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位於甘肅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鳴沙山的東麓崖壁上，南北長約1600米，分佈著大大小小的洞窟，層層疊疊，大洞套小洞，小洞藏小龕，洞窟有1000多個，據歷史記載，最初開鑿於公元366年，以後歷代僧人視莫高窟為修身研習的聖地，到唐朝時代達到鼎盛，一直到十五世紀後才逐漸衰落荒毀，最後竟然被遺忘，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裡。
斯坦因於1907年拍攝的莫高窟藏經洞外觀
王圓籙道士在三層樓前
敦煌莫高窟作為近代中國重大文化發現之一，自1900年6月22日（光緒二十六年）被道士王圓籙發現這萬千國寶的藏經洞後，就被盜賊者們盯上了。
在20世紀初，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特定歷史背景下，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府根本無暇顧及這一價值重大的歷史性發現。藏經洞文物發現不久，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俄國人奧登堡以及美國人華爾納等探險家接踵而至，以各種手段，從王道士手中獲取大量藏經洞文物，致使藏經洞文物慘遭劫掠，絕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於世界各地的眾多公私收藏機構，僅有少部分儲存在國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斯坦因(1862-1943) 敦煌盜寶第一人，英國探險家，原籍匈牙利，生於布達佩斯一個猶太家庭。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達敦煌，他是第一個來敦煌藏經洞的外國人。斯坦因在其助手蔣孝琬的配合下，用4錠馬蹄銀（約200兩銀子）換走了24箱手稿和5箱經過仔細包紮好的繪畫、繡製品等藝術古物。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到藏經洞，再次買走了經卷600多件，裝了滿滿5大箱。他帶走的文書、絹畫因儲存完好著稱。
伯希和(1878-1945) 法蘭西遠東學院漢學教授。他是第二個進入藏經洞的外國人。1908年2月12日，伯希和來到莫高窟，由於藏經洞的門緊鎖著，伯希和對所有洞窟進行編號、測量、拍照和抄錄各種文字題記，這是有史以來莫高窟第一次的全面而詳細的考察活動，也是首次大規模拍照。3月3日，伯希和進入藏經洞，有著良好漢學基礎的他，面對著這數萬件珍貴文獻，立刻盤算了一番，然後下決心把它們全部翻閱一遍。他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閱，在藏經洞裡足足呆了三個星期，最後挑選出幾千卷精華偷運往巴黎。
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大谷探險隊為日本佛教淨土宗西本願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組織的中亞考察隊，曾三次在我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察探險活動。1911年10月5日由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組成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到敦煌，至次年2月7日離開，共在敦煌待了3個多月。他們從王道士及其他途徑獲取的文物，包括佛經在內，共帶走600件寶藏，這些都是他從王圓籙私藏的寶藏中挑選出來的精品，吉川小一郎日記中記載，他們於“10月23日將洞窟中兩尊做工精巧、損傷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後買下了。”
奧登堡(1863一1934)俄國探險家，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教授。1914年8月20日，奧登堡考察團到達千佛洞，隨即按計劃展開工作。在敦煌期間，他們詳細研究了洞窟內的壁畫與彩塑，認真進行了攝影、復描、繪畫、測繪、考古清理、發掘和記錄工作，甚至對很少有人注意的莫高窟北區石窟都作了考古清理，並第一次繪製了莫高窟南北二區的崖面平面圖，工作量之大、態度之認真細緻、收穫之豐碩，令人驚歎。這可以說是首次對莫高窟進行全面的研究。考察團於1915年1月26日起程回國，帶走了千佛洞443個洞窟的平剖面圖、2000多張所攝照片、剝走了一些壁畫、幾十身彩塑、幾百張復描繪畫、詳細的資料記錄，同時也帶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區洞窟中清理發掘出來的各類文物，加上在當地收購的文物，如有各類繪畫品、經卷文書等，裝滿了幾大車，浩浩蕩蕩地離開了千佛洞。
華爾納(1881-1955)Langdon Warner，近代美國著名的探險家、考古學者，也是臭名遠揚的敦煌文物偷盜犯。1881年誕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律師家庭，1903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05年重返母校哈佛大學深造考古學一年。1906年後留學日本，專攻佛教美術。1910年在朝鮮和日本調查佛教美術，1913年在哈佛大學第一次開設了東方藝術課程，1916年來華為新成立的克里夫蘭美術館收集中國文物。1923年回到哈佛，曾任福格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隨即組織考古隊遠赴中國敦煌，剝離莫高窟窟唐代壁畫精品10餘幅，並盜走第328窟彩塑供養菩薩像等。
各國探險家，不遠千萬裡來到敦煌莫高窟，掠取藏經洞的文物，可見文物價值之高。藏經洞內發現上起西晉，下至宋初，歷時700年的古代各類文物、文獻約6萬餘件，其中約百分之九十是各種宗教典籍，非宗教文書約佔百分之十，內容包羅永珍，包括經、史、子、集、詩、詞、曲賦、通俗文學、地誌、水經、曆書、星圖、醫學、數學、紡織、釀酒、棋經等，還有大量民間買賣契約、借貸典當、賬簿、戶籍、信札範本。
斯坦因與探險隊員和民工
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經洞內
1924年，華爾納將莫高窟第328窟一尊供養菩薩像劫往美國。
文書除漢語寫本外，藏經洞中還儲存有相當數量的非漢文寫此外，洞內還藏有一批木版畫、絹畫、麻布畫、粉本、絲織品、剪紙等作品。這些彌足珍貴的文物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提供了數量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被譽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藏經洞的發現與殷墟甲骨、民清檔案、居延漢簡一起被稱為中國近代古文獻四大發現。
敦煌石窟及敦煌藏經洞的出土文物，濃縮了中古敦煌的歷史。它形象地記載了在開放的背景下歐亞文明的互動、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交融；反映了4-14世紀一千多年間佛教及其藝術的流傳及流變；儲存了豐富生動的中外藝術形象及藝術的源流傳承；展示了中古時期廣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社會生活的場景。
敦煌石窟及敦煌藏經洞的出土文物所蘊含的資訊是百科全書式的、多元的、世界性的，因而具有超越時空、經久不衰的魅力，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地域的人們中間產生了共鳴。這也正是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優秀文化為世界做出的貢獻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