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正題前,我們先看一個故事。
故事來自《莊子》,說是有個名叫丁的廚師給文惠君宰牛,動作非常嫻熟。
文惠君十分讚賞,就問為什麼他有如此好的技藝。
廚師丁答道:“我是順著牛體天然的結構,擊入大的縫隙,順著骨節間的空處進刀;依著牛體本來的組織進行解剖,脈絡相連、筋骨聚結的地方,都不曾用刀去碰過,何況那粗大的骨頭呢!我的這把刀用了十九年啦,它宰的牛有幾千頭了,可是刀口像剛從磨石上磨出來一樣。因為那牛體的骨節有空隙,刀口卻薄得像沒有厚度,把沒有厚度似的刀口插入有空隙的骨節,寬寬綽綽的,它對於刀的運轉必然是大有餘地的了。”
這就是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了,也是“遊刃有餘”這個成語的由來,該寓言的含義就是:隨時隨地悚然驚心地謹慎藏鋒,適時順應,想在複雜的鬥爭的骨節縫中尋找一個空隙,以便在亂世中游刃有餘地活下去。
如果聯想到長征,面對國民政府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毛澤東何以能帶領幾萬殘兵,最終完成了長征這個偉大壯舉,那就是利用國民政府的各個派系間矛盾,“遊刃有餘”地穿梭在“空隙”之中,其中也有“庖丁解牛”的道理在。具體如何,且聽細講。
圖:“東北易幟”後南京國民政府完成了“形式統一”
1928年,張作霖的東北軍進行“東北易幟”後,南京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完成了“形式統一”。為什麼說是“形式統一”呢?事實上,蔣氏的國民政府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眾多派系的聯合體,地方軍閥掌握著當地的實際控制權,他們因為手中有兵才有權利和地位,如果沒有兵,那什麼也不是了。另外全國各地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工農紅軍革命根據地,這些也都是國民政府的統治觸角難以延伸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亡之時,“攘外必先安內”成為了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所謂“安內”有兩次含義,明面上是以“剿共”為中心,暗中還有實現國民黨內的統一和國民政府的“中央一體化”的目的。
到由於以王明為代表“左”傾的錯誤領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在1934年10月,“左”傾領導者倉促命令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退出根據地。這就是後來所說的戰略轉移。
雖說是轉移,其實就是逃亡。沒有了根據地的隊伍是非常慘的,沒有軍需物資不說,人也是一直在消耗中,很難得到補充。沒有具體目標,沒有方向的逃亡,註定是死路一條。
所以,對於長征的紅軍隊伍來說,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方向問題。
一是可以少犧牲,二是要找到新的根據地。
相反的,對於國民政府來說,這是難得的天賜良機。一者,可以統領各省軍閥一同“剿共”,再者,可以在“剿共”大旗下,利用內戰消滅各地軍閥異己。
地方軍閥自是心知肚明,為防蔣“一石二鳥”之計,也都各懷鬼胎,暗中儲存實力。對於他們來說,紅軍就是“燙手山芋”,遠遠的最好。
1934年11月下旬,紅色隊伍連續突破敵人3道封鎖線,到達湘江邊。當時,紅軍已成疲憊之師。此時,國民黨軍已然判明紅軍的突圍意圖,受到蔣氏重用的湖南軍閥何鍵,被任命為進剿軍總司令,憑藉湘江天險設下了第4道封鎖線,總數25個師超過30萬的國民黨軍隊,在越城嶺和都龐嶺之間的湘江兩岸佈下了一個天羅地網。
紅軍隊伍一頭扎進去,長征途中最慘烈的一仗打響了。中央紅軍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中央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部隊指戰員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
那一天,湘江是一條血洗的河。從此,當地有了“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的說法。
本來,悲劇是可以避免的。在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後,毛澤東曾建議,利用湘南守敵薄弱,而我黨在此影響力相對較大的優勢,打幾場仗,消滅敵軍一路或一部,以扭轉戰局。然而,這條建議毫無例外地被掌握著指揮權的博古、李德等人拒絕了。面對敵人布好的口袋,毛澤東再次建議放棄渡江,進入湖南腹地薄弱地區,遭李德再次拒絕。
愁雲慘霧中,也透出了一絲曙光。
湘江戰役前,桂軍的“情報人員”傳來密電,說蔣介石想要一石三鳥,讓紅軍和桂軍、粵軍打成一片,中央軍坐收漁翁之利,桂軍首領白崇禧恍然大悟,大罵蔣氏好狠的心。於是做出了“既反共又防蔣、只追擊不硬堵”的決策,於11月22日將主力由全州、興安地區退到桂林東南的恭城龍虎關地區防堵,在全州、興安一線留出一條通道,桂軍先後讓道五天,大多數紅軍隊伍是從這裡渡過湘江的。
這是就敵人內部的分裂!這就是可以求生的曙光!只有真正的領導者,才能透過黑暗的帷幕,看到依稀的光明。
然而,慘烈的戰鬥,巨大的傷亡,讓博古深受打擊,情緒一落千丈。在過了湘江的行軍路上,他拿一支手槍不斷朝自己比畫,被聶榮臻看見,上前勸阻說,這不是瞎鬧著玩的!而最敢於負責的李德卻變得情緒激動,不但毫不認錯,反說湘江失敗是意見分歧,因此貽誤了戰機。
憤怒慢慢地積攢,不滿在心中聚集。再這樣漫無目的地走下去,隊伍遲早會消亡殆盡。是時候讓真正的領導者領導隊伍了!
1934年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貴州達黃平。後來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耿飈同志回憶說:那時正是南方橘子收穫的季節,黃平那個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時張聞天身體不太好,長征路上坐著擔架,同時王稼祥同志因為有傷,也坐著擔架,兩副擔架走在一起。在樹上掛滿了橙黃色橘子的一個橘子園裡,他們叫擔架停了下來,兩個人頭靠頭地躺著說話。這時王稼祥就問張聞天,我們這次轉移的最後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憂心忡忡地回答說:咳,也沒有個目標。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接著就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對張聞天同志這兩句話,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電話給彭德懷同志,然後又告訴毛澤東同志。幾個人一傳,那幾位將領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如此,打下遵義後,召開了那次具有決定意義的會議。存亡之際,毛澤東受任於危難之間,毅然領導殘兵,尋找未知的道路。
說是未知,是因為此時的目的非常明確,既要儲存有限的實力,又要儘快找到合適的根據地。
此後,中央紅軍行軍路線,不再是橫衝直撞,而變得飄忽不定、變幻莫測起來。尤其是四渡赤水,每一渡都是尋機,不是目的。
紅軍此時面前面對的,是西南軍閥。西南軍閥集中起來,主要有四川的劉湘、貴州的王家烈、雲南的龍雲三人。當時,已經坐穩了中國東部江山的蔣氏國民政府,此時對西南軍閥,還絲毫未觸及。這是他的心腹大患。
紅軍過來了,西南軍閥如臨大敵,這個大敵,不僅僅是紅軍,還有後面追擊的“豺狼”。
貴州的王家烈的態度是,你不打我,我就讓你過,拿點什麼吃的喝的都無所謂。然後到了四川和雲南也一樣,雲南龍雲的私家兵都是彝族,槍法很準,相當能打,但是隻要不動昆明,路過一點關係都沒有。四川的劉湘和劉文輝也很能打,但是隻要你繞過成都、重慶往北走,他們還鳴槍送客,只要你別回頭就行了。劉湘就曾對部下說:“問題的嚴重不在於紅軍。中央軍跟隨紅軍之後進入川南,我們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絕。我們同紅軍固然水火不相容,但還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蔣介石要消滅的物件。最好是朱、毛把蔣介石的大軍帶走,不要帶進四川。”
圖:貴州軍閥王家烈
這些,敵人當然不會告訴你,但是聰明的領導者,會在戰鬥中摸索出規律。紅軍為什麼能夠生存下來呢?因為國民黨軍隊內部有太多裂縫,相互之間爭來鬥去,毛澤東很懂得這一點,帶著紅軍曲裡拐彎就走過去了。
雖然沒有“剿滅”中央紅軍,但國民政府也不是一無所獲,最倒黴的就是貴州軍閥王家烈了。當王家烈在追擊紅軍時,身後卻被抄了後路:當時國民黨軍最高指揮薛嶽以親信郭思演為貴陽警備司令,用中央軍取代了黔軍為貴陽城防軍。坐穩了貴州的薛嶽同時開始組織人調查王家烈反蔣和貪汙兩方面的材料,同時拉攏收買其他黔軍將領。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帶著蔣氏送的5000元旅費和愛妾,灰溜溜地離開貴州飛往漢口。從此貴州成為蔣氏的天下。蔣介石的勢力終於深入大西南。
中央紅軍北上時,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面對張國燾的分裂。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當時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有八萬人,相對於不到一萬的中央紅軍,可謂是兵強馬壯。張認為四川是天府之國,可以成為很好的根據地。因此,張執意南下去跟四川軍閥硬碰。川軍可不是烏合之眾,與其交手多次的毛澤東,自然是心知肚明,之所以能帶領中央紅軍突圍出去,根本在於掌握了各路敵軍情況,利用了國民軍隊間的間隙,選定了川敵兵力最薄弱處,看到王家烈的下場,劉湘自然也不會玩命追趕,走了,甚好!但是張國燾是來要地盤的,性質就不一樣了,川軍玩命起來,戰鬥力是很強的。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八萬多人,最後只剩下一萬多,不得已逃回陝北去了。毛澤東與張國燾的領導力,高下立判。
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是帶著“北上抗日”的政治口號來到陝北的。不要小瞧了政治口號,一個正確的政治口號,最能凝聚人心,瓦解敵軍。當時,中國最主要的矛盾是中日間的民族矛盾,這個口號是非常契合這個矛盾點的。
圖:紅軍北上抗日口號
作為“不抵抗”將軍,對於抗日這個政治宣言,張學良受到的刺激是最大的。毛澤東就是利用這種心理,利用了蔣要“安內”與張想“攘外”雪恥的矛盾,促成了“西安事變”的爆發。此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中華民族的命運為之一轉,紅軍的命運也獲得了巨大的轉變
毛澤東是矛盾學的大師,《毛選》中就有《矛盾論》一文。他利用了各種矛盾和矛盾的轉化,促成了長征的勝利、西安事變的爆發、國共合作的達成等等,悠然地“遊刃有餘”地穿梭於大事件之中。
有人曾問我,《毛選》要怎麼學,我想說,首先就要結合歷史,去領會毛主席文字中的奧義,然後思考,為什麼他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我們要學習的不是他做出的結論,而是要學習到他得出結論的方法。只有掌握了好的方法,才能指導我們自己的生活,對我們才有切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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