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榮均，中國作協會員，四川省作協全委會委員，代表作有散文隨筆集《天青色等煙雨》《傾城的土著》《斑色如陶》《內心的花朵》等。獲冰心散文獎、孫犁文學獎散文獎、大鵬生態文學獎、在場主義散文獎等 。長篇小說《雙魚座青花》入選四川省作協重點作品扶持專案。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只恆文
“幸福如陶——讓泥土站立起來”，“宋時花香——花聲裡抵達晨曦和黃昏”，“蘇麻離青——一段塵封情緒”，“官窯美人——姐要的就是傳奇”……讀起沈榮均新著《天青色等煙雨》的這些章節，就像是在唸一首詩，古香古色，聽一段書，拍案驚奇。
著名作家沈榮均把《天青色等煙雨》視為個人寫作的一次轉型。“無論是魏晉還是宋元，無論是四川古陶還是元明青花，這些物品，我是當作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事物來品讀的。當然，這也給自己設定了一道難題，怎樣透過器皿的溫度，回溯過去，觸控那些生動、攜帶先人情感的細節。這或許需要想象和思考的可逆性。”沈榮均說，“可逆性的寫作嘗試對我來講很難，因為每一次提筆，都是一次對自己去除顯著地‘活在當下’意識遮蔽的挑戰，當然也是對自己每一天不如意的對沖。”
“要文藝，也要生活。”這是沈榮均的創作與生活態度。在他的心目中，古代先賢是如何對待文藝與生活的，沈榮均又是如何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並寫作的，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近日與《天青色等煙雨》的作者沈榮均進行了對話。
詩意的棲居
記者：當下生活喧囂多元，而您醉心於“器物與人的美好關係”。您為什麼會關注到這個題材，並將它作為您散文創作的“轉型”？
沈榮均：時髦的說法叫“詩意的棲居”。中國傳統士大夫的“詩意的棲居”，有一種模式就是“器物與人的美好關係”，它能很好地解決日常生活的冰冷和粗糲的問題。從某種意義說，這是一種關於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想或者信仰。生活缺少信仰，就是墮落。這一點，我受馬未都的影響比較深。
我熱愛寫作和古陶瓷，也讀了馬未都全部的陶瓷隨筆著作。他把中國陶瓷美學講成了一個個雅俗共賞的故事，比如“元青花鬼谷子”和成化皇帝的“雞缸杯”，非常具有傳播性，這是他對中國陶瓷美術的貢獻。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非虛構隨筆，更多直接揭秘解讀歷史人物和事件，很少去關注人和器物的關係。
事實上，這個世界所以讓作家們一直保持不懈的想象和敘述衝動，除了人與人，還有人與物。《紅樓夢》是典型講人與人的，但人與物又隨處可見，整個大觀園就是人與物的總和，姑娘們在裡面吟誦四季花卉，再如石頭、玉牌子、金鎖、金麒麟也是以物擬人的，書中還有大量的古玩器皿，讓人物活動的細節有了陪伴，忽然就生動了。我們在人與物的關係上看到了曹雪芹的精神寄託。因為有了人與人和人與物，《紅樓夢》的悲劇意義被放大了許多。早些年，我寫過大量的鄉村事物。近年來，我的寫作集中在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審美經驗，人物是一個系列，陶瓷器物是另一個系列，可能以後還會寫寫書畫作品。之前，還是一個傳統散文的寫作者。十年前開始古陶瓷的審美解讀，似乎可以算個人寫作的轉型。
記者：將散文創作和器物審美融合的筆法並不少見，在您這本書中，有哪些特別之處？
沈榮均：將散文創作和器物的審美融合，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文化隨筆，這種面貌的隨筆喜歡解讀“關係”，比如人與器物的關係，如果分得更精細一點，可以叫藝術隨筆。美國有一個漢學家叫高居翰，它寫了一本書，叫《圖說中國繪畫史》，是一本以中國傳統繪畫為審美物件的美術史著作，它採用的是很多學者或者美學家根本看不上的“敘述史”筆法，讀起來像小說一樣，輕鬆又充滿玄機。
《天青色等煙雨》從手法上大體走的就是高居翰的路子。只是我的對話物件，是普通的日常器皿，跟完全形而上的中國繪畫還不太一樣，但也是存於時空浸潤歲月的審美歷史信物。無論魏晉宋元，四川古陶，元明青花，這些物品是當作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事物來品讀的。當然，這也給自己設定了一道難題，怎樣透過器皿的溫度，回溯過去，觸控那些生動，攜帶先人情感的細節。
我在《幸福的俑》系列中，講雞湯故事，還原了漢代陶俑反映的一些鮮活場景和溫馨細節，比如在博物館裡見到幾件俑戴“戒指”，插菊花，就聯想到女人的出嫁，試圖從它們的笑靨中，尋找我們樂觀豁達的幸福密碼。這樣的尋找或許需要想象和思考的可逆，談不上創新。器物隨筆，一抓一大把，我只是比專家們寫得更文藝更溫暖，比作家們寫得更專業更接近日常罷了。
時光的回溯
記者：如果有人質疑，器物的抒情想象會不會偏離作為歷史文物符號的一般意義。您是怎樣看待這一問題的？
沈榮均：本來也反感抒情，但我是寫詩和散文的。有時候，觸控到那些老物件，就有一種時光回溯，類似於穿越小說的奇妙感，觸景生情，忍不住跳出來，扯幾嗓子，算是情感使然吧。
比如，我寫《宋時花香》《蘇麻離青》系列，就常常有大量顛倒時空的觀照和評述。中國陶瓷之所以讓世人痴迷，就是它承載了千年的歲月，扮演了中西方交流的文化使者角色，你把它看成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完全沒有問題，我們對它禮讚也是它們應得的尊嚴。器物不只有冰冷的體積，也有溫度，工匠的溫度，主人的溫度，這是抒情的基調。
多年前，我曾經在不同的場合發現了三隻元青花蒜頭瓶，圖案是月影梅，尤其是那梅花，跟王冕的墨梅一樣，風骨嶙峋，感觸頗多，讓我想到元末明初漢族知識分子內心的憤懣和憋屈，於是有感而發，寫下了《月影梅》。有意思的是，我後來在長篇小說《雙魚座青花》裡，以“月”“影”“梅”命名了三名女角，代表了我心目中不同的女性形象。歷史符號的客觀意義，並不因為作者煽情發生改變。我能做的是儘量剋制，更多還是一種審美嫁接，試圖透過抒情或者敘事的手法，將個體的審美感受，審美思考，以文藝的筆調去接近古器物的時代經驗。對器物的審美，這是遮蔽還是揭示，我想讀者自有發言權。
記者：《天青色等煙雨》出現“讀書人”“書生”的頻率很高，似乎潛藏著對讀者群的期待和區分。您在創作中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的？
沈榮均：我不只在《天青色等煙雨》裡有這樣的語境，在一系列關於中國傳統士大夫人物隨筆寫作裡更是如此。“讀書人”“書生”或是現代悲劇性審美個體的角色常態。不管現實角色是三教九流還是五花八門，“讀書人”“書生”應該成為完善自我認知的符號，至少骨子裡應有如此情結。宋代書生意氣很重，元明書生漸趨理性，清代的書生內斂隱忍。他們以屬於自己的方式，走進日常器物，從人與器物的關係中收穫審美快感。一個“讀書人”“書生”，不管是明星大腕，商人官員，還是市民田夫，不一定非得天天抱書啃，把自己弄成死氣沉沉的書呆子。隨筆敘述中，不斷強化這個身份符號，更多是一種自我完善，也有與讀者溝通商榷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情懷，而非刻意區分讀者群體。
信仰的輪迴
記者：《天青色等煙雨》上架的欄目是“收藏、陶瓷、鑑賞”，似乎暗示器物的可親可近，您筆下如何去構建與讀者的“物我”交流？
沈榮均：您說的“物我”交流，我是認可的。這本書的存在，就是關於中國古陶瓷時代美學經驗的傳遞。筆下的時代美學，可能與別的文化學者不太一樣，他們更強調比較學意義的“說出”，而我更在乎作家個體“這一刻”的語境，也就是“物我”交流。讀者看到的文字，可能更多像小說一樣的狀態描摹，像散文一樣的婉轉敘述，像論文一樣的學術昇華，像詩歌一樣的情感張揚，這也是我的關於器物的藝術隨筆區別於其他隨筆讀物的地方。
記者：《天青色等煙雨》的寫作，據說是您為即將問世的長篇小說《雙魚座青花》所做的文化準備。在您看來，散文和小說的創作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
沈榮均：《雙魚座青花》是我剛剛完成、正在走出版程式的一個長篇，主要元素就是古陶瓷。所謂的文化準備，其實就是一種審美表達的確認與遷移。當然不只文化，還有情感糾葛，官商人生，市井百態。小說表面上講的是一件國寶器物在人世的遭遇，背後揭示的還是人的信仰追隨和命運輪迴。
從散文隨筆到小說，除了敘述和結構，最大的區別還是作者的角色意識。散文隨筆裡的“我”，是明確的敘述者，小說裡的“我”，不只是敘事者，更是角色，哪怕是第三人稱，也是無處不在的。很難把一部小說的“我”與其他人設分得那麼清楚，只是小說的“我”，肯定不只是一個人，是多者的綜合體，他存於器與物的關係，於時空的輪迴，是一種能感覺到，卻又曖昧不清的存在。小說裡有許多關於人與器皿的精彩故事，比如淘寶撿漏、拍賣做局、玩物喪志等，大多數都有生活原型，只是不太好用隨筆來表現，就放到小說裡了。
此外，小說其實還回答了一個問題，當我們對人與人的關係失望後，人與器皿的關係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轉移我們的情感？回答是否定的，轉了一圈，最終又回到精神信仰的自我救贖上來。
興趣的烙印
記者：在您的隨筆和小說中，您提出了當下作家創作的困擾——“要文藝還是要生活”。您認為，文藝和生活的關係到底應該怎樣調和？
沈榮均：與生活相比，詩歌、散文乃至小說，都是灰色的。宋元時，士大夫們競相用筆記體來還原日常細節。有了棲居的豐富、生動和寬廣，才有了生機勃勃的宋元筆記和話本。有了純信仰的詩意，才有了幸福的宋詞和元曲。士大夫們的詩意棲居，應該成為今人的生活理想。生活不只吃喝拉撒，柴米油鹽，也有琴棋書畫，花鳥蟲魚。熟視無睹也好，感官刺激也好，都是物，身外之物，他們的存在只是生活的前提，並非意義。不能超越這個前提，去談日常，談詩意，談信仰。
“要文藝，也要生活”，意思是提醒自己守住寫作者和讀書人的底線，守住最後那點幸福感。生活是文藝的調料，文藝是生活的昇華。調和不是妥協、和稀泥，而是一手熱愛日常生活，一手按自己的想法寫作。那些熱愛生活，按照自己想法生活的寫作者，都是幸福的。
記者：地域對作家的成長似乎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國”的美譽。您的家鄉眉山又是“三蘇”故里。地域性或者還有其他什麼因素給您的創作中產生過影響？
沈榮均：我的家鄉在四川眉山，是中國散文之鄉。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鄉賢給我的營養，更多的是人生啟迪，也包括日常寫作態度。早期寫作更多是家鄉親人風物。曾經一度參與討論過新散文、原生態散文、在場散文的文字論爭。近來的隨筆和小說寫作偏向傳統文化的迴歸。寫作的常態化，往往需要找契合點，與生活有關，似乎還有興趣的烙印，剛好我喜歡中國傳統士大夫，喜歡古陶瓷美術。要說影響，蘇東坡當然是根基。當代作家馬未都、周倫佑、祝勇或多或少給了我影響。於人與器物的情感而言，我更推崇曹雪芹、文震亨。
前些時候，我參加了四川省的作代會，聽了阿來主席的講話，收穫頗多。阿來的《塵埃落定》曾經是我們一代文學青年的崇高理想，他的 《雲中記》《蘑菇圈》《成都物候記》等，解讀了我們與自然萬物的時代困惑。阿來是個博物學者，他對甘南草原和盆地植物的痴迷，對自然的態度，讓我感動，也堅定了我的創作方向。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