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被診斷為早期，算是相對幸運的事情，意味著再進行根治手術後有著極高的治癒機會。然而在走出手術間的那一刻起，患者又要面對另一個艱難的抉擇——要不要再進行術後的輔助治療。

“據統計，約有60%-70%的早期肺癌患者會在術後的兩年內發生腫瘤復發或轉移，其中腦轉移的後續治療非常棘手。” 廣東省人民醫院（GDPH）終身主任、廣東省肺癌研究所（GLCI）名譽所長吳一龍教授指出。

這也是醫生們為什麼在手術後，建議肺癌患者進行藥物或其它形式的治療，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時長和生存質量。

吳一龍教授指出，以往術後的輔助化療是主要的治療選擇，但毒副作用大導致患者難以堅持，且有效率不高，對腦轉移幾乎束手無策。直至近年來靶向藥物在晚期肺癌群體中獲得巨大成功後，不少專家們提出，對於早中期肺癌患者，輔助靶向藥物是否也能帶來顯著獲益？

早期患者手術後並非一勞永逸，仍有復發、腦轉移等風險

肺葉切除、縱膈淋巴結切除術是目前早中期肺癌患者常用有效的手術方式。隨著我國胸腔鏡肺葉切除手術的廣泛應用，當前中國微創胸外科的整體水平已領先國際，且高達30%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可以在早期診斷出並進行潛在的根治性手術，尤其對於腫瘤小於1釐米的早期肺癌患者而言，在進行手術之後，5年生存率可達90%以上。

雖然早期發現和手術是實現早中期肺癌的治癒性手段，但仍有近一半診斷為早期的患者、超過四分之三的診斷為晚期的患者在術後五年內經歷了復發。同時，約有68%的早期肺癌患者在術後會出現病灶向其他器官轉移的風險，如腦轉移、骨轉移等。

輔助化療作為既往肺癌術後輔助治療的標準方案，雖可提高可手術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但絕對5年生存率提高僅僅只有5%，複發率依舊較高，且對腦轉移等遠處轉移幾乎束手無策，並且由於化療毒性問題，致使患者依從性不佳，臨床上仍亟待更佳的輔助治療方案。

廣東省人民醫院（GDPH）終身主任、廣東省肺癌研究所（GLCI）名譽所長吳一龍教授

廣東省人民醫院（GDPH）終身主任、廣東省肺癌研究所（GLCI）名譽所長吳一龍教授介紹：

“復發轉移是非小細胞肺癌做完手術後，病人跟家屬以及我們面臨的巨大問題，按照我們現在所有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如果是比較晚期的病人，例如Ⅱ期、Ⅲ期病人，約術後兩年內，復發或者轉移的比例高達60-70%。因此，如何控制兩年內不讓它復發轉移，是我們要考慮的焦點問題。”

早中期肺癌輔助靶向治療，降低患者復發和死亡風險

隨著醫療水平的不斷進步，對於確診了早中期的EGFR突變肺癌患者而言，輔助靶向治療為中國早中期肺癌患者長期高質量生存帶來了新希望。

與輔助化療、放療不同的是，輔助靶向治療可以特異性地作用於腫瘤細胞的某些特定位點，高度選擇性殺死腫瘤細胞，而不殺傷或僅很少損傷正常細胞。

吳一龍教授表示：“現在已經發現復發轉移模型開始改變，例如腦轉移變成非常棘手的問題。過去靶向化療對腦轉移的效果非常低，但是如果使用輔助靶向治療，能夠顯著降低腦轉移風險，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突破。”

廣東省肺癌研究所所長鍾文昭教授

廣東省肺癌研究所所長鍾文昭教授強調：

“早期肺癌為什麼主要透過手術治療，因為它侷限在區域性，透過手術摘除可以達到肉眼完全切除。但是某些癌症型別有時候就像‘馬蜂窩’一樣，在切除病灶前，它已經向血液釋放出一些潛在的微小轉移病灶，這時候單純透過手術就達不到根治目的，要透過手術再加上圍術期輔助藥物治療才能提高患者的治癒率。”

“2021版《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肺癌臨床診療指南》指出，ⅠB~Ⅱ期、IIIA期術後發現EGFR敏感基因突變的患者，可使用三代EGFR靶向藥進行輔助靶向治療。肺癌患者可透過腫瘤驅動基因檢測以確認是否存在EGFR突變，對於EGFR突變陽性患者，可儘早使用輔助靶向治療，改善生存期，提高治癒率。”

對於大家關心的輔助靶向治療的副作用，鍾文昭教授解釋：“相對於使用化療較為大的副作用，輔助靶向治療在提高生活質量方面有顯著改善，其副作用主要表現為皮疹和拉肚子等，但根據個體不同，病人的反應也有差別。病人可以與醫生及時溝通，透過調整藥物劑量、服用時間等方式減少副作用的影響，第三代藥物的副作用比第一代相對減少。”

鍾文昭教授提醒，對於早中期肺癌患者除了規範治療，在術後隨訪方面也要引起重視。患者務必要按照醫囑定期隨訪，並將腹部、顱腦、骨骼等容易發生全身遠處轉移的高發部位作為複查重點。部分患者也可嘗試液體活檢的方式進行動態監測，預測疾病復發風險，從而及時採取合適的後續治療方案。

此外，提高肺癌患者對於創新藥物的用藥可及性，也是患者進行規範術後輔助靶向治療的長期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