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對私有財產突擊式地課以重稅，在古代屢見不鮮，朝廷多巧設名目，從黔首中汲取財富。然像漢武帝這種赤裸裸地公開搶劫，鼓勵民間互相檢舉的，歷史上極為罕見，也極具代表性，更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開了個惡頭。
二、算緡與告緡
緡，本意是穿銅錢的繩子，後來就成為了貨幣單位，一緡錢就是一貫，一千錢。而一算也是個單位，為一百二十錢。所以算緡告緡是寫在臉上的經濟政策。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漢武帝接受了御史大夫張湯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議，下令徵收算緡錢。規定商人“率緡錢二千而算一”，手工業者“率緡錢四千算一”，對不是三老的、北方邊疆騎士的卻能擁有軺車的人，也要徵收一算，若是商人就要加倍。船戶如果擁有超過五丈長的船，也要徵收一算。對於瞞報者或申報不實的，一經發現，罰到邊境戍守一年，並沒收所有資產。
算緡的出現，是和當時漢武帝與匈奴之間的戰爭有直接關係。戰爭是耗費財富的無底洞，《史記·平準書》就明確記載了驚人的消耗烈度：“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當時朝廷財物匱乏，將士常常領不到俸祿，這對局勢極為不利。為了更大程度地從民間汲取資源，漢武帝首先在貨幣上下手，收歸鑄幣權，作皮幣鑄白金。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世人皆知“犯我強漢，雖遠必誅”，卻難知民間要為之承受多麼大的負擔。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商人們趁著變更幣制的機會，囤貨以逐利，這是朝廷絕不能接受的，引來了更大規模的課稅行動，朝中大臣們也皆言貧富差距已然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算緡令下達後，富豪們反而頂風作案，爭相藏匿自己的財富。朝廷與黔首之間永遠是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迴圈鬥法關係，眼見算緡遭到抵制，朝廷頒佈了兩個辦法。
一是樹立正面典型。凡事都會有例外，人群中也自然會有背叛階級的個體。在富豪們爭相藏匿財富的風潮下就產生了一個異類，此人名叫卜式。卜式極善於牧羊，頗有產業，他向天子上書表示願意獻出一半的家業來資助邊疆戰事，他還說：“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繳納給官府），如此而匈奴可滅也。”過了數年，漢武帝發現還有這麼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對他大加表彰，拜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20等爵中的第10等），昭告天下。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卜式那樣有崇高的覺悟，樹立典型的做法收效甚微，民間還是不肯乖乖交錢，於是第二種辦法應運而生，即告緡。告，乃是告發的意思。朝廷為了讓告發之風盛行，對告發者許以了豐厚的獎賞：“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這是與對瞞報者的懲罰相配套，瞞報者的財富被沒收後，告發者足足能夠獲得其中一半。
三、適用告緡的不只有商人
《文獻通考》的第十四卷對這場運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做了很好的總結：“算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為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為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故擇其關於商賈者登載於此，而餘則見《雜徵榷門》。”馬端臨將受害者分了兩個群體：一類是在算緡法下受到懲處的不法商家；另一類就是被告緡法波及到的人，他們雖然並非商人，但只要有所積蓄，都被認作是“商人”。
告緡法可以說是算緡法向民間的擴大，漢武帝透過鼓勵互相告發來獲取遠遠高於算緡帶來的財富。即使將範圍擴大到民間，朝廷也仍有必要選派一群人作為骨幹，來有預謀、有組織地進行不可控的運動。這群人就是酷吏，與告緡法有較大直接干係的有三位，一個叫張湯、另一個叫楊可、還有一個叫杜周，在《史記·酷吏列傳》中，他們都是榜上有名之人。
這三個人在執行告緡上分工合作：張湯是向武帝提建議的；楊可是主持者——“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幾乎沒有逃過一劫的；而杜周是負責治罪的，凡他經手的案件，也幾乎沒有嫌犯能無罪釋放。在從上到下的“通力合作”中，朝廷聚斂的財富是空前的：“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
四、算緡告緡真的能讓朝廷長久受益嗎？
算緡告緡的初衷很簡單，就是解決與匈奴間的戰爭經費問題，是個短期應急的政策，但現實遠沒有這麼簡單。算緡告緡實施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公元前119——公元前110）。
漢武帝時期，匈奴的最高統治者是伊稚斜單于（chá），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王庭的決戰中，伊稚斜被大將軍衛青擊潰，並在五年之後撒手人寰。伊稚斜的死意味著漢朝之後再無像樣的外敵，之後也再無如此大規模的征戰，問題就出在這裡，伊稚斜雖死，算緡告緡卻仍延續了四年之久！而且越往後發展，它的負面影響就越明顯。
首先是朝廷的腐化。在楊可主持的告緡令下，上林苑堆滿了財物，漢武帝便拿來修建昆明池，以高達十餘丈的樓船充實其中，還修建著名的柏梁臺，過上了更為奢華的生活。各級官僚當然也是賺得盆滿缽滿，朝廷把徵來的緡錢分給各個官署，水衡都尉、少府、大農令、太僕這些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僚，常常在各郡國整治沒收來的土地。而且在當時還出現了“冗官”的現象，發展到漕運都難以滿足的程度：“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柏梁臺不久便毀於大火，這反而激發了漢武帝更強的好大喜功的慾望，宏偉的建章宮問世。
其次是底層的墮落。孟子曰：“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如果百姓沒有自己的產業，或者說自己的產業時刻面臨著被剝奪的危險，那麼整個底層就會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就拿“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為例，當百姓發現檢舉他人是無本萬利的行為時，當然就會選擇捷徑，為什麼要透過自己的雙手去幹正經的行當？那太累了。
而且這種風氣會衍生出享樂主義的盛行：“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因為百姓也知道自己的錢是透過檢舉而來，今天你可以透過檢舉別人發財，明天別人也可以透過檢舉你而發財，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儘可能地把錢花光，這樣我既獲得了享受，別人也抓不到我的把柄。而良心未泯的人即使不會去檢舉別人，也不敢再去奮鬥了，而是選擇“躺平”以自保。
第三就是從長遠來看，這種風氣反而不利於朝廷徵稅，算緡告緡註定是竭澤而漁的結果。《鹽鐵論》中的儒生們就看得很明白，他們儘管從道德上鄙視工商業者，但也反對橫徵暴斂，因為這會破壞整體的生態環境：“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睏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谷熟而舊谷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併曜，晝夜之有長短也。”
圍繞著鹽鐵官營問題，桑弘羊與儒生們展開了激烈交鋒，這就是著名的“鹽鐵之議”。而桓寬根據記錄寫了《鹽鐵論》，成為研究西漢中期歷史和桑弘羊的重要史料。
第四是邊疆武備問題依然嚴峻，算緡告緡連短期的目標都完成得一地雞毛。元鼎四年（公元前110），漢武帝北出蕭關，在新秦中組織狩獵，以此檢閱邊防軍隊，但是他發現一些地段千里之內沒有防禦工事，因此他把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全部誅殺。這件事成為了武帝最終廢除告緡令的誘因，既可見他的龍顏大怒，也可見他對算緡告緡結果的反思。
五、結語
太史公作為親歷者感嘆道：“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算緡告緡製造的悲劇，他也認為是事物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互相影響所導致的。這正是短期政策不可避免的後果，絕不僅僅是完成短期目標這麼簡單。短期政策旨在以有限的時間集中最大的資源，它所帶來的傷害姑且不算，這麼多的資源被集中起來，任誰都難以坐懷不亂。平心而論，短期政策確實能解燃眉之急，但是藥三分毒，它總不能當飯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