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6期
內容提要
2019年阿爾及利亞爆發的希拉剋運動成為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新一輪社會運動的焦點。該運動是對現代阿爾及利亞威權主義政權合法性的一次全新挑戰。阿爾及利亞從中東變局時期的“穩定島”變成了如今的“浪潮中心”，其根源在於阿爾及利亞經濟結構的單一性增加了政治體制的脆弱性、政治體系的內在積弊侵蝕了政權的合法性、人口結構年輕化削弱了政治統治的權威性、網路媒體的發展加劇了政治發展的風險性等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與2011年阿爾及利亞的抗議浪潮相比，新一輪抗議活動具有明顯的抗議主體年輕化、抗議者身份同質化、抗議方式和平化以及抗議週期常態化等特點。從當前形勢來看，希拉剋運動可能會走向分化，政府會借鑑以往的危機應對策略來擺脫困局。但無論如何，政府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將會得到改善。
關鍵詞
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中東變局；布特弗利卡；特本
作者簡介
慈志剛，博士，內蒙古民族大學世界史研究所教授；
劉愛嬌，內蒙古民族大學法學與歷史學院2019級碩士研究生
正文
圖片來源：Reuters
2019年希拉剋（Hirak）運動在阿爾及利亞的爆發，這打破了阿爾及利亞自2010年中東變局以來的穩定神話。隨著希拉剋運動發展迅速，民眾的抗議活動席捲全國並危及政府統治，執政長達20年之久的布特弗利卡總統也因此退出政治舞臺。這場突然爆發並迅速發展的民眾抗議活動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學者們從不同視角觀察和審視這場對阿爾及利亞政局產生劇烈衝擊的運動，並進行了熱烈的爭論，但就希拉剋運動根源、特點與發展趨勢等核心問題而言，尚有需要更深入進行學術討論的空間。
一、問題的提出
（一）什麼是阿爾及利亞的希拉剋運動
希拉剋系阿拉伯語，意為運動，阿爾及利亞人稱之為人民運動或微笑運動，西方學者稱之為“阿拉伯之夏”（Arab Summer）。阿爾及利亞的希拉剋運動是2019年2月布特弗利卡宣佈將繼續參加總統競選所引發的民眾抗議運動。自1999年當選以來，布特弗利卡已執政近20年。2013年布特弗利卡中風後，民眾普遍認為當下的政治制度是“偽民主制度”，在這一制度之下的任何選舉結果都可以輕易預測。低迷的經濟和晦暗不明的政治前景加深了人民的憂慮，抗議活動就此爆發。2019年2月至今，希拉剋運動依照其政治訴求的變化，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圍繞總統選舉的希拉剋運動。2019年2月22日，全國多個大中城市爆發希拉剋運動，民眾手持“沒有總統，只有畫像”的條幅聚集在街頭。官方沒有公佈參加抗議的人數，但有學者估計，2月22日的抗議人數約為80萬人。隨後幾周內，阿爾及利亞的街頭出現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儘管布特弗利卡總統做出讓步，稱這將是最後一次參選並且不會完成第五任期，但抗議者並沒有因此放棄。至4月2日，布特弗利卡正式辭職，根據憲法規定，在總統選舉期間將由阿卜杜勒卡德爾·本·薩拉赫（Abdelkader Ben salah）擔任臨時代理總統。布特弗利卡辭去總統標誌著希拉剋運動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抗議者並沒有因此停止街頭抗議，而是把抗議的矛頭指向了總統背後的政治精英。迫於抗議形勢以及候選人條件不佳等因素，看守政府取消了原定於7月份的總統選舉。當局為了安撫民眾，隨即展開了以布特弗利卡政府主要人物為目標的反腐行動。9月15日，政府宣佈將進行總統選舉。抗議者高舉“黑幫選舉”“腐敗統治集團舉辦選舉是給傻瓜下圈套”的標語以抵制總統選舉，並要求代總統薩拉赫以及政府內布特弗裡卡集團的官員辭職。12月12日，總統大選如期舉行。12月16日，憲法委員會宣佈，阿卜杜勒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以58.15％的選票勝出，當選阿國總統。但官方統計顯示，這次選舉的投票率僅約40%，特本總統的政治合法性受到普遍懷疑。
第二階段是關於全面改革的希拉剋運動。特本就任總統後，宣佈將進行改革，但這僅是重申了2011年布特弗利卡改革措施，並不能夠為新總統贏得普遍支援。人們認為，特本是布特弗利卡的忠誠支持者和軍方看中的人選。因此，在2019年12月末的騷亂中，抗議者要求將當前的政治體制徹底清除。2020年年初突然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動盪的阿爾及利亞帶來了新的考驗，國家面臨更為嚴峻的局勢。聚集在街頭的抗議者加速了疫情的傳播。3月17日，特本總統在電視上宣佈，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禁止一切遊行。這項防控疫情的必要措施引發了抗議者的懷疑，他們認為這只不過是政府為了阻止他們走向街頭的策略，而且抗議者採取了防護措施，比如戴口罩和手套。在總統宣佈禁令的當天，仍有數百名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受訪者薩米拉·梅蘇奇（Samira Messouci）稱，這種病毒在全世界都存在，世衛組織沒有將阿爾及利亞列為危險國家，政府只是“拿出冠狀病毒的故事”來阻止希拉剋運動。在她看來，唯一真正的危險是政府試圖維持權力。但是，希拉剋運動的主要支持者，包括被監禁的活動家卡里姆·塔布（Karim Tabbou）、人權律師穆斯塔法·布查奇（Mustafa Bouchachi）和前部長阿卜杜拉齊茲·拉哈比（Abdelaziz Rahabi），都敦促抗議者暫停遊行，避免政府以此為藉口進行打壓。3月20日，阿爾及利亞抗議者首次沒有在週五舉行反對統治精英的示威遊行活動。但是，希拉剋運動並沒有因為不能上街遊行而停止，抗議者在社交媒體上依然很活躍。不久之後，人們再次走上阿爾及利亞街頭進行抗議並持續至今。
（二）關於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的學術爭論
希拉剋運動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學者從不同視角對該運動發生的原因，呈現的新特點和發展趨向進行了探討，綜合起來有以下觀點。
第一，“阿拉伯之春2.0版”。自2010年年底起，中東地區政局風雲突變。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政權先後更迭，其連鎖反應攪動了整個地區的政治生態。西方將這一政治現象稱之為“阿拉伯之春”。西方提出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個帶有價值判斷的概念，是以實現西方的民主化模式作為對阿拉伯國家變局的政治期望。如美國學者阿爾弗萊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和胡安·J·林茨（Juan J. Linz）認為，對“阿拉伯之春”的觀察應聚焦於三大主題：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中民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威權主義與民主混合政權的特徵；蘇丹主義（Sultanism）的本質及其民主化轉型的含義。隨著中東政治局勢逐漸失控，宗教極端主義異常活躍，各種人道主義危機頻頻出現。西方學者又將其稱為“阿拉伯之冬”（Arab Winter）。顯然，西方試圖將2010年以來中東劇變的原因歸結為阿拉伯國家民眾追求民主的反政府運動，但這種觀點忽略了中東變局的深層歷史成因和國情的特殊性。2019年以前，阿爾及利亞並未受到中東劇變的強烈衝擊，因此有學者稱它為“動盪地區的穩定之島”。記者卡邁勒·達烏德（Kamel Daoud）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阿爾及利亞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個例外”。但阿爾及爾大學的布希娜·切裡特（Boutheina Cheriet）將所謂的“阿爾及利亞例外論”歸因於獨立以來阿爾及利亞威權主義政治體系的保守性，認為它並沒有解決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俄羅斯學者阿列克謝·M·瓦西里耶夫（Aleksey M. Vasiliev）和娜塔莉亞·A·哲利提婭（Natalia A. Zherlitsina）也認為，雖然阿爾及利亞試圖展現一個擺脫了內部分裂和極端主義的地區大國形象，但各種矛盾疊加的現實使其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對於2019年阿爾及利亞的希拉剋運動，非西方學者更多地將其與2010年以來中東範圍內的“阿拉伯之春”相比較，稱之為“阿拉伯之春2.0版”。不論是“阿爾及利亞例外論”還是“新版本的阿拉伯之春”，它們在本質上仍是西方對中東變局話語系統的延續。
第二，“革命”操控論。從中東變局以來阿爾及利亞的官方立場來看，它更多的是將這場地區範圍的政治動盪描述為外部勢力對阿拉伯國家穩定局勢的破壞。這一論調顯然是不希望這場動盪波及自身而丟擲的陰謀論。但從中東變局的發展過程來看，西方國家在其中確實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推動中東地區的“民主化”變革是西方自20世紀末以來的既定戰略，它無視中東地區的具體國情，試圖透過價值觀念的輸出和培育親西方力量等方式來移植西方式的民主經驗。雖然肇始於突尼西亞的中東變局的發生充滿偶然性，但在其後的中東“多米諾”骨牌效應中，西方國家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學者觀察到，在這場地區變局中，與西方關係較為密切的國家相對穩定。因此，部分阿拉伯學者在思考中東變局的根源時，發現了西方在阿拉伯街頭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阿爾及利亞學者艾哈邁德·本薩阿達（Ahmed Bensaada）在《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和《八年後：阿爾及利亞的“春天”》兩部著作中聚焦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透過資助中東阿拉伯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對相關人員提供培訓、控制社交媒體和製造“革命”話語等方式，稱其對阿爾及利亞正在發生的抗議運動進行滲透，以達到控制抗議運動走向的目的。鑑於此，本薩阿達認為，阿爾及利亞 希拉剋運動的發生恰好是西方在中東製造的“革命”模式的翻版。
第三，國家治理衰敗論。對於2010年以來的中東劇變，部分西方學者試圖將其與全球頻發的抗議運動相聯絡。巴黎政治學院教授貝特朗·巴迪（Bertrand Badie）認為，阿爾及利亞等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動盪是由全球化所引發的全球性政治信任危機的一部分，與美國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和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等具有相同的起因。這一觀點試圖為中東變局提供一種宏大的全球性視角，但卻忽視了引發阿拉伯國家動盪的具體原因，因此也遭到了阿拉伯學者的反對。突尼西亞學者裡達·謝努菲（Ridha Chennoufi）明確表示，將突尼西亞革命放在西方國家革命的背景下是錯誤的……雖然突尼西亞革命及其引發的類似運動都渴望社會公正和尊重個人自由，但事實上，阿拉伯革命是在相當具體的情況下出現的。因此，對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根源的判斷，更多學者主張危機內生性的觀點，而全球化所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只是這場危機的外部加速器。就職於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阿梅爾·布貝克（Amel Boubekeur）認為，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的發生源於該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缺陷所造成的社會分裂，阿爾及爾大學政治學學者穆罕默德·亨納德（Mohamed Hennad）亦認為，當前阿爾及利亞政治局勢的核心問題是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另一位阿爾及利亞學者範西亞·澤拉利亞（Faouzia Zeraoulia）則認為，現在發生的希拉剋運動主張一種否定官方敘事的反敘事，它不是一種孤立的或個性化的情感表達，而是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歷史記憶的系統反思。除此之外，喬治·喬費（George Joffé）、弗雷德裡克·沃爾皮（Frédéric Volpi）以及達莉亞·加尼姆·亞茲貝克（Dalia Ghanem-Yazbeck）等學者也將希拉剋運動爆發的原因更多地集中在國家內部，分別觀察到長期以來政治體系的弊端、經濟發展的持續低迷以及年青人數量激增帶來的影響等。不過，多數學者對阿爾及利亞新一輪政治改革趨向的討論仍然陷入了西方民主化模式的窠臼，儘管政治民主化並不是引發這場政治運動的根源與解決問題的出路。
總體來看，國內學者對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研究鮮有學理分析，也沒有專題性著述對該問題進行系統總結。國外學者在概念闡釋、案例分析和邏輯推理上做出了積極的探索，部分研究成果具有較強的前瞻性，但仍存在不足之處：第一，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關注於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的某一具體方面，忽略了對這一政治現象的整體結構性根源的考察，從而造成相關研究對希拉剋運動的歸因較為碎片化；第二，學術界注意到了希拉剋運動與2010年以來中東變局的延續性，但對希拉剋運動呈現的新特點的探討尚且不足，從而導致無法為對阿爾及利亞政治發展趨勢的討論提供理論支撐；第三，受西方“民主化”話語體系的影響，國內外學術成果更多體現為民主化和身份政治等時下流行模式化的分析路徑，缺乏對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歷史根源的深入討論。
二、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爆發的根源
希拉剋運動的目標從最初要求布特弗利卡下臺，逐漸轉變為反對精英集團統治，要求國家進行全面改革的系統性運動。追根溯源，本次抗議活動的根本問題仍在於阿爾及利亞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集中爆發，從而造成民眾開始對統治集團及其統治秩序產生懷疑，進而出現對現狀不滿和對國家體制進行否定的反抗情緒。
（一）經濟結構的單一性增加了政治體制的脆弱性
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初，法籍農場主、企業主和技術工人等群體的撤離使土地無人耕種，機器殘損不全，工廠無人管理，經濟陷入半癱瘓狀態。在自管運動的推進下，國家成立初期經濟社會的混亂情況基本穩定。直至布邁丁時代，阿爾及利亞明確確定了“工業化”和“國有化”的經濟發展戰略，使國民經濟逐漸步入正軌。由於計劃經濟體制使產業結構嚴重失衡，自政府執行工業化發展戰略後，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迅速提升，1963年為35.3%，1976年工業產值提高到57.7%，1977年達到65.5%。經過20世紀70年代大舉發展工業的舉措，至80年代初阿爾及利亞已形成以油氣出口為主體的工業體系。1980年開始，阿爾及利亞向市場經濟過渡，90年代全面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出臺推動經濟多元化多種政策，並在平衡產業結構中取得一定成效，但產業單一化特徵仍非常明顯。據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阿爾及利亞經濟嚴重依賴其碳化氫產業部門的收入，碳化氫產業部門約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0%，佔95%以上的出口收入和預算收入的60%。總體來看，由於阿爾及利亞的經濟依然依賴油氣資源的出口，當國際環境出現波動時，這種依賴資源型經濟的弊端較為明顯。
得天獨厚的油氣資源和碳氫化產業是阿爾及利亞政府的重要政治資本，以石油美元為基礎的福利分配是構建政權或領袖合法性的特殊路徑。政府透過壟斷福利分配，滿足民眾對物質生活的期望，從而將經濟資源轉變為政治資源。因此，有學者認為，在阿爾及利亞，國家統治者和公民之間的社會契約模式是國家用石油和天然氣的收入為公民提供服務，以換取社會對專制政治制度的預設。隨著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價格暴跌，政府不得不增加部分稅收，同時提高燃料、電力和天然氣的價格。再加上政府削減了向貧困人口提供的補貼，使社會上經濟問題迅速增加。經濟上的危機同樣打擊了阿爾及利亞的中產階級，政府減少了社會援助計劃，並解僱了40%的政府僱員。2011年阿爾及利亞面對中東變局的浪潮，政府依靠雄厚的經濟實力暫時平息了社會上的不滿聲音。但到了2019年的經濟形勢還沒有從2014年的油氣價格暴跌中恢復，財政無法再負擔起平息動盪所需的鉅額賬單。為了維持公共事務運轉，阿爾及利亞的公共債務逐年上漲，政府債務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由2015年的8.7%驟增至2019年的46.1%。
除了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民生問題一直困擾著阿爾及利亞。從20世紀80年代起，普通民眾的處境明顯惡化。由於國際油價大跌以及國內衝突的影響，1986年至1999年期間，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590美元下降到1,550美元。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油價的大幅上漲和1999年以來國內衝突的結束，但經濟形勢並沒有明顯改善。近幾年來，阿爾及利亞失業率從2016年的10.6%上升到2017年和2018年的11.7%，再到2019年的12.5%，呈逐年上漲趨勢。失業問題在年輕人中表現尤為明顯。據統計，2015年阿爾及利亞15～24歲的青年人中就業者僅佔28.3%，2011年以來處於啃老狀態的比例始終維持在21%以上。經濟發展前景的暗淡，使移民人數激增，從2015年至2017年，阿爾及利亞和歐洲逮捕的阿非法移民人數增加了兩倍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移民中出現了許多文化水平較高的人群，人才流失很可能會導致阿爾及利亞國內經濟和政治問題進一步惡化。
（二）政治體系的內在積弊侵蝕政權的合法性
自獨立以來，阿爾及利亞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在探索與嘗試的過程中，其政治體系不斷自我鞏固，造就了極強的適應性。希拉剋運動可被看作是該政權與社會適應過程中的一部分，但其超強適應性背後所隱藏的是阿爾及利亞政治體系中長期以來的積弊。
第一，多元民主外衣下的威權政治實質。1989年阿爾及利亞的政治體制從單一政黨體制開始轉向多黨民主政治體制。在進行多黨民主政治體制的嘗試時，由於改革過於激進以及對國內情況分析不足，導致初次嘗試失敗，但建立多黨民主政治體制的程序並沒有因為國內衝突而止步。1997年6月和10月，新一屆立法選舉和地方立法選舉先後順利進行，組成了由多黨參加的立法機構，標誌著阿爾及利亞的一黨制政治已經逐步轉向多黨制民主政治。儘管政治舞臺上出現了許多新生力量，但在民主政治的外表下依然是被壟斷的政治權力。無論實行的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其政治秩序的核心一直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軍隊對政治生活的干預。在阿爾及利亞，軍隊始終在政治舞臺上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在2016年的阿拉伯民意指數中，46%的阿爾及利亞人信任政府，而76%的阿爾及利亞人信任軍方。軍隊干預政治卻又深得民心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形成原因有二：一是在民族解放戰爭中，軍隊為非殖民化所做的貢獻得到民眾肯定；二是在阿爾及利亞獨立以後，軍隊在維持社會穩定方面的作用。除了民眾賦予軍隊的合法性使軍隊具有一定程度的權威以外，軍方在阿爾及利亞的政治舞臺上一直居中心地位，甚至自獨立以來的歷屆總統都具有軍方背景。2019年抗議者透過希拉剋運動迫使軍方多次推遲總統選舉，但12月特本的當選就是軍方對希拉剋運動的回應：軍方向民眾妥協，使特本成為首位不具有軍隊履職經歷的總統，但同時也表明，軍隊仍然控制著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發展程序，軍人干預政治的傳統仍然在延續。阿爾及利亞左派評論員穆罕默德·哈比（Mohamed Harbi）調侃說，阿爾及利亞“不是一個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個有國家的軍隊。”
另一方面，政治精英統治秩序的固化。阿爾及利亞政治秩序排斥新生政治力量。國家獨立初期，由於法籍行政人員的撤離，行政體系陷入癱瘓，新政府中除了技術職位，行政官員多為獨立戰爭時期的老兵擔任。因此，脫胎于軍人的行政官僚和技術人員構成的專家隊伍共同組成了政治精英團體。行政體系的執行主要依賴於行政官僚與技術專家的協作與分權，排斥普遍性的群眾參與。這些政治精英所構建的政治秩序相對比較穩定，而新生的政治力量缺乏進入統治集團的路徑，行政體系與社會溝通受到阻塞。隨著阿爾及利亞社會的進一步分化，政治精英的封閉性越來越招致社會不滿情緒的出現。另外，政治精英嚴格控制任何與政府相關的社會輿論。情報部門是阿爾及利亞精英權力結構中的重要一環，它履行“政治警察”的職能，對各政黨、工會、媒體和民間社會組織進行密切監控，達到對社會輿論進行控制的目的。此外，儘管阿爾及利亞憲法賦予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但實際上批評國家公務人員或國家政策的言論是為國家所不允許的，該言論的發表者可能會受到罰款或逮捕。例如，2015年記者兼人權活動家哈桑·布拉斯（Hassan Bouras）在調查一樁腐敗案時被捕，因其侮辱政府、冒犯一名司法官員和一名執法人員而被判一年監禁。
第二，政治腐敗氾濫。政治腐敗在阿爾及利亞建國後一直存在。由於國家對核心經濟部門的壟斷，權力尋租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在布特弗利卡執政時期，公共權力與經濟利益的交換更為頻繁，腐敗現象亦愈演愈烈。根據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腐敗感知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顯示，阿爾及利亞在全球180個國家中位列105名（2018年）、106名（2019年）和104名（2020年）。阿爾及利亞的腐敗現象尤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透過經濟利益換取選票。在憲法修正案表決與布特弗利卡第三任期進行選舉之前，議會代表以及一些政府高階官員的薪資上漲了30%，但實際上他們原本的薪資相較於普通民眾而言已經相當可觀；另一方面，政府高官的腐敗情況也十分嚴重，而且通常在被指控的情況下也不會受到任何懲處。例如，時任礦業和能源部部長與國家石油公司（Sonatrach）執行長查基布·凱利爾（Chakib Khelil）被正式指控挪用公款和洗錢，但他在美國流亡三年後，於2016年5月返回阿爾及利亞，卻沒有因指控而遭受審判。儘管在2019年布特弗利卡辭職後，阿爾及利亞已經展開反腐工作，但這項工作實際上是針對與布特弗利卡利益相關官員的清洗運動，腐敗問題在阿爾及利亞仍然根深蒂固，難以有效治理。
（三）人口結構年輕化削弱了政治統治的權威性
青年人口問題在近年來中東國家社會上普遍存在。青年數量的增多作為人口優勢可以為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做出巨大貢獻，但如果國家無法將青年人的力量融入到社會發展程序之中，那麼青年人口問題將成為國家潛在的隱患。根據阿爾及利亞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09年至2019年阿爾及利亞人口年輕化趨勢雖然有所放緩，尤其是中位年齡從24.5歲增加到27.7歲，但2019年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仍高達60%。如此龐大青年群體的多數在社會發展中陷入困境，成為希拉剋運動爆發的助推器。
首先，青年人職業發展遭遇挫折。獨立以來，阿爾及利亞初等教育的普及推動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增加，全國大學生人數從1999年的42.5萬人增加到2019年的170萬人，20年間增加了4倍。學歷的提升使學生及其家人對就業前景報以極大期待，但現實情況不僅沒有達到預期，反而連基本的就業也成了問題。現實的遭遇增加了個人對發展規劃前景的挫敗感。當青年踏出校園成為社會上失業大軍中的一員，在自我期望與現實的落差之間，部分青年再次受到來自貧富差距的衝擊。當城市裡的青年人在環境優雅的咖啡廳裡享受生活時，貧困地區的青年們最多隻能出現在清真寺、足球場或俱樂部等場所躲避現實的殘酷。個人境遇的挫敗與群體的異質性使這一充滿活力的群體變得尤其哀怨。
其次，青年人政治參與陷入困境。一方面，政治參與熱情不高。選舉是政治參與最直接的方式，能夠參加選舉意味著公民參與了國家管理。在阿爾及利亞，關於參與投票和社會團體的法定年齡是18歲，有資格成為議會議員的法定年齡為23歲。阿爾及利亞政治體系的封閉性特徵大大降低了選舉過程的重要性，導致阿爾及利亞選舉的投票率一直不高，青年人願意參加投票的人數還不到20%。在議會中，出現了年輕議員應該進入議會而大齡議員卻不願離開的矛盾。據統計，2013年阿爾及利亞30歲以下議員的比例僅佔1.1%。
另一方面，政治途徑受限。近年來，傳統政治參與的途徑愈來愈不受信任，一些政黨或者社會組織不能及時消解社會不滿與正當訴求，無法充當政府與社會的調解人這一角色。主要表現有以下幾點：第一，進入21世紀以來，地方性的抗議活動屢見不鮮，主要訴求無非就是住房、就業等基礎性的社會需求問題，這恰恰證明了傳統溝通途徑不能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民眾積累的不滿與訴求只能以抗議的形式表達。第二，作為社會主要力量的青年人對於加入社會組織以及政黨的興趣不高。2012年，接受調查的阿爾及利亞年輕人中，有4.7%的人表示自己是某個協會的成員，1.5%的人隸屬於某個工會。調查顯示，只有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是政黨成員或參與過政黨活動，43%的受訪者表示對政黨持負面看法。政府對公共空間的管制加速了傳統途徑的衰落，特別是2012年1月政府透過關於社會團體的法律，社會團體獲得法律承認的認證規則變得更加複雜且難以滿足，大大制約了社會團體的活動空間。第三，青年人缺少表達合理訴求的途徑。阿爾及利亞憲法序言中將青年人定義為：青年人應是國家克服經濟、社會和文化挑戰承諾的核心，並將繼續支援這一承諾主要受益者的後代；憲法第37條將青年表述為建設祖國的主力軍，國家應確保提供發展和增強青年能力所需的一切必要條件。政治精英意識到青年群體的活躍程度高，並且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故而在統治中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在實際操作中，青年群體並沒有得到憲法中規定的“必要條件”，反而在政治參與中受到限制。2019年2月，因為沒有表達不滿與合理訴求的平臺，青年們聚集到首都的體育場館表達憤怒與沮喪。
最後，青年人與上一代人的代際問題。當前的青年群體大多是內戰期間甚至內戰之後出生的，他們對國家歷史的瞭解都來自書本與他人的口述。第一，獨立戰爭期間獲得民眾大力支援的軍隊在青年群體中的威望遠遠不及上一代人，軍隊精英所獨有的政治合法性受到動搖，為希拉剋運動後期要求的提出做了準備。第二，沒有親身經歷那段漫長又慘痛的內戰記憶使他們具備了系統改革政治的勇氣，這為希拉剋運動的長時間持續提供了心理暗示。無論是在希拉剋運動爆發初期布特弗利卡針對第五任期所做出的讓步，還是後來當局針對腐敗官員所做的讓步，都不能使希拉剋運動像2011年騷亂一樣被平息。這恰恰證明了政治精英對老一代人的讓步策略在年輕人的身上將越來越不起作用。
（四）網路媒體的發展增添了政治發展的風險性
媒體輿論對於社會關係建構的作用不可忽視，它不僅可以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是可以承載各種形式的競爭與互動。網際網路作為新興媒介，對2011年的中東變局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本次抗議運動也同樣離不開網路媒體的加持。2003年，阿爾及利亞開始接入寬頻網際網路，由於網路成本高，電腦價格的昂貴，直到2010年其網際網路普及率僅為12.5%，2011年增長至14%，2019年已經達到49.2%。這解釋了2011年阿爾及利亞網路動員失敗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希拉剋運動網路宣傳成功的原因。
美國網際網路專家克萊·舍基（Clay Shirky）認為，“臉書”“推特”“油管”、部落格和手機等社交媒體在政治領域的使用改變了社會運動的傳統組織方式，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資訊來源，降低了協調成本，提高了資訊交流的速度。網際網路本身所具有的受限小以及實時性等特點，使其成為組織宣傳希拉剋運動的最佳方式。一方面，與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形式相比，網際網路受政府的輿論控制更小。在阿爾及利亞，統治精英嚴格控制與政府相關的任何不利輿論，甚至不惜逮捕拘留等措施懲治“發表不當言論的人”；再加上總統選舉過程中電視廣播的應用，使傳統媒體被人們公認為“國家媒體”。與之相比，作為新科技革命的產物，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大大加快了資訊傳播的速度，這大大降低了國家對資訊傳播進行干預的可能。
另一方面，網際網路的實時性使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民眾變得親密無間，從而實現了跨地域交流。廣大民眾將網際網路作為宣洩情緒與交流的主要場所，國內一些政治精英的腐敗醜聞在網際網路上的迅速蔓延，再加上民眾看到了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進步，這大大增加了民眾的心理落差。面對各自生活的困難，網際網路在民眾之間建立了共情關係。得益於網際網路本身的特徵以及阿爾及利亞民眾的共情，2019年2月22日抗議活動的爆發緣於人們收到了一條帶有詳細指示的匿名資訊。資訊內包括在特定城市舉行集會的時間和地點，要求攜帶樂器和哨子，而不是旗幟，以示這將是一次完全和平性質的活動。同時，它還告誡人們不要與安全部門發生衝突。隨後在希拉剋運動的整個程序中，都離不開網路媒體的使用。
三、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的新特點
希拉剋運動自2019年2月份爆發持續至今。縱覽其發展過程，本次抗議運動與2011年前後的抗議浪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更多呈現的是全然不同的特點。與2011年相比較，這次抗議運動似乎更像是民眾進行社會參與的工具，抗議者試圖重塑國家政治參與機制，以達到變革整個國家政治體系的目的。透過抗議者的持續性施壓，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廉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發展。
第一，抗議主體的年輕化。世紀之交，約什·馬丁（Josh Martin）曾預言：“忘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吧，對阿拉伯國家來說最大的挑戰不是來自那些邪惡科學家的實驗室，而是阿拉伯家庭中無以計數的搖籃。”如今看來，這似乎已經變成阿拉伯世界的現實。阿爾及利亞青年人占人口總數的絕大部分，這一主要在“黑色十年”前後出生的群體成為社會運動的主要力量。這些青年受宗教或世俗因素限制較少，更能接受開放的思想；他們不再停留在對內戰的反思，而是更關注現實的政治和經濟需求。正如一位參加希拉剋運動的青年學生所言：“我為年輕人而戰。我和我的朋友們正在進行一場真正的革命，我們正在做我們長輩們沒有完成的事情。過去批評我們的老年人現在發現我們有能力有所作為。該由我們挺身而出了。我們無所畏懼，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願意做任何事情。”走出校園學生在就業與生活上的情況，遠遠不及他們想象中的願景，而且無法看到改善的希望。就在青年們苦苦掙扎於現實的無助中時，布特弗利卡宣佈仍要參加下一屆的總統選舉，這一訊息點燃了青年們的憤怒，這些熟悉現代網路工具、政治態度活躍且激進的青年人群紛紛走上街頭，併成為 希拉剋運動的主力軍。
第二，抗議者身份的同質化。現代社會的內在特徵是異質的，同時也為多元價值的共生創造了空間。沙德利總統時期的市場化改革加速了阿爾及利亞的社會分化，並沿著不同的認同邊界出現了身份政治的分裂與對抗，這主要表現為兩個層面：其一是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身份之爭，導致了柏柏爾之春的出現；其二是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爭，導致了長達十年的血腥內戰。因此，布特弗利卡執政初期的首要任務是重新實現民族團結，模糊不同身份的政治表達，為實現社會安定創造條件。近年來，柏柏爾人運動再次復興，但在這次抗議運動中，柏柏爾人非但沒有借希拉剋運動的興起發難，反而與其他抗議民眾一同為民主鬥爭。對執政當局的不滿成為不同身份的抗議者實現聯合的基礎。儘管當局曾警告稱不允許攜帶除國旗外的其他旗幟出現在抗議活動中，試圖以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為切入點，使希拉剋運動從內部瓦解，但這種計劃顯然沒有成功。在阿爾及利亞講柏柏爾語的地區，同樣使用“沒有柏柏爾人，沒有阿拉伯人，沒有種族，沒有宗教！我們都是阿爾及利亞人！”作為抗議運動的口號。除了柏柏爾人問題以外，宗教問題也是阿爾及利亞較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在經歷了內戰以後，伊斯蘭政黨的影響力正在減弱，普通民眾對其思想和主張往往並無好感。早在示威遊行的第二週，社交媒體上的公民就呼籲抗議者要提高警惕，特別是防止伊斯蘭主義者對該運動的“劫持”。例如，2019年的抗議活動中，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陣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Front）領導人阿卜杜拉·賈巴拉（Abdallah Djaballah），被抗議者高喊“滾開”趕走。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包括柏柏爾人在內的學生、工人以及伊斯蘭主義者在內的抗議者雖然在希拉剋運動中具有身份同質化特徵，但當面對提出更為具體的要求時，往往並不能達成一致。
第三，抗議方式的和平化。阿爾及利亞人認為，非暴力抗議和社交網路是為阿爾及利亞民主未來而戰的最佳途徑。希拉剋運動從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非暴力傾向，抗議者竭力避免與警方產生任何衝突。從抗議活動的秩序與紀律來看，數以百萬計的抗議者走上街頭，他們拋棄了2011年在街頭政治中打砸搶等行為，而是採取一邊手拿橫幅遊行，一邊高喊和平的理性方式進行鬥爭。因此，這次抗議運動又被稱為“微笑革命”。抗議者在示威活動中向警察遞送鮮花，並且幽默地將室內養殖的綠色植物帶到了抗議活動現場澆水，以此回應警察向他們噴射水槍的威脅。在秩序井然的抗議活動結束之後，街道上沒有殘留任何痕跡，甚至抗議現場留下的垃圾也被抗議者清理。這次抗議運動採取和平化的鬥爭方式的原因在於民眾拒絕任何以意識形態的分界線。他們主張透過紀律性較強的和平抗議，以向政府施壓的方式來達到鬥爭的最終目的。同時，軍方也改變了對希拉剋運動的否定立場，在運動初期便讚揚並承認了民眾運動的合法性，來確保軍隊對未來政治發展程序的影響力。
第四，抗議週期的常態化。希拉剋運動自2019年2月開始持續至今，每週都有抗議者走上街頭。除了一些律師、法官和學生等民間組織會在一週組織幾次遊行以外，抗議活動基本都是在每週的星期五進行。甚至是在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的情況下，抗議活動仍繼續進行，只不過希拉剋運動會依據相應的政治主題而出現人數和區域的變化。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阿爾及利亞政府於2020年3月開始禁止示威活動，由此引發異議。抗議者認為國家利用他們不在街頭而拒絕進行有意義的改革，並以抗擊疫情為籍口來消極回應民眾對憲法改革的廣泛要求。例如，學生促進變革聯盟（Students Rally for Change）認為，希拉剋運動必須避免被當局指責阻礙政府抗擊新冠疫情措施的實施。雖然疫情使民眾無法像以往那樣走上街頭，但是抗議活動並未停止，在社交媒體上表達政治主張成為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希拉剋運動的“新常態”。
四、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的發展趨勢
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是中東劇變以來阿拉伯國家發生的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對阿爾及利亞的傳統威權主義政體構成了嚴峻的挑戰。這場社會變革的發展趨勢，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在中東劇變中極力推動“民主化變革”的美國和歐洲也對此紛紛予以表態。與強力支援突尼西亞、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國反政府力量不同，歐美對阿爾及利亞所發生的希拉剋運動態度相對謹慎很多。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羅伯特·帕拉迪諾（Robert Palladino）表示，美國持續關注阿爾及利亞的希拉剋運動，支援阿爾及利亞人和平集會的權利。而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發言人瑪雅·科齊揚契奇(Maja Kocijancic)則宣告，歐盟希望阿爾及利亞人能夠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在域外國家不直接推動社會激進革命的前提下，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的未來發展主要取決於各方政治力量的互動博弈以及政府對引發希拉剋運動的核心問題的回應。
第一，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可能會走向分化。布邁丁執政後基本結束了本·貝拉以工人自管為特徵的大眾動員政治，在經濟上推行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特徵的工業化，將民眾排除在管理體系之外，在政治上則奉行“福利換穩定”的治理模式。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市場化改革，大眾參與國家管理的願望與行動在民主化改革以後才大規模產生。但隨後的十年內戰，再次凸顯了穩定的重要性。直到2010年以來的中東劇變，為民眾提供了重新反思國家治理模式的契機。這種反思以2019年布特弗利卡宣佈參加第五任期的競選而轉化為行動，希拉剋運動由此爆發。從當前形勢看，希拉剋運動仍會繼續對阿爾及利亞政權構成挑戰，但從運動的內在特點來看，它存在著分裂化的趨向。
首先，希拉剋運動的最初階段是集結社會各階層所形成的反布特弗利卡連任的抵制陣線，其反對派特性決定了這一陣線是能夠模糊意識形態等身份特徵的暫時性聯合。希拉剋運動的發展也證明，民眾不斷透過網路空間等媒介構建新的反抗主題，來保持運動的凝聚力。但希拉剋運動的未來則取決於政治訴求的趨同和政治共識的達成，從現階段看這是無法實現的。
其次，希拉剋運動的內部成分複雜且參與動機多樣化。希拉剋運動雖然強調不以某種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同質化特徵，但這並不能掩飾抗議者身份和思想的多元性。各種不同身份的抗議者雖然都主張政府進行改革，但對改革的目標則完全不同，因此就出現了部分抗議群體在目標實現後從希拉剋運動中撤離，並轉變為政府的支持者。另外，雖然希拉剋運動反對各反對派政黨和政治組織主導運動的發展，但這些政黨和組織不願意錯過這次政治投機的機會。因此，隨著政府改革措施的持續推進，希拉剋運動存在繼續分化的可能。
最後，希拉剋運動存在民粹主義的特徵。當前希拉剋運動的超黨派特徵使其排斥政治精英的參與，短時間很難達成核心訴求和立場，這就會出現抗議者為了抗議而堅持抗議局面。他們不與當局進行和解，雙方始終處於膠著狀態。如果一直無法和解，那麼希拉剋運動很有可能會因為抗議者的疲倦而無果而終。
第二，阿爾及利亞政府對希拉剋運動的基本應對策略。軍人對政治的干預在阿爾及利亞獨立以後的歷史上並不鮮見。1965年布邁丁透過政變的方式推翻了本·貝拉的領導，使阿爾及利亞政治重新迴歸革命時代的“集體領導”；1992年軍方發動政變結束了選舉程序，成功阻止了伊斯蘭拯救陣線登上權力之巔，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2019年軍方對政治的干預亦是對軍方在政治程序中“糾錯”傳統的延續。鑑於希拉剋運動對布特弗利卡政府政治合法性的破壞，軍方在這場政治運動中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阿爾及利亞政治發展程序的方向。人民軍參謀長艾哈邁德·加伊德·薩拉赫發表電視講話，按照憲法第102條，要求布特弗利卡辭職，這成為軍方與布特弗利卡政權割席決裂的標誌。根據阿爾及利亞的歷史經驗，軍方干預政治是阿爾及利亞下一步政治改革的前提，而軍人對新政治制度建立的參與才是政治體系系統化變革的第一步。因此，從以往軍人干政後短期策略來看，政府會採取相應措施來滿足社會的基本訴求；從長期策略看，政府會重新修訂憲法來滿足改革呼聲，並重新開放各層級的議會選舉。特本政府試圖透過大力反腐和推進經濟改革，來破解阿爾及利亞當前的政治難題，但現階段仍在延續的抗議運動說明，這些措施還尚未達到預期的效果，特別是政治領域的改革仍是希拉剋運動的核心訴求。就當前阿爾及利亞形勢而言，協調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關係是實現從混亂到穩定的關鍵步驟。首先是協調政權內部的權力關係。在軍方的支援下，特本政府以反腐之名對布特弗利卡的親信及其掌控的部門進行了初步的整肅，但軍方並不願完全推翻傳統的政治體系，而是希望在憲法框架下完成新的權力安排。這一安排既要考慮政權內部的權力平衡，也要兼顧社會對政治改革的呼聲。因此，現階段的改革尚處於軍方還政於民的過渡時期。其次是協調政權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軍方意識到，一年來的希拉剋運動已經創造出獨立於政權之外的政治表達空間，民眾透過這一非傳統政治參與途徑對政權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因此，政府必須繼續推進改革，來疏導公共政治空間積蓄的政治力量，重新建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2020年11月1日是阿爾及利亞打響武裝反抗殖民主義第一槍的紀念日，政府選擇這一天進行憲法草案公投毫無疑問是希望藉助其象徵意義來重新建立凝聚力。
第三，阿爾及利亞政府與社會互動的可能結果。特本執政以來試圖構建一個新阿爾及利亞的形象，他試圖重新建立政府與社會新的互動模式，努力改變以往政治精英所主導的“唯發展”理念，關注社會民眾對改變現狀的普遍訴求，使當前的改革繼續向前推進。首先，發展多元經濟成為改革的重點。當今經濟全球化趨勢並未因世界經濟低迷而走向衰弱，阿爾及利亞的經濟結構過於依賴石油、天然氣等資源，資源型的經濟更容易受到國際資源環境的影響。在過去的歷史中，國際資源價格的波動都會嚴重影響阿爾及利亞的經濟，自20世紀末開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政府已經著手開始調整經濟結構，但是國內經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油氣資源。阿爾及利亞《自由報》發表社論，認為必須改變石油作為鞏固政治體制的能源這一現狀，並使之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工具。阿爾及利亞正在將公共資金繼續向勞動力需求較多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傾斜，同時採取鼓勵措施，發展多元經濟模式，提升國內市場的經濟活力，實現經濟穩步增長。
其次，在不破壞現有政治體系前提下推進政治改革。當前青年人對於政治精英在獨立戰爭和內戰期間所建立的政治合法性越來越持懷疑態度，況且政治精英對權力的壟斷以及其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青年人認為當前政治精英的統治是不合格的。政府對社會的普遍心理做出及時反應，2020年10月4日，特本在部長會議上發表了持續推進改革的決議，強調加強司法和法治，以推進政治民主程序，恢復國家威望。但阿爾及利亞憲法草案公投23.7%的低投票率就是人們反感現實威權主義政治的明證，希拉剋運動要求系統變革統治秩序，改變現狀已經成為社會上普遍的心理。
最後，當前新冠疫情態勢為政府的改革提供了一個緩衝期。自2020年10月以來，全球疫情傳播重新出現轉折，阿爾及利亞受疫情影響，醫院重新出現病患增加而醫護人員和醫療設施短缺的情況。特別是11月份以來，新冠疫情重新成為公眾辯論的主要議題，社交網路上對病毒的恐懼超過了對政治變革的關注。雖然新的憲法修正案公投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但疫情造成的混亂局面為政府依照新的憲法修正案進行有序改革提供了契機。按照憲法修正案所構建的改革議程，政治空間將會對社會逐步開放。新冠疫情的持續為改革議程的執行減少了阻力，同時，改革議程的落實也會進一步催化希拉剋運動內部新的分化，這場新冠疫情的流行期或許能夠成為政治改革的過渡期。
總之，阿爾及利亞希拉剋運動的爆發需要將其放在阿爾及利亞政治發展的程序中審視，其原因是在社會與政治體系發展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在中東變局浪潮中，阿爾及利亞政治精英得益於經濟情況暫時良好能夠給予民眾經濟上的讓步，及時將騷亂平息，然而騷亂產生的根源並未得到清除。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希拉剋運動可被稱為阿爾及利亞遲到的“阿拉伯之春”。但阿爾及利亞的希拉剋運動所體現出來的特點又使其與中東其他國家的政治劇變區別開來。這次希拉剋運動對阿爾及利亞威權主義政權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考驗，政權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可能成為影響地區整體政治生態的新變數，值得對此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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