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有超越時代的見識、絕對的上帝視角以及無與倫比的執行力。
還記得《覺醒年代》裡陳獨秀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強敵的深刻解讀嗎?
他說:
我們的強敵,不光強在武力上,更強在思想和理念上。列強不僅有工業時代的先進武器,還有資本時代所產生的先進理念和先進體制。在這些面前,我們的制度落後了,我們的思想也落後了。一句話——我們的人,落後了。所以改造中國,首當其衝的,是造就一代新人。
這就是1916年《新青年》誕生的背景。
實際上,關於理論的部分,孫先生很早就明確了。
我們都知道,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提出了三民主義,但很多人不瞭解的是,在《宣言》下半部分,孫先生明確了三民主義的實現步驟。
即,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個時期,也就是後來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
為什麼說孫先生提出的救國策略是超越時代的呢?
那就先要說明近代史中三個典型的救亡方案:
1、洋務運動(自強)
代表人物諸如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他們積極開展洋務,辦學校、開工廠、造船炮,高薪請來洋教員,企圖透過學習先進的生產製造技術,來改變清末的頹勢。當時也是下了很大決心的,聘請洋人的薪資,能頂得上二品大員的薪俸,非常可觀。
但終究是失敗了,一場甲午海戰,讓天下明白了中華可欺,也成就了日本帝國,近海再無威脅,高額的協約賠款又可以增加軍備,清日的地位由此再不可逆轉。
這方案是不徹底的,他們只學習科技,不關心制度,在專制體制內,真正掌握資源和權力的特權派也是頑固派,開展洋務運動,對這些人鞏固經濟和權力沒有任何好處。
腐朽的官僚衙門體制和既得利益者的大力阻撓,洋務運動帶來的自強氣象,只是幾個人費力搭建起來的空殼子。
一場戰爭就沒了。
2、戊戌變法
看到了只是學習科技,只是打造堅船利炮,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之後,文人們開始從制度改革的角度著手了。
“公車上書”拉開了變法自強的序幕。
康梁企圖在立憲的政體下,改良全國的統治模式。傻子都能看出來,這是在動當權派的基本盤。讓肥缺不肥,讓財路阻塞,讓特權受限,一群玩鳥溜馬、閉眼升官的人,早就被六君子煩死了。
所以即使變法運動比自強運動更貼近問題的根本,更有在救亡圖存上成功的可能(理論上的可能),但實實在在是實行不下去的。
結果就是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成了“百日維新”。一百天,偏遠地區可能還沒接到變法的聖旨,這運動就已經失敗了。
3、義和拳(農民革命)
這姑且可以算作第三個救亡方案。但實際上,農民革命的旗幟是“助清滅洋”,既不涉及學習技術,更不涉及改良國體,只是打打仗,這要能成功才是見鬼了。這個方案完全是幫著封建政府反抗西方先進成果的舉動,從歷史上看,屬於開倒車的行為。
所以,不徹底的西方科技化方案(洋務)輸給了徹底的西方科技化+部分西方文明化方案(明治維新),勢單力薄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輸給了財權雄厚的守舊階級,而反文明反科技的迷信手段在堅船利炮的現實面前更是體無完膚。
這個時候,大家開始注意到孫先生的救亡策略。歷史證明,是對的。
何謂軍政、訓政、憲政呢?
軍政就是一支信服三民主義的革命軍,用來爆破反抗勢力的武裝力量;
訓政就是一個具有統一且先進思想的革命黨,用來構建社會組織的精神結節;
憲政自不必說,就是真正的民主體制,實現三民主義的制度保障。
孫中山說: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就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制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未由滌盪,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汙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民,壓抑新治。
這其實已經把問題點得非常明白了。就是在革命軍暴力推翻清朝和成立真正共和政府之間,有一個培育新民的階段,這個階段是不可或缺的。否則,新治只是殼子,裡子仍舊是專制政府;而舊的民眾接受這種表裡不一的政府之後,新治就更難出頭了。
現在學過初中歷史的人,當然覺得在暴力革命和新政府之間,理所應當的要有思想教化的階段。但近代時的孫中山可沒有這種後知後覺的條件。
現在回到所謂的三千年之大變局,為何要說三千年呢?
因為中華民族歷史上,雖然被異族侵略甚至統治過,但思想和文化始終是先進的。異族到了中原,都要學習漢人的先進思想和先進制度,諸如行政區劃、人才選拔、思想教化等等等等,換湯不換藥,異族可以擁有物質上的特權,但文化上是屈服於漢族的。
而近代史,誠如陳獨秀說的,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制度、我們的人,落後了。這是三千年未有的。
人落後,於是要造就新人,造就新人的根本,就是給大部分人換個腦子。這也正是孫先生說的“訓政”的實際含義。
但問題是,我們的思想制度是首次落後,是前無古人的。要想看透這一層,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穿越到現代,讀幾本歷史書。其次,就必須,自己是個超越時代的人,並能在紛亂局勢中理出頭緒、擁有上帝視角。
孫先生正是這個人。
所以,《覺醒年代》裡陳獨秀說孫先生創造了共和但仍在苦苦思索究竟什麼是共和。這共和,歸根結底,要從“人”的身上去下功夫。可惜的是,孫先生提出了問題,也嘗試瞭解決,但實在無暇付出全部精力在一件事上。有幸的是,陳獨秀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從後來人的角度來看,他是個一出手就成功的天才;實際上,這也只是一種嘗試,剛好正確而已。
而陳獨秀解決了“人”的問題,也就解決的革命軍和革命黨的問題。
早期的革命軍只知驅韃虜、造共和,可是袁世凱的共和算共和嗎?很多人眼裡,也是算的。所以清朝覆滅之後,革命軍便失去了征伐的動力;早期的革命黨呢,在內部能夠真正理解孫先生見識的人,幾乎是沒有的。所以在信念不堅固的情況下,原來的小弟汪精衛之流很快就背叛了革命,而被寄予厚望的蔣介石及其造就新民的黃埔軍校,也成了日後反動派的派系出身而已。
要知道,當初孫先生創辦黃埔的目標就是培育新人,統領新軍,重新整理革命事業的。這或許就是他造就新民的一種嘗試。
孫先生從十幾歲就開始關注革命,在投身革命的40年間,是個紮紮實實的實幹派、實踐派。但偉大的人總是孤獨的,在他的年代,能夠站到他的高度的人實在太少,即使革命組織內,也找不到幾個真正的知己。不但如此,還要因為當權者花樣百出的心思,受盡生命的威脅、事業的挫敗。
壯哉,他孤獨地前行著,在人生的最後一刻,仍舊高喊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口號。
那是1925年,北伐戰爭的前夕。一生的事業剛有了可以轉圜的契機,但沒有時間了,他該是多麼的不甘與苦痛呢。
我永遠不會忘記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裡的那句話:
只要我們能謹守中山先生的遺教,我們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中山先生是我在整個近代史裡最尊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