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秋天，當新中國的人民都還在為重建家園而努力的時候，鄰國朝鮮大地上再次陷入了戰爭的泥潭，一時間狼煙四起。
隨著事態的發展，美軍開始介入朝鮮戰場，後來還公然越過三八線，甚至說出“在歷史上，鴨綠江並不是中朝兩國截然劃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礙。”這樣的話，戰火即將蔓延到了鴨綠江邊。
面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抬頭，為了抵禦美國的侵略，中國自然不會坐視不管，中國上下都拉開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而抗美援朝這件大事，就像風一樣，安靜地吹進了功德林裡頭……
那麼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功德林中的國民黨戰犯對這場戰爭持何態度？
功德林裡的聲音：有人不看好，有人建“功德”
功德林裡面住著的人，可不是和尚道士，在這個聽上去有點“風仙道骨”，實則是一所關著國民黨戰犯的監獄。
這些人出身和故事都非常複雜，大多數都是國民黨的高階將領，長期在蔣介石麾下效力，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有著像頑石一樣的執著。
在他們的腦袋裡，總結出來的戰敗原因多種多樣，友軍支援不到位，國民黨自身混亂腐敗，甚至有人已經很清楚：他們總裁的蔣介石才是最大的問題。
但他們還是不願意從心底裡承認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對戰敗這個結果就是不服氣。有些人還盼望著甚至深信：終有一天，蔣介石會從臺灣起兵反攻，能把他們從監獄裡救出去。
所以，當美軍入侵朝鮮的訊息傳到高牆之內，功德林這片淺淺的池子，也泛起了水花。
當時基本上分成兩大“陣營”一邊是心存僥倖、慷慨陳詞派，另一邊是默默觀察、一言不發派。
在慷慨陳詞派裡面，典型代表就是文強。
當他開啟每日都送過的報紙，漫不經心地瀏覽著大致內容時，有個標題跳進了他的眼睛裡。
那是六個大字“美軍仁川登陸”，文強實在太激動了，他腦海中已經幻想著美國能把他們救出去。
原先還在寫交代國民黨軍統局北方區內幕材料的鋼筆，已經蓋上了蓋子，交代材料也被推開了，進功德林對他來說，已經像是一場快要醒來的噩夢。
讓我們聽聽文強是怎麼描述的：
我在想，朝鮮戰爭的爆發，是變相的美、蘇戰爭的爆發。
換言之，便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我身在監內，心在監外，幸災樂禍地唯恐天下不亂。
國民黨被趕出大陸之前，中央宣傳部長任卓宣曾經大聲疾呼過，世界必因美、蘇爭奪而大打起來。
我想這一天我們等到了。
我在想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元氣大傷，沒有十年八年恢復不了。
美國得天獨厚，在本國土地上沒有受到戰爭的蹂躪，已成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勝利的力量。
第三次世界大戰除非不打，一打準定是美國必勝。
蘇聯一敗，中共的江山就坐不穩。
歷史的命運將決定於自由世界盟首美國。
“我認為，蘇聯稱雄於世界的壽命不長了，中國共產黨又豈有幸存之理。朝鮮半島打不了遊擊，也打不了陣地戰。人民解放軍在大陸作戰是行的，小米加步槍打美國，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了。”
文強越想越興奮，恨不得馬上得到第一手戰場的訊息，來驗證他的想法，甚至整晚都無法入睡。
當晚，管理處的一位李科長，讓文強寫一篇“美朝戰爭的預測”。
文強早有此意，於是大筆一揮，洋洋灑灑寫下5000多字的得意文章，文章的結束句是：“美國是不可戰勝的。”
不僅是文強，支援這個觀點的，還有另外一個人：被稱為美國通的國民黨降將杜建時。儘管杜建時那時候是關押在天津公安局，但也做出類似的預判：若是美國戰敗，那麼我全都錯了。
杜建時
他們這類人就是低估解放軍的戰鬥力，哪怕他們是解放軍的手下敗將，也仍然相信，美國的實力大大強於解放軍。抗美援朝不可能勝利。
而另外一些人，則是默默不語，儘管他們未必完全相信解放軍能贏，但是也不會高興得太早，他們一般都是默默看報紙，時時留心戰況。而這些人卻慢慢變得真正冷靜且清醒。
在功德林裡面就有邱行湘等人。
一開始，邱行湘還是對共產黨和解放軍的戰鬥力存在深深的疑問，他還想過，也許僅僅是因為國民黨無能，共產黨才能打敗國民黨。當共產黨面對強大的美軍的時候，局面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就此他還想過：在這個世界上，美國人點頭的事誰也阻擋不了，美國人搖頭的事誰也做不成。
邱行湘
但是，隨著一則則捷報傳到功德林裡，邱行湘還是反思自己之前的觀點，隨之開始明白：自己落在一個世界上力量最強大的政權手中。
他們國民黨的失敗，縱然有自身的原因，但是，看到志願軍面對強大的美國軍隊，依舊能捷報連連，就應該明白：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是多麼強大，甚至比他們認為的無敵的美軍還要強大得多。
當思想開始轉變，行動也隨之有了變化。有的人成為了後勤保障中的一份子，有的人提供了實用的戰略分析。
（一）炒米、炒麥的大丈夫
在朝鮮戰場上，美國飛機不斷進行轟炸，導致朝鮮前線和中國後方運輸線時時中斷，中國志願軍的糧食補給出了問題。於是，志願軍總部決定用飛機向前線空投乾糧。
功德林為了配合這個決定，也安排一些戰犯，和裡頭的幹部一起，為志願軍炒麥子，這些人中就有思想發生了變化的邱行湘。
這時候的他，用上了自己的一身好力氣，從大卡車上卸下一包包麥子，一肩扛走，穿行在人群之中。而每一包麥子，都足足有200斤重。
接著，熟練地揮動大圓鐵鍬在直徑為1.3米的大鐵鍋裡炒麥。放糖、放鹽、跳上、跳下，與火頭軍師配合無間，一氣呵成。
此時的他，花著臉，黑著手，揮汗如雨。但是毫不計較，這又是為什麼呢？
作為一個曾經的軍人，他很明白將士們挨餓受凍，食不果腹的滋味。而且現在，他不是為了一個腐敗無能的階級效勞，而是為勝利的軍隊出力，為自己的民族出力。
儘管只是在炒麥，但他依然能感到自己是在保衛家園。
而這群人中，還有另外一位著名的國軍人物：杜聿明。
杜聿明
他和邱行湘一樣，也經歷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也和邱行湘一樣，頓悟了：在人民和正義，在大是大非面前，國民黨才會如此不堪一擊。
儘管他也是有病自身，但是依然加入了炒麥的佇列，為志願軍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每個晚上，大卡車準時將生的麥子運進來，同時又準時將熟的麥子運出去，炒麥脆而不焦，這少不了功德林裡面這些人的功勞。
這樣的大丈夫，不僅僅在功德林裡面有，在北京的另外一個地方，也有這樣一群為抗美援朝奉獻的戰犯。
北京廣安門外，有個舊救濟院，後來被改造成北京解放軍官教導大隊，這裡面也關押著一部分國民黨戰犯。
就像功德林一樣，他們那邊也成立了炒米隊，而這支炒米隊的主力，恰好是邱行湘的朋友，一起在陳誠軍事集團相處多年的楊伯濤。
楊伯濤的出身很貧苦，自己也當過地主的放牛娃，後來早早就參軍了，開始養家。所以楊伯濤是認罪較早，也誠心接受改造的一批人。
在炒米的時候，楊伯濤就彷彿變成他當時被俘虜的形象：蓬頭垢面，衣服溼透，額前的頭髮還掛著水滴。但是，現在的他也完全不同於當時，因為他現在是為了正義的事業，為了自己的家國而努力。
楊伯濤
在炒米任務結束後，楊伯濤在他的筆記本下，動情地寫下一題兩首七言絕句，《為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志願軍炒乾糧》：
調和鼎鼎倍辛忙，為最愛人燢餱糧。
只緣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戰場。
晝颺烽煙夜燭天，揮汗酣戰灶臺前。
千杓萬鏟渾意倦，大同江畔報敵殲。
（二）美軍戰術研究班的同學們
不知不覺，抗美援朝已經取得了階段性勝利，為了加速勝利的步伐，國民黨戰犯們也是群策群力，為志願軍貢獻自己的知識力量。
於是，在教導大隊的組織下，國民黨戰犯組織了一個特別的班：美軍戰術研究班。
這個研究班的班長，正是熱心於炒米任務的楊伯濤。他曾在國民黨18軍任過美械裝備幹部訓練部主任，當時各師指派幹部分期集中常德受訓，所以楊伯濤對美軍裝備、武器效能可謂瞭如指掌的。
班裡還有很多成員，他們大多來自陳誠系的，他們分別是：
國民整編66師中將師長宋瑞珂，國民黨第10軍少將將軍覃道善，國民黨12兵團中將副司令兼85軍軍長吳紹周，國民黨94軍少將副軍長林偉宏，國民黨第4軍114師上校師長夏建勣等。
宋瑞珂
他們曾經領導過的軍隊，大多都是武器精良，還有些是全副美軍裝備的，美軍和美械不單單是有理論上的研究，也有實戰經驗。所以他們的資料，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經過集體研究，最後又楊伯濤紙筆，有侯吉暉繕寫，完成了一篇6萬多字的軍事資料《關於美軍戰術之研究》。
這篇軍事資料，有領導人看過，確實對志願軍更瞭解美軍和美械提供了很大幫助。
教導大隊除了對研究班給予了“你們對人民有功”的讚譽之外，對楊伯濤的文筆也給予了讚賞。
抗美援朝是一場艱苦卓絕的保衛戰，全國上下的心，都被遠在朝鮮戰場的志願軍所牽動著。哪怕是在鐵石心腸的人，都會被一個個動人的故事所感化。
也正是這一場正義的戰爭，讓很多功德林中的戰犯去反思自己和國民黨的問題，逆著歷史潮流前進註定是失敗的，和人民站在對立面也註定是失敗的。
面對不斷傳來的捷報，很多不甘心不情願的戰犯也自覺加入了改造的隊伍，認真學習起了共產黨的那一套理論，去吸收新鮮的知識。
功德林的往事
功德林這個地方，現在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和生活。但是，這個聽起來像是旅遊景點一樣的地方，原是一座有著很長曆史的的恐怖監獄。
功德林位於北京城北的德勝門外，因當地曾經有一座叫“功德林”的廟宇而得名。
早在光緒年間，這座古剎設立了京師習藝所，稱為“順天府習藝所”，但它的實際作用是收容罪犯，令其習藝的地方。從那時起，功德林成了勞改機關。
此後，功德林又陸陸續續被改造，到了蔣介石的時候，功德林改名為“北平第二模範監獄”，儘管名字有“模範”兩個字，但是那個時期，功德林確是實打實的恐怖監獄。
那時候，功德林關押著許多“政治犯”，實際部分都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他們在這裡被關押，甚至殺害。
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後，中國共產黨接管了“功德林”。由此之後，功德林又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說到共產黨剛剛接手的時候，又有一樁往事。
在功德林裡頭的，除了有罪犯以外，還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物品。當時接管人員朱文剛，在那裡發現了一個絞刑架。
這個偌大且冰冷的鐵架子就擺在牆角，木質的底座，框架黑森森的。儘管沒有繩子，但是頂上的兩個長方形的構件，已經告訴人們這個物件的用途。
朱文剛做過公安局長，知道這傢伙是洋人的行刑工具，絞刑架，但他還不知道這個東西的來歷。
於是，他就問起在場的一箇舊警察：“你們用這個洋玩意處決過死刑犯?”
其中一個回答：“聽說用它絞死過貴黨首領李大釗，那以後好像再沒用過……”
朱文剛心頭一震，一下子就知道這個鐵架子有著莫大的歷史意義。於是，厲聲命令道：“你們把它給我看好了，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準動，聽見沒有?!”
誰曾想，這個絞殺了李大釗的兇器，從京師看守所刑場被轉移到功德林，20多年過去了，中國已經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件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屠刀”依然還在。
只是，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這個兇器也成為了最珍貴的文物，它見證了共產黨人不畏犧牲，為了追求人民解放甚至願意奉獻出生命的代價。
後來，當時的文物部門把絞刑架送到北平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之一）。
這個絞刑架是新中國成立後文物部門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編號是0001號。
這個絞刑架，現在陳列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展覽大廳裡，時刻提醒著我們永遠不忘那段血和淚的歷史。
功德林的進與出
新中國成立後，功德林又肩負了新的歷史使命，成為了專門關押和改造國民黨戰犯的監獄。
1948年年底，中共中央授權新華社，公佈了國民黨戰犯名單。第一份名單上的43人，都是曾經名噪一時的國民黨政府黨政軍大員，包括了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等。
而最初關押在功德林的是康澤和董益三，而他們兩個都是國民黨特務系統的代表。
後來，各地的國民黨戰犯都慢慢集中到功德林進行學習和改造，大官小員，“齊聚一堂”了。
他們這些人中，有不少曾經掌握著呼風喚雨的權力：要麼是地方大吏，要麼是國軍的高階指揮將領，有些是殺人如麻的特務頭子。
他們當中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物：
國民黨徐州“剿總”副總司令、統率大軍幾十萬的杜聿明，國民黨川、湘、鄂三省邊區綏靖主任宋希濂，山東綏靖主任兼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兵團司令王維、廖耀湘、陳金城等
特務系統裡，除了最初入獄康澤之外，還有軍統局副主任秘書張嚴佛，大特務文強、沈醉、郭旭、成希超、董益三等等。
甚至還有上將級別的人物：王陵基和金漢鼎。
功德林裡面裝著那麼多拔牙老虎，首先管理他們就很難，還要改造他們，讓他們從心底裡認同這個紅色政權，就難上加難了。
但是，中國共產黨做到了，化腐朽為神奇，讓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轉變了思想，為國家和人民，付出了力所能及的功勞。
其中，抗美援朝時期就是一個典型且特殊的時期，很多國民黨戰犯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明白自身的問題，願意接受改造。
其實他們之中，有不少人都是有過硬的本領，良好的教育水平，偏偏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在歷史的洪流裡，逆流而上。
但是，共產黨有自己的紀律和信念，早在戰爭時期，就有寬大的對待戰俘的政策，而且自上而下，一律嚴格執行，不得違反。
儘管在功德林裡高牆之下的戰犯們，也沒有遭受非人的對待，吃穿用度都有所保障。這為他們的思想改造打下了最基礎的一步。
而經過歲月的變遷，國家和中央也逐步實行了特赦政策。到了1975年，新中國實施最後一次特赦：無條件赦免全部在押戰犯。新中國前後一共實施過7次特赦，充分體現了“寬大政策一貫到底”的精神。
出獄以後，已經有了巨大變化的戰犯們，重新成為了普通的人民群眾，是普通的公民。他們比以前更加熱愛生活，熱愛自由，更加希望為自己所經歷過的那段風雲歲月留下痕跡。
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特別的組織：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他們有個特別的工作：文史專員。
他們中有不少成員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包括那兩個唱衰抗美援朝戰爭的文強和杜建時，還有寫下6萬字材料的楊伯濤，以及黃維、宋希濂、董益三等等。
文史專員不易當，他們的任務也和繁重，一是撰寫“三親”（親歷、親見、親聞）歷史資料；二是向各界人士徵集歷史資料；三是審閱來稿；四是參與編輯出版文史讀物。
但是，他們並不覺得這是負擔，而是爭先恐後地投入工作中，為還原歷史真相而努力，為此傾注大量心血。
而楊伯濤在重獲新生後，也過上了不錯的生活，不僅成為了文史專員，還當上了政協委員。
那時，他會去北戴河休假，晚餐後去林蔭草坪散步時，他會穿上一件汗衫，上面印著幾個大字：抗美援朝。
楊伯濤說，這件汗衫是中央電視臺某次抗美援朝紀念活動時送給他的紀念品。這象徵著他的那部《關於美軍戰術之研究》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楊伯濤對此充滿了自豪的感情。
結語
功德林和國民黨戰犯，已經成為了歷史詞彙了。在漫長的歲月裡，這些人也為新中國留下了一筆相當寶貴的財富。
1995年，政協全國文史資料工作座談會召開了，這是一場承前啟後的盛會。會議上，回顧了文史專員們的文字長城：展出文史資料1000多輯，專題資料4000多種，共約16億字
一些政協委員參觀後留言：“資料珍貴，功德無量。”
曾經的敵人，現在成為大眾的一份子；曾經的階下囚，現在成為了兢兢業業的文史專員；曾經的血海深仇，現在化為一篇篇有著非凡歷史意義的文獻。
歷史教會我們的，不僅僅只有仇恨，還有感化，改造，以及新生。
參考文獻：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
《國民黨首要戰犯改造秘檔（一） 第一監獄：從功德林到秦城》
《竭心盡力工作的文史專員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