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追憶】
蔡美彪先生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祖籍浙江杭州，出生於天津。1946年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1949年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研究生部，師從邵循正先生。1950年在羅常培先生領導的文科研究所擔任助教。1952年轉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1953年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第三所（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協助范文瀾先生編寫《中國通史簡編》。先生曾任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是蒙元史的領軍人物。在蒙元史領域取得斐然成績的同時，他也為《中國通史》的編寫殫精竭慮，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與羅常培先生合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獨著《元代白話碑集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成吉思汗小傳》《遼金元史十五講》《遼金元史考索》《學林舊事》《學林雜記》《中華史綱》等，主編有《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簡本》《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彙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卷》《范文瀾全集》等。在範老去世之後，他主持續寫了《中國通史》第五至十二卷，這是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敘述中國歷史的著作，也是迄今為止發行量最大的多卷本《中國通史》。
2021年1月14日，先生溘然仙逝。作為受業門生，追憶往昔問學的點點滴滴，他的音容笑貌和寒燈伴影的情景就會浮現眼前。
注重通專結合的典範
1993年9月，筆者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蔡美彪先生攻讀元明清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學後不久，我與先生商討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他認為晚明的歷史值得研究，建議可以作為選題的方向。在其啟發下，我打算就張居正與萬曆政治進行專門研究。因為自己對明代內閣和張居正已經有一些前期的研究成果，比較熟悉和了解這一方面的文獻資料以及學術研究中的不足，且對此有強烈的興趣。先生認為此題可做，但強調要真正研究這一問題，首先必須認真研究嘉靖朝的歷史。乍聞此言，筆者感到大惑不解。因為當時主流的觀點將嘉靖政治與萬曆政治截然分開，且予以全盤否定，將其描繪成君昏臣庸、政治黑暗、黨爭激烈、經濟崩潰的時代。深受此風的影響，筆者對嘉靖政治沒有一點好感，所以不可能將其與張居正改革的研究聯絡起來加以認知。即使聯絡起來，也是以否定為前提，以便突出張居正的“改革”亮點。
而蔡先生提出要把嘉靖朝歷史與萬曆政治聯絡起來考察，是與他主持編寫《中國通史》所形成的宏觀認識密不可分的。在1993年出版的《中國通史》第八冊中，他完全改變了對嘉靖朝歷史的傳統書寫模式，對“大禮議”中崛起的張璁首次予以高度評價，認為“明代先後兩張文忠，均以興革為己任”，將張璁與張居正相提並論，突出了張璁等人的革新活動，首次對嘉靖時代及其與萬曆政治的關係予以全新表述，但此論當時並未引起學界的關注，筆者也沒有認真理解此言的學術意義。在專心研究嘉靖朝歷史之後，我才開始認識到該說深刻的學術價值。
要認識嘉靖朝的歷史，“大禮議”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也是認識嘉靖朝歷史的鑰匙。如何理解這一事件，直接決定著人們對嘉靖朝及其後明代歷史的認知程度和走向定位。而要重新認識嘉靖朝的歷史尤其是明代革新的歷史，首先必須要重新認識“大禮議”，否則，只能責備世宗沒有按照楊廷和等舊臣的主張改換父母，並將張璁等人視為“小人”，忽視嘉靖前期的革新活動，無視張璁等“大禮新貴”的崛起和對嘉靖朝歷史的重要影響，將長達45年的嘉靖歷史簡單地描繪成漆黑一團，混亂不已，腐敗不堪。這樣一個具體事例，恰恰從側面反映了先生治史通專結合的特點。
蔡先生在強調關注新材料的同時，反覆強調研讀基本史料的重要性，主張要用常見史料來解決歷史問題，結論要從史實中得出，不能“以論代史”。同時，他要求儘可能地全面掌握學術研究的成果，即使是錯誤的觀點也要了解和尊重，要認識其錯誤的原由，避免走彎路。他提及一位美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研究藏傳佛教時，得知《青海日報》上有一篇短文，但在美國找不到原文，便專程來到中國查詢此文。因為看不到該文，就不瞭解作者的觀點，故不能下筆。假如作者的觀點與自己的想法相同，那就沒有必要再從事這一問題的研究了。故在學術研究中，一定要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以表明自己的研究並不是自言自語，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推進的。因為學術研究本來就是討論問題的，而不是目中無人，天馬行空，自說自話。隨著當代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儘可能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就成為治學的必然要求，蔡先生在教學中一直非常重視這一點。
踐行“二冷”精神的表率
范文瀾先生於1969年7月底去世，《中國通史簡編》才完成了四卷。此後，由蔡先生負責續寫工作，改名為《中國通史》。為了完成這一特殊使命，先生數十年如一日，風雨無阻，終於完成了《中國通史》的寫作。其中的艱辛和付出，可謂冷暖自知，他曾作詩抒懷：“書成十卷鬢如絲，雪夜寒燈伴影時。”“夜讀常嗟人易老，金雞為我報晨遲。”但即使寒燈伴影，他依然樂此不疲，皓首窮經，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和毅力，續成範老的未竟之業。
有人認為“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的說法最早出自范文瀾先生。但蔡先生認為範老不會提出這樣不切實際的主張，而是強調範老所提出的“坐冷板凳，吃冷豬肉”的“二冷”精神的合理性。他認為只有“專心治學，不求聞達”，甘坐“冷板凳”，才能吃上“冷豬肉”（古代道德文章出類拔萃之人去世後可入孔廟，歆享祭祀時的冷豬肉），即只有道德高尚，靜心篤志，潛心學術，追求卓越，才能取得舉世矚目和影響深遠的成果，併為人們所牢記和敬仰。而要做到這一點，顯然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實現的，而是需要“苦苦幹，慢慢來”，需要一生的奉獻。這就是他所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出版後記中，他稱讚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研究奠基人和引路人包培教授（祖籍俄國，生在中國，長在俄國，死在美國）“奉獻平生的敬業精神”，這一精神“為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一想起“他年近九十清苦攻讀的情景，便增添了工作動力”。先生在同年出版的《學林舊事》一書中說：“活到老，學到老，生活就是學習。”在2012年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採訪時又說：“我在近代史所坐‘冷板凳’算來已有六十年，倘若天假以年，還得坐下去。”可以看出，蔡先生老當益壯，孜孜矻矻，以實際行動對“坐冷板凳”做了最好的詮釋，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在蔡先生看來，學術文章的書寫只是個人一時思考的表達，充其量只是一家之言，除了立場、方法、視野外，所依據的資料是否可靠，所提出的結論是否客觀，還要經受各方面長期的檢驗，所以“不寫一字空”是根本做不到的。當然，要把研究的成果用文字表達出來，是需要強調寫作能力的。在觀點表述中，要儘可能做到融會貫通、論述縝密、主次分明，即要儘可能突出“主幹”，減少“枝蔓”。而對寫作能力的要求，其實就是要逐漸提高剔除“枝蔓”的能力。而要做到簡明扼要、主次分明，需要向前輩學者學習寫作經驗，需要常讀短小鋒利的雜文。《中華讀書報》的記者在1995年的採訪稿——《四十三年磨一劍 書裡書外見功夫》一文中寫道：“在文字上，蔡美彪也儘量向范文瀾學習。範老的文字很有特色。他化古代漢語為現代漢語，驅遣自如；化專家之學為人人可讀的史書，舉重若輕。這是《中國通史》發行量大的最主要的原因。”
像範老一樣，蔡先生能夠用簡潔明快的語言來描述複雜的問題。但即使如此，先生也不敢說《中國通史》就無錯訛。他在2008年所寫的《〈中國通史〉新版前記》中描述了多次修訂過程，並指出：“這次出版合裝十二冊新版，對全書又作了一次修訂，但自屬稿到排印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錯誤，依然難以盡掃”，希望“大家多評論一下缺點”。在十二卷本《中國通史》完成後，蔡先生就把精力集中在《中華史綱》的編寫上。在寫作過程中，極力追求“敘事酌取要旨，文字務求簡約”，儘可能地讓讀者滿意。儘管該書出版後“獎譽過多”，但他也不敢以“不寫一字空”自許，而是認為“書中的問題是少不了的”。他在2013年出版的《中國通史簡本》編印說明中也說：“其間取捨不當，輕重失宜，在所難免。”蔡先生經常談起讀者給他來信所指出的問題，自己在認真接受的同時，還回信表示感謝。他對寫作中難免存在問題的認識是清楚的，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反映了對學術的敬畏和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當然，蔡先生也始終以“不寫一字空”來要求自己，他的文字洗練是學界所公認的。
蔡先生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衚衕的近代史所上班，家住建國門內大街的東總布衚衕。除週末外，他每天坐公交車到單位上班，中午在所裡的食堂用餐，並在辦公室的簡易床午休一會。如此年復一年，以所為家，直到2016年10月底在下班回家時摔傷住院為止，時年已88歲。
獻身史學研究的楷模
蔡先生生活儉樸，甘於清貧。他與師母胡文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志同道合，相敬如賓。師母與先生為同班同學，在工作之餘，全身心地支援先生的工作。她於2012年去世之後，先生拿出積蓄，在母校設立了“南開大學胡文彥助學金”，專門資助家境貧寒、品學兼優的女生。師母逝世之後的近十年間，先生孑然一身，在自己料理生活的同時，依舊潛心治學，成果不斷。在耄耋之年，他雖然在生活上要比常人付出更多，但對學術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可謂“壯心不已”。
蔡先生將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史學研究之中。在範老之後，每卷《中國通史》都是蔡先生與相關領域有學術影響力的專家合作撰寫，最後由他字斟句酌，或重新改寫，儘可能與範老的前四冊保持一致，注重學術性與可讀性的統一，在中國通史的編纂中獨樹一幟。在《中國通史》出完十卷之後，先生曾賦詩一首：“百代興衰數捲紙，千秋爭戰幾人雄。書成十卷霜添鬢，愈信人間向大同。”
蔡先生在踐行“二冷”精神、以身作則的同時，對青年學者的成長也十分關心，他認為“那些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外界利誘的有志青年，必能甘於冷漠、不避艱苦，堅持不懈地攀登科學的高峰，取得前人不曾取得的輝煌成就。”他特別告誡青年學者要珍惜國家安定團結和繁榮發展的大好環境，要認真讀書、夯實基礎，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追逐名利。同時呼籲對青年學者的考察要注重學術水平，而不要過於強調成果的數量。他反覆強調一個課題的完成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要甘於奉獻、持之以恆。
蔡先生曾風趣地說道：“如有來生，我仍將選擇史學研究。”這一平常之言，是他對自己一生甘坐“冷板凳”的深刻表述，也是他熱愛史學研究的真情表露！在我看來，先生此言，可以作為他的“墓誌銘”！
先生通變古今，知行合一，筆耕不輟，著述等身，既是通專結合的典範，也是獻身學術的楷模。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所踐行的“二冷”精神將薪火相傳，垂範千秋！
（作者：田澍，系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