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4年10月開始,先後有4支紅軍隊伍踏上長征的征程,並最終在陝北會師。
這其中,除了我們最熟知的也是紅軍三大主力——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之外,還有一隻行軍路線截然不同,人數也相對較少的紅軍隊伍,那就是從鄂豫皖蘇區長征,並最先到達陝北的紅25軍。
而這四支紅軍隊伍之中,行程最長、途經省份最多、損失也最為慘重的,是毛主席所在的中央紅軍,也就是紅一方面軍。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從中央蘇區出發時,總兵力為8.6萬餘人,而最終經過25,000里長徵到達陝北之後,兵力甚至不足7000。
但是,你如果因此認為中央紅軍在長征時期損失兵力為7.9萬人,那麼就大錯特錯。因為,中央紅軍長征時出發時雖然是8.6萬人,但是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中央紅軍的兵力並非只有減少沒有增加。
事實上,在長達兩萬五千裡的長征過程中,紅軍從未放棄過擴紅——也就是號召群眾參加紅軍。所以,紅軍長征過程之慘烈,損失之慘重,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嚴重。
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的7000人,也不都是來自中央蘇區的紅軍將士,這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於長征途中參加紅軍的戰士。
那麼,在紅一方面軍的長征期間,紅一方面軍究竟擴紅多少人呢?究竟有多少人在紅軍長征時期加入紅軍隊伍?
紅一方面軍是4支紅軍隊伍之中長征路程最長的一支,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紅一方面軍先後經歷了12個省份,而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遵義會議之前的初期,遵義會議到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中期,和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到達陝北的後期。
這其中,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初期擴紅人數最少,甚至幾乎可忽略不計。這從紅一方面軍長征時期的《紅星》報關於擴紅的報道就可以看得出來,在遵義會議之前,《紅星》報之中,幾乎沒有關於擴紅方面的報道。
《紅星》報是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在長征時期,它更是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唯一報紙,也因此,《紅星》報在長征時期的報道,幾乎是紅軍長征時期最權威的唯一資料,可信度極高。
而在遵義會議之前的《紅星》報報道之中,很少能夠看到關於擴紅的報道,即便提到擴紅的數字,也少到幾乎忽略不計。
例如,紅軍到達宜章城時,《紅星》報將“三天中擴大了50名新戰士”,視為“獲得了相當的成績”。50名新戰士相較於8萬餘紅軍隊伍而言,幾乎可忽略不計,從中也可看得出紅軍初期擴紅數字之少。
為什麼遵義會議之前紅軍擴紅的數字很少呢?原因其實不難理解,一方面,此時紅軍剛剛長征,兵力高達8.6萬餘人,就人數而言,長征初期的中央紅軍其實兵力並不匱乏,並沒有迫切擴紅、增加部隊人數的需求。
更何況,在長征時期,武器彈藥的來源也十分緊張,在沒有武器的情況下擴紅,只會增加負擔,而無法增加部隊的戰鬥力。因此,在長征初期,中央紅軍擴紅的動力也並沒有那麼迫切。
與此同時,長征初期戰鬥任務極為緊張,紅軍不是在突圍的路上,就是在與國民黨的戰鬥之中,尤其是在接連突破三道封鎖線和湘江戰役之中,中央紅軍幾乎無時不戰,無地不戰。
如此頻繁的戰鬥,使得紅軍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展開群眾工作、宣傳擴紅。而且,長征初期不但戰事極為緊張,即便在非戰鬥時期,大多數也以夜行軍、急行軍的狀態,根本沒有時間和條件擴紅。
再加上長征初期,中央紅軍仍由執行錯誤路線的博古和李德等人率領,並沒有一個正確的領導方針和戰略方針,擴紅也無法得到重視。
因此,多種原因共同作用之下,在遵義會議之前,踏上長征之路的紅軍隊伍擴紅數字幾乎可忽略不計。
不過,這一切在紅軍中央紅軍到達遵義之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眾所周知,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會議之一,它不但糾正了博古、李德等人錯誤的軍事指揮,而且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大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也正是毛主席開始領導中央紅軍之後,擴紅工作愈發得到重視,一方面,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之後,在毛主席的指揮之下,中央紅軍作戰變得更加從容,在國民應對國民黨的圍剿和追擊方面也更變得更加主動,這使得中央紅軍不斷獲得了極為寶貴的喘息之機,也使得紅軍開始有精力、有時間做群眾工作,這其中也包括擴紅。
另一方面,毛主席改變了原本計劃的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計劃,開始考慮在長征途中建設更為合適根據地,這就要求中央紅軍需要進一步增加兵力,擴大紅軍的規模和戰鬥力。
與此同時,紅軍在長征初期的多場血戰使得中央紅軍損失極為慘重,尤其是慘烈的湘江戰役之中,中央紅軍損失過半兵力,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
因此,多場血戰之後的中央紅軍,也急需補充兵力,在這種情況之下,擴紅開始成為紅軍長征過程中的重要任務之一。
那麼,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前,中央紅軍究竟擴紅多少人呢?
最先擴紅的地方,當然是召開遵義會議所在的遵義城。1934年1月,中央紅軍第1次攻佔遵義,並在此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而且,
其後,中央紅軍在毛主席的率領下采用靈活機動的作戰方式,將前來圍剿的國民黨軍隊調得暈頭轉向,並於1935年2月重佔遵義城。
而在這次遵義戰役之中,中央紅軍一舉殲滅敵人5000餘人,這其中,僅被俘虜的國民黨軍隊就高達3000餘人,而且繳獲了大量的武器彈藥,遵義戰役,也成為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規模最為龐大的一次勝利。
因此,重佔遵義城之後,一直在緊張行軍和作戰之中的中央紅軍,不但獲得了難得的休息之機,而且,3000多名被俘的國民黨士兵也成為紅軍擴大兵員的主要物件之一。
紅軍歷來有從國民黨俘虜之中動員參加紅軍的傳統。因此,中央紅軍對於此次擴紅極為重視,當時,就連紅軍總司令朱德都親自參加了俘虜動員工作。
因此,這次動員國民黨俘虜參加紅軍的行動成果極為斐然,當時,3000多名俘虜中有超過80%,也就是2400多名俘虜報名參加了紅軍。
這些本身就有一定的軍事經驗和技能的國民黨俘虜加入中央紅軍後,極大的補充了紅軍的兵力,增強了紅軍的戰鬥力。
此後,中央紅軍在毛主席的率領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不但徹底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而且成功的在1935年6月與同樣踏上長征之路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那麼在此期間,除了遵義戰鬥後的擴紅,紅一方面軍擴紅的人數是多少呢?1935年4月5日,在《紅星》報之中刊登了這樣一篇報道——《擴紅成績的總檢查和今後的工作》,清晰的刊登了中央紅軍擴紅的數字,在報道之中這樣寫到:
“山東從突圍以來,擴大新戰士2100餘人,河南1700餘人,安徽400餘人,九堡310餘人,貴州從1月起400餘人,東固從1月11日至25日540人,總計5400餘人,遵義戰鬥中爭取的新戰士在外”。
《紅星》報之中所說的河南、山東、安徽——九堡、貴州、東固等名稱,很顯然是代號,其目的就是保密,那麼,這些地名代號對應的是哪些部隊呢?
根據學者考證,山東為紅一軍團,河南為紅三軍團,九堡為毛主席親自率領的軍委縱隊,貴州則為紅九軍團,至於安徽和東固究竟代指哪個軍團,無法確定,但是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地名所指的正是長征期間紅一方面軍所屬的各支軍團。
所以,從《紅星》報的這篇報道中也可以看得出來,從踏上長征之路起到4月5日期間,紅一方面軍各部隊擴紅的總人數為5400餘人。而且,這5400餘人之中,還不包括2400名在遵義戰鬥之後參加紅軍的新戰士。
當然,由於遵義會議之前紅一方面軍擴紅的數字幾乎可忽略不計,因此,這5400餘人其實指的正是遵義會議後到4月5號之間紅一方面軍擴紅的數字。
所以,截至4月5日,中央紅軍在長征時期擴紅的總人數為7800餘人。在這之後,中央紅軍又擴紅了多少人呢?
1935年5月,在毛主席的率領下,紅一方面軍成功渡過金沙江,徹底跳出了蔣介石佈下的包圍圈,也因此,從5月12日開始,中央紅軍在會理地區得到了難得的5天休整時機。
而中央紅軍也並沒有放過這難得的休整之機,中央紅軍在會理地區進行了充分的群眾工作,並動員了大量青年加入了紅軍隊伍。
那麼,在會理及其周圍,中央紅軍究竟擴紅多少人呢?
根據參加長征、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委的陳雲回憶:
“……考慮在雅州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時,必將與敵人作戰,於是決定擴充紅軍,我們招收了5000名有戰鬥力的年輕戰士,並組織了大批游擊隊”。
對於這一數字,在《紅星》報的多篇報道中也得以佐證,例如,《紅星》報在5月下旬曾記載各軍團的擴紅任務:“廣州800,雲南800,四川500,貴州500,太陽400”。
而完成情況則稍有不同,“南昌擴大了560餘名,僅佔原數目的百分之七十,四川擴大了380名,僅佔原數目的57%”。當然,這兩支隊伍未完成擴紅任務,也有完成的,軍委縱隊就超額完成擴紅任務,紅三軍團也擴紅800人,超過了任務目標。
因此,綜合考量之下,在會理一帶,紅一方面軍擴紅的數字,在4000~5000人之間。
而除此之外,紅九軍團自1935年3月底為掩護中央紅軍主力,開始奉命單獨行動,直到5月下旬才再次與紅一方面軍主力會合,在兩個月單獨行動的時間內,紅九軍團也擴紅不少人。
這其中,紅九軍團在瓢兒井擴紅300人,在雲南宣威擴紅300人,在東川擴紅人數最多,據紅九軍團黨代表何長工回憶:“我們在東川擴大紅軍1500人左右,這是九軍團長征中擴軍最多的一次”。
當然,由於這個數字是多年後回憶而來,可能並不精確,其他人的回憶也稍有不同,例如,開國少將袁光回憶東川擴紅的數字為1300人,而林偉在日記中記載的則是一千四百人。
不過,幾人回憶擴紅數字雖有不同,這幾個數字相差並不大。因此,三次擴紅加起來,紅九軍團在兩個月獨立活動的時間內,擴紅總數約為2000餘人。
這樣算下來,從遵義會議到4月5日,擴紅5400餘人,二佔遵義後,在遵義擴紅2400餘人,在會理擴紅5000餘人,紅九軍團單獨行動期間擴紅2000餘人,總計約為1.4萬人。
那麼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後與到達陝北之前,紅一方面軍擴紅多少人呢?
由於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後,紅一方面軍始終在環境惡劣、人煙稀少的偏遠地區,並沒有足夠的條件擴紅,再加上紅軍單獨北上之後,又始終在爬雪山,過草地,大規模擴紅的機會更少。
因此,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一直到達陝北,紅一方面軍擴紅的數字也很少。因此,綜合算下來,中央紅軍在長征時期擴紅的總人數約為1.4萬餘人。
當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數字都是根據《紅星》報和經歷長征的開國元勳們的回憶所統計的,其中肯定有一定的疏漏,而且,也未能統計在長征時期零星加入紅軍的戰士。
當然,由於紅軍長征過程中極為艱苦,戰鬥和行軍十分頻繁,並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新兵教育,參加紅軍的新戰士大多數又來自中國共產黨影響較小的國民黨統治區。
因此,毋庸諱言,在參加紅軍之後,新戰士中確實存在逃跑的現象,這一點,《紅星》報也有報道。再加上極為艱苦的行軍和作戰之中,也有許多新戰士掉隊或犧牲,因此,實際擴紅數字就更加難以統計。
因此,對於中央紅軍在長征時期擴紅究竟多少數,除了1.4萬人之外,還有另一個數字,那就是2萬。
毛主席曾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提到中央紅軍在1935年1月至4月期間的擴紅數字時,曾說道:“在川、黔、滇省的運動佔據了紅軍4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補充了約2萬兵員”。
而1935年10月,陳雲到達蘇聯,對共產國際彙報時也曾提到過中央紅軍擴紅的問題,他先後四次提及了中央紅軍的擴紅。
根據陳雲所說,1935年1月,在遵義“我們一共招了3000名年輕的新戰士”,4月“進入瑤族聚集區後,招募了1萬多名新兵”,而在會理地區,“我們招收了5000名有戰鬥力的年輕戰士,並組織了大批游擊隊”。
而在1935年6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後,由於有了兩個月的時間修整、補充和加強,“大家由此推算,兩個月內紅軍的人數能夠增加多少”。
因此,根據陳雲4次提及擴紅數字,綜合算下來,在陳雲的彙報之中,中央紅軍在長征期間擴紅的數字也有2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