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重慶酉陽縣文管所的工作人員,開始分批走訪境內農村的古建築、古村落保護情況。在龍潭鎮鵝塘村,工作組在統計完村裡幾戶上百年的老房子後,隨口問了一句跟隨著看熱鬧的村民:“村裡還有什麼老的建築或者從地下挖出來的老物件嗎?”
一位名叫楊先富的老農走上前,若有所思地說:“同志,那你說死人骨頭算不算老物件哦?”
文管所的工作人員十分警覺,馬上追問道:“在哪?是什麼年代的?”
楊先富接著說:“當然是解放前的,在鄔家坡泡桐樹那裡。”
在文管所工作人員的追問下,楊先富詳細介紹了事情經過。大概是1934年12月底的一天早晨,天還沒有完全亮,楊先富就起來到鄔家坡挑水修堡壘。在水溝邊的時候,突然聽到幾個國民黨當兵的抬著木椅,木椅上捆綁著一個人,當兵的將木椅和人放下後,舉起槍對著木椅上的人。
楊先富一見當兵的,馬上躲到幾棵樹後,遠遠看著對面發生的情況。只見那個木椅上的人掙扎著想站起來,但幾次嘗試都沒法站立,只聽見他高喊了幾聲“萬歲”,“前邊具體喊的什麼沒聽清,但最後兩個字是萬歲”。隨後就聽見“啪啪”幾聲槍響,楊先富嚇得急忙抱頭蹲下,等他再站起來檢視情況的時候,只見椅子上的人已經中彈身亡,幾個國民黨兵拿著鐵鍬就地挖坑,將人草草埋好後就走了。
文管所的一位工作人員,聽楊先富講到被槍殺的人最後喊了“萬歲”,斷定這極有可能是信仰堅定的紅軍戰士。
工作人員問:“這麼多年,你有沒有向政府報告過這件事?”
楊先富如實相告:“沒有說過,當時以為是槍斃土匪嘛。而且事情過去太多年,漸漸就遺忘了。如果不是剛才你們說起地下挖的物件,我都記不起這事了。”
在楊先富的帶領下,文管所的工作組來到當年槍決的地方,並確定了埋葬地。在上報有關部門後,文管所幾天後組織人員來此挖掘,挖了不到一米的深度後,就發現了一具屍骸,讓人更加震撼的是,遺骸的脛骨上居然還套著一幅腳鐐,而且腳鐐還被用兩根鐵釘釘在腳踝骨裡。而經過幾十年腐蝕後,那副鐐銬竟然還重達0.65公斤。
雖然已經過去48年了,但現場每個人都能想象到當年此人受刑時的慘狀。
這具無名屍骸到底是誰?會不會真的是紅軍先烈?他為什麼會到死都要戴著鐐銬?
帶著一系列疑問,酉陽縣文管所將現場的發掘報告上報,政府請來研究紅軍歷史的專家,對遺骸的真實身份進行考證。專家們在翻閱了大量民國時期酉陽縣當地川軍的資料後,終於找到了這具遺骸的主人。
他不僅是紅軍,還是一位紅軍師長,他就是已經失蹤了48年的黔東獨立師師長王光澤。當年在王光澤在重慶秀山縣失蹤後,組織上曾多次派人到當地尋找他,建國后王光澤的搭檔、獨立師政委段蘇權少將更是多次叮囑秀山縣當地政府,尋找王光澤的線索,但一直都沒有收穫。
誰也不曾想到,王光澤犧牲的地點,並不在秀山縣,而是在酉陽縣。
那麼,王光澤當年為何會“離奇失蹤”?他又為什麼會被捕?他的一生,雖然只活了31年,但卻足夠的波瀾壯闊。
1903年,王光澤出生在湖南衡東縣鶴橋村譚家灣一個貧苦農家。王家在村裡不僅沒有土地,更是連個住所都沒有,長期住在家族祠堂中。父親王德榮在餐館煮茶飯,母親皮氏在地主家給人當“奶孃”。
從小聰明好學的王光澤,在六七歲時被送到了私塾先生那裡讀書識字。但由於家境貧寒,上了三個月的學,背完《三字經》後,家裡就無法再支撐他繼續讀書,只能回家跟著哥哥王光宗上山砍柴,給地主家放牛補貼家用。
10歲時,父親覺得讓兒子天天放牛不是事,沒有一門手藝在身,以後生存艱難。於是一直尋找著合適的活,希望能讓兒子去學門手藝。1914年,11歲的王光澤跟著舅舅皮榮豐來到攸縣學習木工。
在攸縣的8年時間裡,王光澤不僅學到了木工手藝,也見識了舊社會的惡習和腐敗。19歲那年,王光澤靠著自己學來的木工手藝,來到茶陵縣腰陂鎮做活。
當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全國革命形勢已經形成燎原之勢,北伐戰爭節節勝利,茶陵縣也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備受剝削的工人和農民階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
從小就嫉惡如仇的王光澤,看到共產黨為窮人出頭,逐漸在心中燃燒起革命的火種。在與工會的接觸中,王光澤開始搞懂了共產黨的革命理念,他也開始醒悟,積極參加工會組織的活動。帶頭將地主家的財物分給貧苦百姓。
1930年,王光澤通過了組織的考察,在茶陵縣腰陂鎮正式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入黨後,他的革命積極性更加強,宣傳發動群眾,將革命推進到底,組織建立了腰陂鎮蘇維埃政府,王光澤被推舉為工會主席,赤衛隊長。在秋收起義後,王光澤帶隊在當地開展打土豪、清算不法資本家的鬥爭,將剝削人民多年,欺壓百姓的惡霸打倒,獲得了百姓的一片讚譽。
1931年,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腰陂區蘇維埃政府將赤衛隊擴建為警衛連,王光澤擔任連長,次年調任茶陵縣警衛營營長。1933年,警衛營擴充為獨立團,王光澤成為團長。不久之後,獨立團編入紅六軍團,30歲的王光澤擔任紅六軍團十八師五十三團團長。
僅僅三年的時間,王光澤就連升三級,而這背後,是他浴血奮戰,在戰鬥中不斷總結經驗,不畏生死與敵人鬥爭的結果,也是組織上對他的指揮才能及政治覺悟的肯定。
1934年7月,紅六軍團接到中央命令,從湘贛根據地開拔,挺進湘南,作為紅一方面軍的先遣隊開始了長征之路。
王光澤率五十三團一路轉戰湖南、廣西、貴州三省,突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封鎖,於10月26日到達重慶酉陽南腰界,參加了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的會師。
在會師後,紅二和紅六軍團決定挺進湘西,為湘鄂川黔根據地開啟新的局面。當時部隊進行了整編,原黔東獨立師的人由於傷亡較小,整體編入紅二軍團,隨主力挺進湘西。而黔東等地,也需要留下人手掩護大部隊轉移,以及指揮敵後游擊戰,於是由當地的川黔邊、黔東等四個獨立團,重新組成了黔東獨立師,王光澤擔任師長,18歲的段蘇權擔任政委,帶隊在當地與敵周旋。
看著紅軍發動湘西攻勢,國民黨有些急眼了,調集劉湘的川軍向著川黔邊境開來,準備經過貴州,支援湘西的國民黨軍隊。而國民黨川軍想要經過貴州,必須經過王光澤這一關。當時組織上給王光澤留下了約800人,400多條槍,在異常艱難的環境中,王光澤率領黔東獨立師與比自己多十倍的敵人周旋,牽制住了大量的敵軍,為紅軍主力攻取湘西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其實在接到掩護紅軍主力的任務後,王光澤和段蘇權就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如果沒有拖住敵人,那麼主力部隊就會遭到國民黨的前後夾擊。而如果想拖住敵人,那自己的人手是遠遠不夠的,為此王光澤和段蘇權經過多次商討,做了周密的部署,決定不停地換地方主動出擊,擾亂敵人視聽。
多年後,段蘇權回憶起與王光澤搭檔的這場漂亮的掩護戰,依然覺得王光澤的軍事指揮才能十分突出,“王光澤師長提議我們不斷換地方侵擾敵軍,目標不在於消滅多少敵人,而在於讓敵人迷惑,這樣不僅能減輕軍團主力的壓力,也能讓敵人搞不清獨立師到底有多少人。但這要求我們隨時運動作戰,體力付出很大,那段時間每天都在山裡奔波。在一處戰鬥完後得馬上進入下一個戰鬥地點,從掩護大部隊的角度看,我們當時很好地完成了軍團交給的任務。”
半個多月的時間裡,獨立師打了20多次戰鬥,牽制住了敵人。但在游擊戰鬥中,獨立師也傷亡嚴重,彈藥短缺,在敵眾我寡的不利形勢中,王光澤為了保住部隊有生力量,只能帶隊邊打邊撤退。11月10日,川黔兩地的國民黨軍隊,企圖將獨立師圍剿乾淨。王光澤識破敵人意圖後,馬上帶著隊伍轉移,從深山老林、懸崖峭壁中硬是蹚出一條路,來到梵淨山區。
國民黨依然沒有放棄追擊,雖然獨立師一次次逃生,但減員也嚴重,而且彈藥已經耗盡。當時紅軍主力已經攻下湘西,王光澤和段蘇權認為,獨立師已經完成牽制敵人的任務,現在應該保住隊伍,在敵人形成合圍之前退出梵淨山地區,到湘西去尋找紅軍主力。
11月26日,獨立師在轉移到重慶秀山縣邑梅鎮的時候,再次遭到敵人伏擊,政委段蘇權腳中彈受傷沒法再與部隊前行。王光澤最終只能將政委段蘇權安排到山裡一個農戶家裡休養,在留下幾個大洋後,帶著隊伍與段蘇權匆匆而別。
而這也是這對搭檔最後一次見面,段蘇權之後被農戶藏在一個山洞裡,並且悉心照顧,在民團發現後幫助求情,從敵人槍口下僥倖活了下來,後來淪為乞丐一路乞討回到老家茶陵縣,四年之後來到山西太原找到老領導任弼時。
直到重新歸隊加入八路軍後,段蘇權才知道他的獨立師已全軍覆沒,而老搭檔王光澤也失蹤了,生死不明。
當時和段蘇權分別之後的第三天,王光澤帶領的100多名戰士,再次在秀山縣川河蓋地區被敵人包圍。缺乏彈藥的獨立師,為了讓突圍方便,夜晚時分,王光澤決定將剩餘戰士化整為零,分開突圍,並吩咐大家,突圍出去的人不要回頭來救戰友,立即去湘西方向尋找紅軍主力。
“為了革命,我們一定要儘可能地儲存力量,現在要縮小目標,分散衝出去,到湘西去找軍團主力,記住不要回頭!”王光澤的話既是命令,又是勸說。戰士們都看著師長,有些依依不捨。
“趁著夜色快走,不然就來不及了!”王光澤下達了最後的命令,目送著戰士們一個個消失在夜色中。
看著戰士們分散突圍後,王光澤也一個人來到川湘邊界,得到這裡一個叫吳榮友的農民的幫助,隱蔽在他家躲了兩天。
兩天後,吳榮友告訴了王光澤去湖南花垣的路線,並給王光澤換上了一身自己幹活穿的服裝,背上揹簍,裡邊裝著幾斤紅薯,當做是路上的食物。
一身當地農民打扮的王光澤,告別了吳榮友後開始趕路。但走到秀山縣上川地區,離花垣不遠的時候,遇到了湧洞鄉的民團攔路盤查。
在盤問中,民團發現王光澤口音不是當地的,就將他帶到鄉公所,這裡有人認出了他是紅軍獨立師的師長。紅軍獨立師師長被抓住的訊息,讓駐酉陽縣龍潭鎮的川軍第二十一軍第四旅旅長田冠伍喜出望外,他一邊派一個連去將王光澤押到旅部,一邊急電劉湘邀功。
就這樣,王光澤在秀山縣被捕,但卻被押到了酉陽縣審訊。這也是後來組織上多次尋找他的線索無果的原因。
在國民黨的旅部,田冠伍先是將王光澤當做座上賓,好吃好喝地款待,但王光澤知道,這是敵人想誘降他。果然,田冠伍見王光澤不為所動,開始假意誇獎:
“王師長你還年輕,又應英勇善戰,黨國正缺你這樣的將才。我們劉司令可是很欣賞你啊,已經致電蔣委員長,給王師長你委以重任。你跟著赤匪能有什麼好下場?聽兄弟一句勸,到我們這邊來,其他我不敢說,榮華富貴肯定保你一生享用不盡。”
“呸!”王光澤聽了田冠伍的話,憤怒地指著田冠伍的鼻子罵道:“我們工農紅軍就是革你們的命的,你們總有一天會被我們消滅,我們等著瞧!”
王光澤的這番話,也激怒了田冠伍,“好你個王光澤,敬酒不吃吃罰酒,我看你是活膩了。來人!把他帶下去大刑伺候!”
在嚇唬完依然無效後,田冠伍直接怒不可遏地讓人動刑,企圖用酷刑讓王光澤屈膝求饒。皮鞭、夾棍、烙鐵等各種刑具都在王光澤身上用了一遍,但王光澤依然不為所動。
在監獄中,王光澤雙腳上被鎖上了沉重的腳鐐,在受刑時,敵人還用兩根燒紅是粗鉚釘將腳鐐釘在王光澤的腳踝上。
這樣的極端酷刑,也沒法撬開王光澤的嘴。田冠伍一籌莫展,最後只得發電請示上司。1934年12月20日,劉湘收到蔣介石的電令後轉給了田冠伍,電令只有四個字:“就地處決!”
第二天凌晨,天還沒亮,田冠伍就假意來到牢房,對著受了不少刑,已經沒法站立的王光澤,撒謊道:“兄弟我是真拿你沒辦法,撬不開你的嘴,上峰讓將你押到重慶,到那邊你配合點吧,可以少吃點苦。”
說完,幾名國民黨士兵將王光澤抬到一個椅子上並捆綁好,腳上依然鎖著鐵鐐。然後幾人用滑竿將王光澤抬到酉陽縣龍潭鎮四里外的鄔家坡泡桐樹扔下。
其實王光澤剛被抬上路的時候,他已經意識到敵人不是要送他去重慶,而是要槍斃他。因為幾名國民黨兵中,有人拿著鐵鍬。在臨行前,他高喊著“共產黨萬歲”“工農紅軍萬歲”的口號,在幾聲槍響後,年僅31歲的紅軍師長王光澤犧牲了。
敵人將他就地掩埋後,就回去覆命了。而這一切,都被躲在對面的楊先富看在眼裡。但當時王光澤穿的不是軍裝,楊先富不知道被槍斃的人是誰,更不知道他會是一名紅軍師長。當時當兵的槍斃土匪很常見,所以他也沒有把這事當成多重大的事情,沒過幾年就漸漸淡忘了。
而分散突圍的黔東獨立師,最後只有幾名戰士克服重重困難,找到了紅軍主力。幾位戰士向組織彙報了獨立師在掩護大部隊後遇到的重重包圍,並表示王光澤師長和大家都是在秀山縣分開行動,所以只可能在秀山縣境內失蹤。
在戰事緩和後,組織曾經幾次派人來到秀山縣,尋找王光澤的下落,一直無果。
新中國成立後,當年和王光澤搭檔的段蘇權,被授予少將軍銜。他曾幾次囑託秀山縣政府,一定要尋找到王光澤的下落,當地政府也組織人手,在各鄉鎮尋找當年王光澤的線索。在大面積查詢後,農民吳榮友向組織提供了當年有個紅軍曾在他家住了兩天,隨後換成便裝往湖南花垣方向去了。當地政府順著這條線索查下去,最終還是沒有辦法落實王光澤的下落。
誰也不會想到,在秀山縣被捕的王光澤,會被押到酉陽縣受審,並犧牲在那裡。
直到1982年4月那天,酉陽縣文管所的工作人員來到鵝塘村,楊先富才將當年見到的一幕講出,烈士的遺骨終於被找到,這時離王光澤犧牲已經過去了48年。
隨後,王光澤的遺骨,被安葬在酉陽龍潭鎮烈士陵園。得知戰友遺骨被找到,段蘇權將軍有些激動,作為黔東獨立師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他曾多次表示當年正是王光澤讓他留在農家養傷的決定,救了他一命。1983年,段蘇權將軍在百忙之中來到埋葬王光澤的烈士陵園,親自在老戰友的墓前種下了一棵樹。
而當年鎖在王光澤腳下那副0.65公斤的鐵鐐,被作為國家三級文物,陳列在酉陽縣歷史博物館,它以無聲的言辭,至今依然向後人訴說著反動派的罪行,以及一個共產黨員對革命信念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