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23日，深夜。
在汝河北岸的一個名叫楊灣（今屬河南新蔡蛟停湖鄉）的小村子裡，劉伯承表情嚴肅，臉板得像一塊磚：“既然搭了浮橋，為什麼不繼續渡河？！”
站在劉伯承面前的，是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第18旅旅長肖永銀——這名昔日八路軍129師的猛將，此時卻如同做了錯事的孩子，漲紅了麵皮，囁嚅著說不出話來。
肖永銀將軍
短暫的沉默之後，還是六縱副司令員韋傑出來解了圍：“對岸敵情不明，我們擔心大部隊一旦貿然過河，萬一僵持起來，中原局和野司的機關人員在北岸缺少掩護......”
聽完韋傑的解釋，劉伯承的表情稍稍平和了一些，然而，當他將目光落到地圖上時，臉色再次嚴峻了起來。
此時，站在劉伯承身邊的鄧小平、李達等晉冀魯豫野戰軍領導人同樣表情沉重，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個夜晚，將會無比的漫長......
絕境
1947年8月初，晉冀魯豫野戰軍的12萬戰士士氣高漲。
一個多月前，他們渡過黃河，挺進山東西南地區，在28天的時間裡，連戰連捷，吃掉了國民黨軍4個整編師，殲滅6萬餘人，收復了包括鄆城、定陶、曹縣在內的大片地區。
魯西南一戰，“劉鄧大軍”威名遠揚。
劉伯承、鄧小平
然而，就在戰士們享受勝利喜悅的同時，劉伯承和鄧小平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
根據情報顯示，魯西南戰役結束之後，蔣介石立刻調集了8個整編師加1個獨立騎兵旅，總計近20萬人的大軍，氣勢洶洶地向魯西南地區撲來，誓要一雪前恥。
敵眾我寡，就已經很讓人頭痛了，但在這時，劉伯承與鄧小平還要分心應對另一個“大麻煩”——黃河。
洶湧黃河水
1947年的夏天，黃河流域上空似乎被捅出了無數個大窟窿，大雨傾盆而下，常常連續幾天都見不到太陽。
異常豐沛的降水，使得黃河水位暴漲——根據史料記載，在黃河下游地區，水位一度從2米暴漲至30米以上。
在洶湧的河水衝擊下，原本就脆弱不堪的黃河堤防更是搖搖欲墜，一旦大堤潰決，“水淹七軍”的場景就將再次上演。
更要命的是，有情報顯示，國民黨軍蠢蠢欲動，已經有了炸燬黃河大堤，再來一次“花園口”的意圖。
正因如此，在多年之後，鄧小平回憶起這一時刻，仍然感嘆道：“我這一生，這個時候最緊張！”
在雙重危機之下，劉伯承和鄧小平迅速做出了決定——取消之前的休整計劃，全軍兵分三路，立即南下，挺進大別山！
一段載入史冊的急行軍，就此拉開了帷幕。
從地圖上看，這無疑是一段極為艱苦的旅程——從魯西南到大別山，一路上不僅有滿是淤泥、踏上去就拔不出腿的“黃泛區”，更有沙河、汝河、淮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橫亙其中，想要迅速突破，簡直難如登天。
黃泛區
為了爭取更多的時間，劉伯承、鄧小平給敵人佈下了一個迷魂陣——就在主力南下的同時，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一縱隊與一部分地方部隊卻轉而向北，來到了黃河岸邊，大張旗鼓地找船隻、搭浮橋，擺出了一副要北渡黃河的架勢。
這些景象，都落在了國軍偵察飛機的眼裡，並迅速上報到了位於徐州的國民黨陸軍總部。
得到情報後，陸軍總司令顧祝同果然中計，馬上命令圍攻的魯西南的所有部隊緊急北上，務必要在黃河南岸與“劉鄧主力”決一死戰。
顧祝同
整整一天之後，顧祝同才意識到自己上了當，然而，當他正要命令部隊掉頭南下時，蔣介石的一封“手諭”送到了徐州——
在這封手諭中，蔣介石“迷之自信”地表示：共軍南下不過是“佯動”，最終還是要“渡黃河而北竄”，各部應繼續向北，趕在劉鄧大軍抵達之前鞏固南岸防禦戰線。
對於蔣介石的這番“神操作”，時任國民黨陸軍總部參謀長的我黨傳奇特工郭汝瑰嗤之以鼻：“（蔣介石）毫無統帥的越前處置......除拘束指揮員外，絕不能適應戰況......”
蔣介石：這操作你服不服？
整整10天之後，當晉冀魯豫野戰軍衝出黃泛區的泥潭，順利渡過沙河之後，蔣介石才終於恍然大悟——劉鄧的目標是大別山！
感到受了愚弄的蔣介石暴跳如雷，嚴令各部迅速展開追擊堵截，一定要把場子找回來。
一場事關生死的“賽跑”，就這樣開始了。
汝河
8月22日，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的先鋒——18旅52團，趕到了位於河南新蔡縣的汝河北岸。
此時，在3路南下大軍中，由陳錫聯率領的左路軍和楊勇率領的右路軍已經渡過了汝河，而與中原局、野司機關一起行動的六縱，便成了唯一一支留在汝河北岸的部隊。
就在52團抵達汝河北岸的幾乎同時，負責堵截劉鄧大軍去路的國民黨整編85師和整編57師的一個旅也趕到了汝河南岸，並迅速構建起了防禦陣地。
看到敵人佔據了南岸，18旅旅長肖永銀當機立斷，命令52團1營：“打過河去！把渡口搶回來！”
23日拂曉，52團1營的勇士們乘著好不容易找到的一艘小船和臨時紮起的木筏，冒著槍林彈雨，強行渡過汝河，硬生生地將河岸邊的敵人撞了回去，攻下了汝河南岸的大雷崗村。
與此同時，18旅的後續部隊冒著密集的炮火，在下午3時左右，搭起了一座寶貴的浮橋，通往汝河南岸的大門終於打開了。
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由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中原局和野司機關，卻遲遲沒有趕到。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夜幕漸漸籠罩了汝河兩岸。雖然韋傑、肖永銀等人心急如焚，但始終不敢貿然打過河去，就這樣與國民黨軍對峙了起來——這也正是本文開頭一幕出現的原因。
劉伯承、鄧小平等人姍姍來遲，自然不是因為行動遲緩，而是尾隨而來的整整3個師的追兵，已經與六縱的後衛部隊交上了火，劉伯承、鄧小平是在佈置完阻擊任務後，才匆匆地趕到了汝河岸邊。
局勢已經非常明顯：後有追兵、前有堵截，如果不能迅速開啟一條通道，整個中原局和晉冀魯豫野戰軍的核心，將會遭到致命的打擊。
生路
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向溫文儒雅的劉伯承顯露出了“軍神”的霸氣——他擲地有聲地說道：“狹路相逢勇者勝！......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敵人飛機大炮有多少，都要以進攻的手段打垮進攻的敵人，殺出一條血路來！”
鄧小平也給指戰員們鼓勁：“除了堅決打過去，沒有其他出路！橋斷了，再修！敵人不讓路，就打！......不惜一切代價和犧牲，堅決打過去！”
兩名主將的話語，讓負責開路的18旅將士們熱血沸騰。發起進攻之前，肖永銀向全體戰士下達了命令：
“槍上刺刀！手榴彈開蓋！遇到敵人就打，打完了再往前衝！我們旅打剩一個團，團打剩一個營，就是全部打光，也要開啟一條通路！”
8月24日凌晨2點，戰鬥打響了。
接替18旅守衛渡口的6縱16旅在旅長尤太忠的率領下，死死頂住了從兩翼發起衝擊的敵人，隨著激昂的衝鋒號聲，肖永銀率領著隊伍，如同下山餓虎，向著敵人的陣地猛撲過去。
衝鋒
戰鬥剛剛打響不久，敏銳的肖永銀就發現了敵人防線上的薄弱點——這裡的敵人似乎毫無戰鬥意志，一見到我軍，胡亂開一陣槍之後，便迅速潰退下去。
肖永銀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帶領18旅主力，向這股敵人發起了猛攻，僅用了3個小時，便在封鎖線上撕開了一個寬約6、7裡，縱深60餘里的大口子。
正是靠著這個缺口，中原局機關與晉冀魯豫野戰軍總部毫髮無傷地衝破了敵人的封鎖線，蔣介石的圍剿計劃，又一次化為了泡影。
在勝利之後，肖永銀在欣喜之餘，也不禁有些疑惑：這股敵軍怎麼會如此不堪一擊呢？
答案很簡單，當天晚上，負責正面阻擊任務的，是國民黨整編85師110旅，這個旅的旅長名叫廖運周——他與肖永銀有著一個共同的身份：共產黨員。
廖運周
1903年，廖運周出生在安徽鳳臺縣一個叫做廖家灣的村子裡（今屬淮南市安城鎮）。
1926年初，大革命風起雲湧，受到革命形勢的感召，廖運周離開家鄉，考進了黃埔軍校，成為了第五期炮兵科的一名學員。
在黃埔的校園裡，廖運周找到了自己的堂兄、黃埔一期畢業的廖運澤。
晚年廖運澤
此時，廖運澤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剛剛走出家鄉的堂弟面前，廖運澤充滿激情地描繪出了一個富強獨立、人人平等的新中國。
這幅美好的圖景，在廖運周的心裡紮下了根——1927年3月，已經成為北伐軍一員的廖運周在武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這一刻起，廖運周下定決心，要為那個夢想中的新中國奉獻出自己的一切。
然而，短短几個月內，廖運周的生活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揮起了屠刀；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宣佈“分共”......中國的未來，突然變得晦暗起來。
雖然前途未卜，但廖運周並沒有喪失自己的信念，而是毅然選擇跟隨葉挺麾下的國民革命軍24師，參加了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
在起義軍南下潮汕失利後，廖運周借道香港，輾轉到了上海、南京，才終於與黨組織恢復了聯絡，並接受了一項重要的任務：利用自己的黃埔身份，打入敵人內部去，開展兵運工作。
正是這一項使命，讓廖運周過起了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
1928年初，他打入國民革命軍第33軍學兵團，可沒過多長時間，學兵團就解散了；
1928年6月，他先後參加了阜陽和壽縣正陽關的兩次起義，都遭到了失敗；
同一年，他又先後打入國民革命軍第4兵團、第96師等部隊開展兵運工作，但都沒有取得什麼成果；
......
一連串不順，並沒有消磨掉廖運周的耐心，在危機重重的敵營中，他一直等待著組織的召喚。
1930年初，在中原大戰前夕，馮玉祥在河南招兵買馬，新組建了西北軍第二師，與此同時，廖運周也接到了上級的指示——打入第二師，建立地下黨組織！
這道命令，將廖運周的命運與這支部隊緊緊地拴在了一起。
馮玉祥將軍
1933年，當長城抗戰失利後，西北軍第二師殘部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改稱獨立46旅，廖運周則擔任了46旅73團團長。
在這支由“雜牌軍”改編過來的隊伍裡，廖運周的黃埔身份顯得無比耀眼，也使得他在之後的幾年裡官運亨通——
全面抗戰爆發後，獨立46旅改編為國民革命軍110師。短短3年多的時間裡，廖運周就從旅長升副師長、副師長升師長，肩膀上的軍銜也從銀色梅花變成了金燦燦的將星。
廖運周的春風得意，讓不少同僚豔羨不已。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廖運週一直與曾任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八路軍第一縱隊政委的朱瑞保持著單線聯絡，給八路軍傳遞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朱瑞
抗戰勝利之後，面對國民黨的內戰圖謀，廖運周意識到，回到人民懷抱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因此，他一邊在隊伍中秘密加強反戰宣傳工作，一邊向黨組織提出了發動起義的要求。
然而，由於戰爭形勢瞬息萬變，起義的條件始終不夠成熟，廖運周只能繼續等待下去。
在等待起義命令的時間裡，廖運周也沒閒著——他不僅將我軍派來的許多地下工作者安排到了電臺、直屬諜報隊、參謀部等要害部位，甚至還在內部秘密成立了黨委，他也正式成為了一名在國民黨軍隊中的“黨委書記”。
當整編85師接到堵截劉鄧大軍的命令，開始急速向汝河進發時，110旅內部的許多地下黨員十分焦急，紛紛來找廖運周商量對策。
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面對如此緊急的情況，廖運周卻擺出一副“山人自有妙計”的模樣，不鹹不淡地聊了幾句，就把他們都打發回去了。
廖運周之所以如此氣定神閒，當然是因為他早就想好了對策——
整編85師的師長吳紹周，從前是貴州講武堂出身的黔軍軍官，雖然由於驍勇善戰，得到了湯恩伯、白崇禧等人的賞識和提拔，但缺少了“黃埔出身”這塊金字招牌傍身，還是讓吳紹周受了不少窩囊氣。
吳紹周
在國軍的圈子裡混得久了，廖運周非常清楚，“死道友不死貧道”，向來是大多數國軍將領的座右銘，特別是對於吳紹周這類“雜牌軍”出身的將領來說，自己的嫡系部隊，就如同根基命脈，是絕不肯輕易失去的。
而110旅，就是吳紹周嫡系中的嫡系：抗戰時期，當吳紹周在臺兒莊、宜城、洛陽等地與日軍奮勇搏殺時，這支部隊就是他最信任的主力軍。
正因如此，廖運周斷定，相對於放跑劉鄧大軍而言，吳紹周更不願意見到110旅遭受巨大損失——想要“做文章”，就得從這裡下手。
這種事情，自然不能拿到檯面上說，萬一走漏風聲，吳紹周也不好對上面交待，這也正是廖運周諱莫如深的原因所在。
嘴上全是主義 心裡都是生意
直到部隊抵達汝河南岸，開始修建阻擊陣地時，廖運周才悄悄地將手下的幾個團長召集起來，裝出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說道：“這一仗，共軍非拼命不可，照我看，不可與他們硬碰硬！”
這幾位團長也都是“老油條”了，話說到這種地步，自然心領神會——於是，在面對18旅的兇猛衝鋒時，這幾位團長只是裝模作樣地抵抗了幾下，便不約而同地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戰鬥結束後，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廖運周所料：面對如此明顯的“消極怠工”行為，吳紹周只是不痛不癢地批評了廖運周幾句，事情就算翻篇了。
突破汝河之後，劉鄧大軍又一鼓作氣，跨越淮河天險，成功挺進大別山區，牽制了國民黨的大量兵力，為我軍的戰略進攻計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廖運周功不可沒。
尾聲
1948年11月27日凌晨，已經恢復110師番號的數千人馬，在廖運周的帶領下，於雙堆整合功起義，徹底打碎了黃維兵團突圍的美夢。
圍殲黃維兵團
而接應110師起義的，正是1年多之前，廖運周在汝河南岸為他們讓開通道的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
當天晚上，中野6縱司令員王近山、政委杜義德在駐地為起義的110師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在宴會上，受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人委託，特意趕來參加歡迎儀式的中野2縱政委王維綱對110師官兵們鄭重宣佈：“廖運周師長是共產黨員......在他的帶領下，你們走上了光明大道，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可喜可賀！”
聽到這一席話，在敵營中默默奮戰了整整20年的廖運周不禁熱淚盈眶......
1949年初，110師改編為第二野戰軍第14軍42師，廖運周也成為了這支新生部隊的首任師長。
此後，這支部隊打過了長江、挺進了西南、解放了西藏......為新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新中國成立後，廖運周先後擔任了瀋陽炮兵學校校長、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並於1955年成為了開國少將當中的一員。
謹以此文，向功勳卓著的廖運周將軍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