光亮起，字幕滾完，他們的名字會被你看到。
那麼，電影場記們的故事，開始了。
1場1鏡1次：入畫
“3，2，1，action！”
提到場記，最容易聯想到“打板”。每個場記入行基本都經歷過打場記板的歲月。
學體育的顏伊凡在專科畢業後，跟著朋友們“瞎混”過。在做網劇的朋友把他叫進組裡打板，雖然沒有經驗，但顏伊凡覺得這份工作好玩而且自由，就幹了起來。
做電影的場記是在2019年。顏伊凡進了院線電影《半個喜劇》的組，他第一次意識到，原來一個電影團隊的工作可以如此認真：前期籌備時，劇組就已經把戲排了四五遍，把存在的問題剪出來，然後重新調整；到了拍攝期間，每天收工後，導演組和演員都要把第二天的戲走一遍，反思、再創作。
“這種嚴謹的工作態度，讓我發現了創作型團隊的魅力。”顏伊凡說。在嚴格的劇組工作，也讓顏伊凡發生了一些變化：拍攝的每個鏡頭都要檢查一下，時刻關注著現場的陳設，不會的地方就一點點學。
《半個喜劇》片尾顏伊凡的名字
當天的拍攝素材剪出來，如果有不接戲、穿幫的地方，他會覺得是自己工作的失職。“一開始肯定會犯錯，慢慢十天半個月就修正過來了。”正是因為要特別細心地對待這份工作，顏伊凡覺得自己幹成了一件事，這種感覺還不錯。
譚博是理科生，畢業後在煙臺的富士康做電子的研發支援，機箱的可靠性測試之類的工作和電影行業完全不沾邊。輾轉到武漢後，他一邊工作，一邊看了大量紀錄片，那段時間他從電影裡獲得了不一樣的感受，對這個社會的諸多現象，有了很多想說的話。
思考性和表達欲，也是很多人做電影的初衷，有了這個初心後，譚博參加了慄憲庭電影學習班，認識了《東北虎》的導演耿軍、《春江水暖》的導演顧曉剛等電影人。
“那時我很慚愧， 他們都有自己的作品和獨到之處，而我的創作力好像是不夠的。”譚博選擇從執行做起。
譚博在《東北虎》劇組
2016年初，他進了耿軍導演的《輕鬆+愉快》劇組，沒有從業經驗，就只能吃苦耐勞。站在什麼角度、怎麼打板，當時的譚博並不知道，只能透過上網、看書的方式學習。拍攝雖然不容易，但組裡的氛圍很好，他很喜歡耿軍的語言風格，“特別輕鬆愉快，就找到了做電影的樂趣。”
相比之下，學編導的劉婷婷已經算是科班出身了。原本在電視臺工作的她，因一次去橫店探班的偶然經歷，進到了劇組。“那時候也沒有正式入行，只是做一些類似編劇助理的文字工作，記錄他們開會要改什麼劇本。”劉婷婷說。
當時的她跟著拍了很多香港電影的場記師父，學著如何做一名場記。直到懷著一顆崇拜和學習的心，進入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劇組，劉婷婷找到了做這份工作的意義。
劉婷婷
拍攝現場她看到袁和平和梁朝偉等主創，是如何熱情認真地對待電影，也發現王家衛導演的習慣是用他的獨白說話，“拍很多的畫面，配上他的獨白，但當時拍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這些鏡頭是幹什麼，直到呈現出來，驚歎原來還可以這樣！”劉婷婷提起那個時刻，還是感慨“特別神奇”。
而實實在在地參與過這樣的影片，她覺得就是值得的：“看到這部戲得了獎，想到這部片子我參與了，更有一種很神聖的感覺。”
外行身份，僅憑“喜歡”入場的他們並不知道，這份看似不起眼的工作，會讓自己投入得那麼多。
1場1鏡2次：困局
劉婷婷剛入行的時候，還是用膠片拍攝的年代。每個場記脖子上都掛著一塊秒錶，他們需要掐著秒看這一條拍了多長時間，算計膠片夠不夠用。
那個時候，她會在劇本上畫各種圖。人物A在左邊，B在右邊，A的左右手拿的東西分別是什麼……拍下一條的時候，物件要在它該在的位置，不能穿幫。
婷婷在片場
後來技術進步了，有了Qtake，現場每個人都能隨時分到訊號，手上拿著iPad，每一個部門都能監看畫面，連場記板也變成了電子的。場記的工作也發生了變化，現在打板的工作很多是攝影組的跟機員和打板人員來做。更多的時候，劉婷婷跟在導演身後，與各個部門溝通，來完成自己的工作。
但不管技術怎麼進步，這份工作還是需要不斷學習。譚博在姜文導演的《邪不壓正》組時，為了更好地工作，甚至試著默寫劇本。“每場戲實際拍攝的時間是不一樣的，比如上一個鏡頭是在北京的影棚裡拍彭于晏跑出來，下一個鏡頭接的可能就是在雲南拍的戲了。”為了接戲的問題，要對劇本爛熟於心。
到了《烏海》拍攝期間，作為場記的譚博對於工作已經很嫻熟了，他知道現場該做什麼，哪些東西可以提前準備，“比在最初在耿軍導演那裡熟練了很多。”
譚博在《烏海》劇組
不過和任何一份工作一樣，做得越久，能獲得的成就感閾值就越高，瓶頸期也就跟著來了。
做了五年場記，顏伊凡覺得該學的東西學到了，再幹下去好像“也就這樣了”。“因為從一開始可能就是好奇，覺得挺好玩的，然後是不服輸，想把它做好，做著做著，學著學著，好像都能勝任工作了，就想轉型了。”他說。
畢竟在很多人看來，場記是非常基礎的工作，但有了做場記的經驗來打底，很多人可以轉型做現場執行導演或者統籌。去年，顏伊凡嘗試做統籌助理，之後也打算慢慢地往統籌轉。
顏伊凡
而譚博在上個月剛轉行，在一家品牌的廣告公司做專案經理。轉行的念頭，經常會在一個片子殺青和下一專案找來之間的空檔冒出來。在組裡的時候，譚博忙著工作，不太會想別的，而一旦殺青回到在北京的住所，“這個工作到底要不要堅持”的聲音就會反覆想起。
拍電影的工作，讓大家沒有辦法穩定下來。“在劇組裡工作的最基層的人，包括很年輕的小夥子們，都還處在一種漂泊的狀態。”譚博說。
更現實的層面是，場記的收入並不會隨著經驗積累而發生大的變化。一個專案拿到的錢平均到每個月，和普通上班族也差不了太多。一旦要考慮這些現實問題，很多因理想和熱愛而來的人，也不得不轉身離開了。
1場1鏡3次：重場戲
“你做了這麼多年的場記，有沒有想過轉做副導演、執行導演、統籌？”很多人問過劉婷婷這個問題，她當然想過，也嘗試過。
她發現那些工作自己也可以做，但直到今天，她依然是一名場記。“有一個前輩，已經六十多歲了，做了幾十年的場記，場記就是她的身份。”劉婷婷說，每部電影的幕後都有不同的職位，沒有誰比誰更高貴，在場記這個崗位上，如果能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對影片拍攝有所幫助，那就是成就。
細節決定了一個場記的上限。要記錄下能讓剪輯和DIT看得懂的東西，鏡頭和服化道、演員是不是連續，這些都不是簡單的工作。上一個全景鏡頭演員的衣服釦子是解開的，下一個近景演員因為冷把釦子扣上了，這樣的穿幫鏡頭，劉婷婷不希望發生在自己身上。
“雖然現在各個部門，像道具組會盯自己的道具，服裝組會盯服裝的，但我還是要注意這些細節的東西。”對於這份工作，她很執著，甚至調侃自己太軸了。
有次在拍一個鏡頭時，攝影老師出於畫面好看的考慮，想把原本放下去的窗簾升上去，劉婷婷跑過去制止：“不行，剛那個鏡頭窗簾是下來的，現在升上去會穿幫。”然後去和導演協調，依照導演對鏡頭的要求來決定。
不管最後有沒有觀眾能注意到這一點，作為場記，這些細節就是劉婷婷的工作，能把每一個細節都做好，就是最好的場記。
當然，辛苦總是伴隨其中。在“女的當男的用，男的當牲口用”的電影劇組，工作強度經常大到身體上吃不消。拍《繡春刀2》的時候，劉婷婷連續熬了一個多月的通宵，拍完後神經衰弱，別人大聲叫她的名字會把她嚇到，殺青後在家躺了半個月不想動彈。
“拍《飛馳人生》的時候，在新疆無人區或者公路上，根本就沒有廁所，對女生太不友好了。”劉婷婷調侃自己現在已經養成了憋尿的習慣，“感覺腎不太好了。”
可是這些，都不能成為她放棄這份工作的理由：“我為什麼不能幹一輩子場記呢？”
小時候，劉婷婷很喜歡劉德華，在文具盒和書皮上貼滿了劉德華的貼紙。去年她進了饒曉志指導、劉德華主演的《人潮洶湧》劇組做場記，和她崇拜的華仔一起工作。在拍攝現場，她用自己的專業與劉德華溝通工作，這讓她覺得特別有成就感：“我平等地站在了偶像面前。”
婷婷和劉德華一起在片場工作
電影上映後，劉婷婷去影院看完了片子，聽著周圍觀眾的討論，她覺得很驕傲。“雖然我不是導演也不是攝影指導，但我的名字出現在片尾字幕，我參與了這部電影。”
而離開電影，進入廣告公司的譚博，獲得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生活，並且意外地有了一些新的感受：電影是影像的藝術，廣告或許也可以。譚博發現自己過去幾年經常侷限在文藝片裡，也需要換個方式，開拓一下眼界，積累一些做廣告的創意。
“有點像緩兵之計。”譚博說，這些嘗試也許同樣能為他之後繼續做電影服務，“如果以後有我欣賞的導演、喜歡的片子找我，我還是會去的。”
譚博和《春江水暖》導演顧曉剛
電影製造了很多夢境，讓一些人能夠光鮮亮麗地站在大眾面前，接受關注和掌聲，但更多人，躲在了幕後，默默地守護著每一個鏡頭。
對於這些“螺絲釘”來說，他們堅守於此的原因卻非常簡單，如三位電影場記所言：熱愛大於一切。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張穎，編輯：趙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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