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戰爭結束後，根據李鴻章與法使巴德諾於1885年6月9日簽訂的《中法越南條約》第三款：“自此次訂約畫押之後起，限六個月期內，應由中、法兩國各派官員，親赴中國與北圻交界處所，會同勘定界限。”
法國於8月份派出的勘界官員為：總理勘定邊界事務大臣浦理燮，勘定邊界官師克勤、倪思、狄塞爾、卜義內、巴律等六人。
清政府於8月29日命內閣學士周德潤率領吏部主事唐景崧、江蘇試用道葉廷眷前往雲南，會同雲貴總督岑毓英、雲南巡撫張凱嵩辦理雲南與越南邊界勘界事宜；派鴻臚寺卿鄧承修率領廣東督糧道王之春、直隸候補道李興銳前往廣西，會同兩廣總督張之洞、廣東巡撫倪文蔚、護理廣西巡撫李秉衡辦理廣西、廣東與越南邊界勘界事宜。
周德潤、鄧承修等從天津乘輪船於10月2日到達廣州，張之洞向周德潤、鄧承修詳述邊關情形，籌商一切。隨後，周德潤、鄧承修沿西江到廣西，周德潤經廣西百色至雲南，鄧承修於11月26日抵達廣西龍州，候法使到中越邊境談判。
張之洞認為，此次勘定中越邊界，為以後邊防樞紐，於兵情、商路，關係甚大，所以，必須於談判前做好充分準備。為此，他在接旨會同鄧承修辦理廣西、廣東與越南邊界的勘界事宜後，即著手從如下幾方面準備。
首先，採訪調集法文翻譯和通曉西法輿圖測量繪圖之人，隨同兩廣、雲南兩個勘界代表團前往邊境工作。他認為，兩廣、雲南三省沿邊將及三千里，必須分途測繪，再成總圖，庶可精詳，且免曠日。但是，廣西、雲南等省熟習法文者甚罕，精西法輿圖者亦不多，邊關瘴遠，擇人殊難。張之洞當即向粵、港、滬多方採訪、考核，為桂邊調集了翻譯2人，測算繪圖員12人，令赴龍州，備鄧承修和李秉衡委用。為滇邊調集了翻譯1人，測算繪圖員4人，令赴蒙自，備周德潤、岑毓英委用。並分別向上海、香港購置測繪儀器、表尺、圖籍、紙筆等一切器具、物料、攜同前往。
其次，揀派將官，隨同體察，周曆險要，審度築臺設戊處所，考究軍行出入道路，籍資閱歷，以備他日有享之用。張之洞根據外電資訊，得知法國勘定邊界官員中的狄塞爾是兵部武官，卜義內是海部武官，其用意甚深。因此，張之洞從久經戰事、熟習邊境情形的廣東將官中，選派了總兵保勉忠、李寶賢等2人，副將李定勝、馮紹珠、黃義德等3人，參將梁振基、桑儒修、龍名晃等8人，都司王徳標、莫善積、葉華泉等3人，隨往邊界體察。另由李秉衡在廣西選派將官參加。
其三，考圖集證，以為勘界談判辯論之依據。張之洞派員蒐集方誌、地輿資料，遠考歷朝中越邊界的沿革和現狀，對廣東欽州（今屬廣西）與越南接界地方各村峒、山、河流、港灣、島嶼的歸屬問題，以及這些地方居民的族別、學籍、庠序、廬墓的情況，作了具體、細緻的考證，認為有些渾涵的界限。“遠憑銅柱，近據方誌，有歸欽州撫綏之案，有入欽州學籍之人，歷來峒主、峒長本系華人，此時土著民居皆非異族，而又形勢在所必爭，邊氓急於內附，按照條約，亟應改正，……以正封域。”他將有關考證資料、地圖，奏報清政府和諮送鄧承修，以作勘界談判辯論之依據。
其四，派員先期履勘，明晰繪具草圖，以備勘界大臣復勘。對廣東欽州與越南交界處所，張之洞委通判劉保林、直隸州州判劉炳麟，並由督辦欽廉防務馮子材揀派熟習將官，署廉州府知府李燧、署欽州知州餘鑑海派委熟習員紳，偕同前往，詳加履勘，繪圖附說，為勘界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張之洞還主張盛我兵威，隱相懾制。他向清廷提出，可否電敕馮子材、蘇元春兩督辦會辦界務，令其嚴駁折衝。並敕馮、蘇於兩廣與越邊界上整頓軍容，會哨耀武，但不生事。將帥示之以威，使臣懷之以德，剛柔並用。但軍機處認為，馮、蘇耀兵，虛喝無益，易生枝節。所以，沒有照此辦理。
對於勘界談判的總原則，張之洞認為，應是“欽遵諭旨，按照條約，持平辦理，不涉遷就。”以此原則，或剖析舊疆，或更正現界。他提出，新約廣西、越南分界設關收稅之處應在諒山以北，必須力爭以文淵洲（鎮南關以南十里）為限，而發議之始，尤宜力爭驅驢（諒山對河北岸），這與約內“諒山以北”之語無礙。他還就廣東欽州與越南的邊界，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近聽邊民呼籲之聲，遠考歷朝沿革之故，”認為應照志乘所載，及時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