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0月,27歲的顧維鈞受命出任駐美國公使,他攜新婚妻子唐寶玥赴美上任,正式開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
任命如此年輕、資歷淺的公使,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國際上也實屬罕見。
一、嶄露頭角
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忙於歐洲戰場,無暇東顧,日本急於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據為己有,妄圖進一步獨霸中國。
1914年9月2日,日軍以對德宣戰為藉口,強行在山東龍口登陸,並向青島進攻。
袁世凱政府急忙召開內閣會議,同時邀請了三位外交部參事,其中之一就是留學美國的顧維鈞。
顧維鈞第一次在政府最高核心會議上,明確表達自己的主張:堅決抵禦日本侵略,收回山東主權;也是第一次就山東主權問題發表見解。
當然,袁世凱並沒有採納顧維鈞的主張。
從此,山東主權問題是顧維鈞揮之不去的心結,與日本死磕了30年,不論日本如何威脅、恐嚇,顧維鈞從沒有動搖過。
不過,透過這次會議,顧維鈞的才華和談吐,受到袁世凱和國務總理唐紹儀的關注,開始在民國的外交界嶄露頭角。
二、顧唐聯姻
顧維鈞和唐寶玥的婚姻帶一點政治色彩,因為唐寶玥是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的女兒。
顧維鈞一生經歷了四段婚姻,第一位是由家裡包辦的婚姻,女子張潤娥,是當地與顧家門當戶對的傳統女子,她纏足、不識字,遭到顧維鈞的拒絕。
因此,顧維鈞與家裡產生了矛盾,但他不能忤逆父母,就娶了張潤娥。可顧維鈞既沒有像胡適那樣,和包辦的老婆生兒育女;也沒有像魯迅那樣,和包辦的老婆老死不相往來;他選擇了協議離婚。
這段婚姻主孝,但又不是愚孝,顧維鈞顧全了父親和家人的面子。由於沒有婚姻之實,所以,顧維鈞的家人和嘉定的父老鄉親,都認為唐寶玥為顧維鈞的原配夫人。
顧唐聯姻主貴,唐紹儀晚清時期留學美國耶魯大學,曾官至清朝一品大員,袁世凱竊取民國總統職位後,唐紹儀出任民國首位國務總理。
顧唐聯姻,對於顧維鈞的仕途起到了莫大的作用,這一點顧維鈞並不諱言。
不過,也是基於他卓越的外交才能,沉穩、機敏、雄厚的學識,才成就了“民國第一外交官”的輝煌。
當時顧維鈞剛留學歸來不久,在總統府和內閣擔任秘書。有一天,唐紹儀推薦他參加一個野餐會,並特意告訴他,自己的女兒也參加。
就這樣他與唐寶玥相識了,顧維鈞年少英俊,他們兩人一見面就互生好感。
唐寶玥大家閨秀、彬彬有禮;顧維鈞溫文爾雅、風度翩翩,隨後他們自然而然陷入熱戀。
顧唐戀愛,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顧維鈞終於為自己的婚姻做了主。父親聽到兒子的彙報後,心中認同兒子的選擇,遂邀請唐小姐到家中見了父母。
唐紹儀看好顧維鈞的才華橫溢,能擁有這樣的女婿,自是皆大歡喜。
雙方家長這一關贏得讚賞,二人的婚期就定下了。1913年6月3日在上海公共租界體育場公園(今虹口公園)舉行了隆重盛大的婚禮。
顧、唐兩家的婚事,在當時的上海一時成為美談。
三、香消玉殞
唐寶玥婚後隨丈夫赴美上任,顧維鈞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中國是弱國,弱國外交處處受制於人,顧維鈞以他敏銳的眼光,認為尋求美國的支援,來抗衡西方勢力對中國的欺負。
他將工作日程安排得滿滿,抓住一切機會與美國朝野人士廣泛接觸,爭取他們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援。
到美國後的兩年多,夫妻倆有了一兒一女。可想而知,顧維鈞幾乎天天晚歸,唐寶玥忙於照顧小孩,照顧丈夫,並且需要時常陪伴顧維鈞出席各種外交活動,日子在忙碌中匆匆度過。
也許是超負荷的忙碌,損害了唐寶玥的健康。1918年10月17日,在生下小女兒顧菊珍後,唐寶玥的身體明顯地虛弱了。
唐寶玥並沒有停下來修養身體,而是全力支援丈夫的事業。
在她去世前三天,美國有兩大盛會同時舉行,一個在華盛頓,一個在費城,顧維鈞無法分身,希望夫人代表他去參加其中一個會議。
唐寶玥心疼丈夫長途跋涉,自告奮勇願去費城,以顧公使夫人身份周旋於與會女士之間。
當時,美國正流行西班牙流感疫情,唐寶玥身體虛弱,在歸途中不幸染上疫情,體力已不支。
回來後,又接到某公使夫人的邀請,唐寶玥勉強支撐前往,略微應酬即回。
第二天,顧維鈞還在大使館工作,突然接到醫院的病危通知書,他瞬間傻眼。當他心急火燎地趕到醫院時,一切都晚了,唐寶玥已離他遠去。
唐寶玥去世時,僅有29歲,留下3歲的兒子和剛滿一個月的女兒。剛過而立之年的顧維鈞,回首和妻子短短5年的甜蜜生活,痛徹心扉、痛不欲生。
四、奔赴巴黎
正當顧維鈞陷入巨大的悲痛中時,接到了北洋政府的指示,指定他為“巴黎和會”的五名代表之一。
顧維鈞本想推辭,因為他正經歷著喪妻之痛,還有很多事情需要他處理,還有一雙幼兒不知如何安置。
但是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深切感到“巴黎和會”對於中國有多重要。
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始終處於不平等地位。尤其是日本“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強迫中國簽字的條約,明擺著欺人太甚。
“英之於西藏,俄之於蒙古,日之於山東,葡之於澳門,均屬未了問題”,顧維鈞要據理力爭。
顧維鈞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堅定地選擇國際法和外交專業,就是為了有朝一日,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在顧維鈞看來,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機會,中國作為戰勝國參會,可以謀求某種程度的公平待遇,爭取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全在此一戰,他沒有理由不衝鋒陷陣。
該啟程了,顧維鈞將一雙兒女,託付給使館的同事幫忙照顧,沒有了妻子的柔情關懷,31歲的顧維鈞,體會了漫無邊際的孤獨和痛楚。
1918年12月中旬,顧維鈞到達了巴黎。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美、英、法、意、日五國把持下終於開場了。
參會國的席位分為三個檔次:五個、三個、二個。中國被列為最末一等,只有兩個席位。雖然中國屬於戰勝國,依然被踩在最下面,不管中國代表團如何提出要求和抗議都沒用。
從最小的細節都可以感受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有多麼的微不足道。
1月27日的上午,在沒有中國代表參加的五國十人會上,日本代表牧野提出,要求和會確認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美國總統威爾遜表示應當聽聽中國的意見。
當天中午,臨時通知中國代表團,下午三點討論山東問題,邀請中國代表到會申述立場。
當時北京政府,以參戰宣佈過遲為由,不應提出過多要求,不敢提歸還山東的主張。所以,代表團顯然沒有準備。
值此關鍵時刻,團長陸徵祥推脫身體不舒服,把重任交給其他四個代表,顧維鈞在四人當中是最年輕的一位,他對山東問題從沒有放棄研究,其他人堅持推薦顧維鈞發言。
歷史選擇了顧維鈞,顧維鈞也抓住了歷史的機遇,機遇也最青睞有準備之人。
顧維鈞在會上從容鎮定不用講稿,即席演講,從山東的歷史地理、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闡述中國對山東無可爭辯的主權;同時引經據典,引用國際法名家的見解,印證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合法性。
在發言中有一段話,為後人奉為經典名句:
“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
牧野先生你說對嗎?”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
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
顧維鈞的發言敘述清晰、言辭得體、不卑不亢、有理有據,贏得與會各國代表的一致讚賞。
顧維鈞後來對這次演講,說過一段話:“那天鄙人雖無片紙底稿,或因鄙人激於憤慨,一本國民愛國天良,隨口暢言,思想如泉水湧湧而起。不顧及到辭令,但求說之明晰而已。”
雖經顧維鈞的不懈努力,“巴黎和會”仍一再拒絕中國的正當要求,1919年6月28日,這一天,被歷史永遠記住。
中國拒絕在合約上簽字,使國際外交界為之愕然,表示了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堅定決心。
1919年的“巴黎和會”,標誌著中國外交,開啟了中國在國際關係中敢於說“不”的外交,結束了中國在列強壓迫下“始爭終讓”的慣例。
“巴黎和會”上顧維鈞的這次演講,堪稱中國外交史上的壯舉,也奠定了顧維鈞成為一名傑出外交家的堅實基礎,在民國的國際外交界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