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自近代以來如何逐漸在中國的部分都市裡成為一個商業化節日的研究，時間跨度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改革開放以後。最初耶穌誕辰被上海、江浙等地的人們稱為“外國冬至”，到民國時期，耶穌誕辰逐漸被稱為“聖誕節”，這個稱呼一直沿用至今。改革開放以後，這個節日又在商業化的推動下流行起來，以至今日。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從外國冬至到聖誕節——近代以來聖誕節在中國的節日化》的主題是在國內尚未見系統的研究，作者對聖誕節在中國流行的梳理較為詳細，對其所遇到的文化回應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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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國冬至到聖誕節——近代以來聖誕節在中國的節日化》
邵志擇 著
ISBN：978-7-313-20213-0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是關於聖誕節自近代以來如何逐漸在中國的部分都市裡成為一個商業化節日的研究，時間跨度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改革開放以後。本書的主題在國內尚未見系統的研究，作者對聖誕節在中國流行的梳理較為詳細，對其所遇到的文化回應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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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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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外國冬至”
上海及其周邊地區自明末以來就是天主教傳播的一箇中心，耶誕之慶典彌撒為教民所知是可想而知的，因為它是教中幾大節日之一，聖誕瞻禮也是教中最隆重的彌撒。上海開埠以後，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之外的各類西方人大量湧入，耶誕的慶祝便不再侷限於教堂之中，以西人家庭和西人社群為主體的世俗化過節方式在租界中漸成氣候，上海人對此不可能熟視無睹。1872年中國冬至後三天，當年春天創刊的《申報》即注意到耶誕日是西方人的一大佳節：
二十五日則為西人之一大佳節，蓋相傳為耶穌誕日也。凡西國銀行皆於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兩日閉門遊息，各事俱停，以伸與民宴樂之意。各領事衙門亦皆停止公務，悠遊數日雲。又聞海關亦定於二十五、二十六兩日封關，以昭普慶焉。蓋至十二月初二日則為西人度歲之期矣。
新聞中所用日期均為中國農曆，巧合的是，當年農曆十一月二十五日正是西曆12月25日。從日期上看，冬至與耶誕日前後相繼，這個現象肯定早為中國人所知，所以，1873年《申報》再次提及耶誕日的時候，就把這個日子稱為“西國冬至”：
今日系西人除夕，桃符萬戶，明日即元旦矣。筵開玳瑁，酒泛屠蘇，將與初六日西國冬至同一興高采烈。
有意思的是，新聞中用了“桃符”、“屠蘇”來描繪西曆新年，當時的西方人恐怕不會用中國的“桃符”來裝飾門面，大概也不會飲屠蘇酒，這樣的敘述只是作者使用了他所熟悉的節日用語。新聞中又用“除夕”、“冬至”來指稱西曆年終最後一日和耶誕日，這也表明當時的中國人完全是用自己的節日來年來附會西方節日。
此後數年，《申報》每屆耶誕日和西曆新年都有新聞報道，耶誕日多被稱為“西國節期”，1876年稱“西曆冬節”，1881年又稱“西人冬節”和“西曆冬至令節”，從1882年以後多采用“外國冬至”之說，似乎是順應了民間的俗稱：
本月十六日系耶穌誕期，即華人所稱外國冬至節。
本月二十六日為西人節期，即俗傳為外國冬至。
明日為西曆十二月二十五日號，即耶穌誕辰，即華人所謂外國冬至。
從報道中可知，“外國冬至”之說一般緊接著耶誕日，是用來向中國讀者解釋這個外國節日的中國稱呼，偶爾也直接說“今日系外國冬至節”而不提耶誕日。從“華人所稱”、“俗傳”、“華人所謂”這些定語來看，中國人把耶誕日稱為“外國冬至”由來已久，估計在《申報》創刊以前就已經有這樣的叫法。
在《申報》從創刊到1949年終刊所有關於耶誕的新聞和文章中，出現過許多不同的中文稱謂，如“耶穌誕日”、“西國節期”、“泰西節期”、“耶穌誕辰”、“西人佳節”、“西曆節期”、“令節”、“耶穌誕期”、“耶穌降生日”、“耶穌降生之期”、“耶穌降生之辰”、“耶穌降誕之期”、“耶穌誕降之期”、“耶穌受難節”、“耶穌受難日”、“耶穌教主誕日”、“耶穌教主受難之期”、“耶穌誕生令節”、“耶穌聖誕之期”、“耶穌聖誕節”、“耶誕日”、“聖誕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聖誕節”才成為較為固定的中文節名，同時也常用“耶穌聖誕節”、“耶穌誕辰”，有時簡稱“耶誕”或“耶誕節”。值得注意的是，耶穌誕辰的中國“俗稱”，自1882年以後以“外國冬至”和“西國冬至”居多，前者更為常見。
把耶穌誕辰叫做外國（西國）冬至，體現出來的是“中國冬至”的主體地位，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般中國人是以本土冬至節來觀照這個西國宗教節日的。
中國的冬至雖然在農曆中不固定日期，但是耶穌誕辰在沒有農曆置潤的年份則固定在中國冬至節後三天，以中國人當時的曆法知識，這個外國節日看起來是跟隨著中國冬至而定的，在不信基督教也不太瞭解基督教文化的中國人眼中很自然地視之為外國的冬至。張蔭桓在出使美國的時候親身經歷了耶穌誕辰之節，他注意到耶誕恆在冬至後三日，便不假思索地認為這是以中國的至日為準而定的，他說：“中朔有定，西曆靡常，或曰閏月、重日之所有所參差，何以西族給假度歲之期衡以中歷則不爽，固知聲教之遐被矣。”他把耶誕節隨著中國冬至而定視為中國聲教之遐被，體現出了典型的本位文化思維。對“外國冬至”之說，《申報》曾在一篇報首論說中加以澄清，文章認為這種說法是中國人不瞭解中西曆法之不同所致，並特別強調這一天“乃彼國耶穌降生之辰，西人節期以是為最重。”否認外國有冬至節，並把“外國冬至輒依中國至日以為準，遲三日而定為節期”這種說法叱為“是真不思之甚矣！”後來，《申報》也曾數次在文章中駁斥過“外國冬至”之說，嗤之為“俚諺無稽，殊堪一噱。”
除了時間相臨，西人放假並群相宴飲慶賀耶穌誕辰，也是中國人把這個節日叫做外國冬至的原因。冬至在中國是個熱鬧的慶賀節期，“冬至之始，人主與群臣左右縱樂五日，天下之眾，亦家家縱樂五日，為迎日至之禮。”關於蘇南一帶的冬至習俗，《清嘉錄》有這樣的描述：
郡人（指蘇州人）最重冬至節。先日，親朋各以食物相饋遺，提筐擔盒，充斥街道，俗呼‘冬至盤’。節前一夕，俗稱‘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飲，謂之‘節酒’。女嫁而歸寧在室者，至是必歸婿家。家無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間有懸掛祖先遺容者。諸凡儀文，加於常節，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諺。
《申報》對旅滬西人家庭慶賀“外國冬至”則有如下的記述：
先期，各西人傢俱用冬青、柏葉系作垂花門，室中陳設輝煌，爭相炫耀。屆時邀賓燕飲，盡日言歡，爇□炭以圍爐，飛螺觴而醉月，暫拋俗務，藉洗旅愁。各店鋪更踵事增華，鋪張場面，而尤以“福利”為耳目一新，入其中，覺十色五光，陸離璀璨。凡用物、食物，綾羅、絹帛、錦繡、金銀，以及珊瑚木難之瑰奇，錦貝文犀之美麗，如入波斯之域，令人耳眩神搖。平時送貨至買主家，悉用高大馬車載運，茲以五色顏料就車上寫吉利語，以表祝忱，更令出店馬伕穿五色衣，戴假面具，高坐車上，若演戲然。
從上引這兩段文字來看，外國人在上海過“外國冬至”的熱鬧情景與中國冬至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
按照中國人對冬至日的理解，這一天寒氣已極，是陰陽易氣之時，陽氣開始上升，所以應該慶賀，故冬至這一天，商旅不行，官民一律停業慶賀，朝廷則有正規的朝賀典禮。《申報》對官府的冬至朝賀儀式也非常重視，1874年冬至這一天（農曆十一月十四日）《申報》有如下一則新聞：
今日節屆冬至，凡在京文武各大官俱朝服入賀，故本埠自道憲以次亦俱赴西門內萬壽宮行禮，其英法兩租界之會審衙門，所有日常案件俱暫停一日，以昭敬謹之意雲。
此後，《申報》幾乎每年都報道冬至朝賀並停公的訊息。從歷年的新聞報道中可知，上海道、縣各屬官員一般在冬至清晨五鼓齊詣西門內萬壽宮舉行朝賀禮，先期有牌示，同時知照租界當局停止公審會廨讞案一日。《申報》每年報道耶穌誕辰節，也必細述西國機構（如領事衙門、銀行）以及海關、會審公廨的休息日安排，從放假來看，“外國冬至”與中國冬至是一樣的。《申報》每年報道冬至訊息大多用《令節停公》、《令節停訊》之類的小標題，與報道耶穌誕辰節最常見的新聞標題《西節停公》、《西節停訊》幾乎一樣，有的年份，中國冬至節與耶穌誕辰節的停公訊息在同一版面上前後並列，更可見兩節的緊密關係。下面這段話的總結是十分準確的：
中國冬至節在聖誕節前二日或三日，年年如此。它的外表節目有許多與聖誕節相同，就是冬盡春回冬至一陽生等等，一部分意義和習俗也有相同之點。所以聖誕節一傳到中國，就被稱為‘外國冬至’了。
一中一外兩個“冬至”，在清末尚處於“你過你的節，我過我的節”的狀態。進入民國以後，尤其是二十年代以後，在像上海的這樣的大都市裡，“外國冬至”越來越得到中國人的歡迎，相形之下，中國冬至則日趨式微，以至於出現了“你過你的節，我也過你的節”情況。與此同時，“外國冬至”這個詞也逐漸被“聖誕節”代替，名詞的轉換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的冬至逐漸失去了文化主體地位，這當然與冬至在中國的遭遇有一定的關係。
民國肇始改從陽曆，陰曆年節不被官方重視，政府甚至有不準民間過舊曆年的舉措。大概由於政府不再慶賀舊曆冬至節的緣故，1912年和1913年的冬至，《申報》沒有與冬至節相關訊息。
自1914年起，由於袁世凱日趨尊孔復古，北京政府正式定農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為四節，並在這一年冬至舉行了民國第一次祭天禮。1915年冬至前，袁世凱的帝制活動也接近高潮，有人建議袁世凱在冬至節這一天舉行登基大典，這一建議雖然因時間倉促而沒有被採納，但是冬至卻與袁世凱稱帝扯上了關係。
冬至在古代確實是與帝王直接相關的一個日子，“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歷代帝王大多在冬至這一天在南郊祀天，就朝廷而言，這個節日與尊君有關。到了明、清兩代，冬至天子祀天和群臣朝賀天子更是國家三大盛典之一，而朝廷的冬至慶典活動與民間的冬至節俗並無關係。雖然官、民同過冬至節，但是，這個節日對官方而言實際上就是向皇帝（清末還有慈禧太后）朝賀的日子。冬至這天，天子祭天，官員向皇帝行禮，百姓祭祀自己的祖先並宴飲歡樂，中國冬至節事實上分為官、民兩種過節方式。也因為這樣，官方的冬至節儀會隨著政權的更迭發生變化，比如滿清的冬至朝賀禮，在袁世凱稱帝前變成了全國性的官方祭天禮，洪憲帝制破產，延續了千年的官方冬至祭禮也隨之告終。雖然冬至曾被北洋政府正式命名為“中華民國冬至節”，准予放假以示慶賀，但是國民黨掌權之後，很快便掃除一切舊節俗，民間冬至禮俗雖然保留下來，但是缺少了官方提供的儀式感，甚至在官方不許過舊節的禁令下，報刊對冬至的報道也就淡化了。從1927年開始，《申報》再也沒有專門報道冬至的新聞，雖然副刊中仍有關於冬至的文章。
耶誕慶賀漸入華人社會
同治末年和光緒初年的“外國冬至”節慶活動主要侷限在旅滬西人社群中，《申報》的例常報道大多關注放假日期，對旅滬西人如何過節僅有“悠遊數日”、“相與燕飲為樂”、門插冬青、柏樹枝、懸旗等簡單的介紹。1880年代以後，《申報》對西人過節的報道開始詳細起來。
1883年“外國冬至”時，《申報》對上海大馬路（即南京路）上著名的福利公司進行了報道，對這家商店的節日貨品有細緻的描寫：
本埠各西人行鋪，每至年終均須添配新貨，以備各人採買。本月初九日為西曆冬節，各行鋪張揚厲，尤極繁富。昨至大馬路福利公司遊觀，見門外有華字招紙，殊甚別緻。其招紙上之字，從外望之若在深井中，而字跡仍極顯明。復有賀冬西字，亦作此式，足見獨出心裁，引人人勝。入其門，則奇巧玩物羅列兩旁，如入山陰道上，令人目不暇給。其中所裝之猴、犬等物，皆目動口哆，躍跳如生。有一西人倚於桌邊，頭戴花帽，口含呂宋菸，笑容可掬，餘以為活人也，及見其不言不動，屢遇之皆如此，而後知其為像生之制，誠巧奪天工矣。所尤大者，正中一八音櫃，高丈餘，八音奇奏，純如皎如。其羅列物品，美不勝收，指不及僂。後面則皆系食物，嘗之美且旨。登其樓，則坐具桌兒，無一不備，其內間則綢絨錦繡，光怪陸離，目迷五色，洵洋洋乎大觀也哉。
《北華捷報》1883年也報道了福利公司的聖誕商品，從該報的英文報道中可知，《申報》所說的“賀冬西字”是“Welcome ，A Right Merrie Christmas”，店內的“像生西人”就是聖誕老爹。以我所見，這是《申報》第一次提及聖誕老爹，雖然報道者並不知道如何稱呼這個笑容可掬的老人。可注意的是，福利公司的門口有中文招貼，顯然是希望中國人入內購物。
西人慶賀耶穌誕節的社會活動詳情首見於1884對“令節跑紙”的報道:
今日系外國冬至，寓滬各西人無所事事，思有以遣此良辰，於是又有跑紙之舉。自午後三點半鐘在徐家彙後面虹橋跑起，至西人賽船處馬路為止，其意興諒必不淺矣。
昨日，寓滬各西商因令節停公，復舉跑紙之戲。午後三點鐘後由徐家彙鎮後跑起，賓士四十餘里，至新閘相近止，計馬四十餘匹，散紙者為協隆行西人非倫。既而夕陽影裡，喝彩聲喧，則旗昌行西人運特己錦標奪得矣。聞明日禮拜六仍須跑賽，由前獲勝之新擔文訟師首先散紙雲。
新聞中特別指出這是寓滬西人的遣興之舉，這說明至少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西人過節仍與中國人無涉，中國人至多也只是西人跑馬活動的看客，當然也是“外國冬至”的旁觀者。
耶穌誕辰既是宗教性節日，教堂彌撒自然也很重要，《申報》對此也有記述:
昨為耶穌誕辰，教堂中行彌撒禮。本埠新北門外若瑟教堂早已鋪設一新，兩旁懸紅呢長旛，嵌以金線，另有四條盤金灑繡十分鮮豔，有神廚居中高聳，是為彼教中聖母像，並有手抱小孩者供臺，名恩臺，臺中陳設各樣花卉，雜以洋燭，兩旁亦設洋燭燈臺十數盞。堂中懸主燈一盞，列洋燭數十枝，奇葩異卉，燦爛繽紛，甚可觀也。至九點半鐘時，西國男女絡繹而至，約有二百餘人，以次列坐。少頃，鐘聲忽鳴，主教、神甫穿戴祭衣大帽，後有兩人執燭隨行，至臺前。行禮畢，取聖書安放盤內，覆以大紅緞盤金灑繡之袱。安放畢，神甫轉入臺後，執燭人將洋燭盡行燃點，時已十點餘鍾矣。恩臺對面樓上琴聲悠揚，主教偕兩神甫各穿大服，後隨執燭者四人，相公八人，從臺後轉出，詣恩臺前行彌撒禮。執燭人等分裂兩旁，對樓唱經，有眾學生隨聲附和。如是者數次，主教上乳香，復訟經禮始畢。外間鐘聲有鳴，西人紛紛散歸。
從新聞的描述來看，教堂裡的活動莊嚴肅穆，場面壯觀，只是這一宗教慶賀方式與中國人過冬至節的節俗相當疏遠。由“西國男女絡繹而至”、“西人紛紛散歸”也可知，到教堂參加耶穌誕辰彌撒的都是西人，人數不多，只二百餘人而已。
當然，既然是華洋雜處，中國人受到西人過節氣氛的感染，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參與過節，至少會去遊觀一下外國人的商店。上文所引介紹福利公司過節商品的那則新聞的作者就是中國人，很可能就是報館的主筆或訪員，他寫此文意在向華人介紹西人過節所備之物，有好奇的中國人前去一逛也是可以想見的。大概從光緒中葉以後，華人參與“外國冬至”的情況逐漸增多，如1892年耶穌誕日適逢禮拜日，“是以租界中益熱鬧非常，凡執業於各洋行者莫不採烈興高，一騁其車水馬龍之樂。”比中國新年更顯繁盛。租界的大部分人口為華民，租界過節如過中國新年般熱鬧，顯然是華人“執業於各洋行者”以及一般居民受到節日氣氛感染因而有所表示之故。教堂彌撒禮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信徒參與，“教中人”、“入教者”、“中西教友”、“中外男婦”之類的稱呼屢見於新聞之中。1896年耶穌誕日，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的彌撒禮吸引了附近入教者數千人之多，大部分是華人教徒，也即新聞中所說的“入教者”，這個教堂位於華界，華人教徒自然是其主要的服務物件。新北門外大天主堂也是“中西教友”麇集，教堂門前車水馬龍，絡繹不絕。1898年耶誕日，到虹口南潯路天主堂瞻禮的教中士女多至三千餘人，“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事也。”而在十年以前，教堂的彌撒禮還主要是西人參加，到會人數不過數百。十年以後，一個教堂一次能吸引三千人參加，華人教友佔相當數量是毫無疑問的。
“初十日為中國冬至，馬車絡繹前赴張園者不知凡幾。昨日為西國冬至，馬車絡繹前赴張園者又不知凡幾。中國人真不肯辜負良辰佳節哉！”這是1909年的情況，可見在清末的上海，外國冬至由於放假的緣故，至少在公共遊樂場所也像中國冬至一樣熱鬧了。
進入民國以後，慶賀耶穌誕辰的熱鬧氣氛逐漸瀰漫至一般社會生活中，“外國冬至”這個缺乏宗教意味的中國俗稱，卻逐漸變為宗教味極濃的“聖誕”或“聖誕節”。
“聖誕”一詞用於耶穌誕辰不知起於何時，《申報》從光緒中葉起就已有此稱呼。民國初年，《申報》的國際新聞中多有“聖誕節”之稱，《申報》在國內新聞和副刊文章中也多見“聖誕”稱謂。1918年耶穌誕日，青年會總幹事餘日章特撰《耶穌聖誕節》一文刊於《申報》，逕稱“今日為聖誕節，即耶穌基督誕生之日也。”算是正式對聖誕節一詞作了界定，此後，“聖誕節”逐漸成為《申報》提及耶穌誕辰時最常用的稱謂。1919年12月25日，《申報》第一次以“增刊”（申報耶穌誕日增刊）的形式專題介紹了耶穌聖誕，此後到1923年，《申報》連續五年出聖誕增刊或聖誕特刊，1920年和1922、1923年，副刊“自由談”還另出聖誕特刊。這些增刊或特刊上的文章大多由教中人士供稿，也許是教會機構與《申報》編者之間達成的默契，教會機構意在透過《申報》向中國社會擴大聖誕節的影響面。從這些文章中可知兩點：一、不管“聖誕”、“聖誕節”的稱呼最初是否來自教會機構，教會機構已經正式認可這兩個詞為耶穌誕辰的中文節名；二、教會機構使用“聖誕”、“聖誕節”稱謂，也可視作耶誕這個外來宗教節日在中國社會世俗化的一種表現。因為“聖誕”和“聖誕節”這兩個詞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各路神、仙生日的尊號，如西王母、佛祖、觀音、文昌帝君、張道陵乃至武聖人關公等等，中國人對這些宗教、半宗教的教主、神人的聖誕最為熟悉，“聖誕”或“聖誕節”用之於稱呼耶穌誕辰，對中國人而言自然比“外國冬至”多了一分文化上的親近感，容易被中國民眾接受。當然，教會人士也試圖區分他們的“聖誕”與“佛誕”、“仙誕”不同，這也表明他們認識到一般中國人可能會把基督耶穌的誕辰與那些“聖誕”混淆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